Mr.Q2016-05-02

何谓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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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岳 2016-05-14

您好。迟复为歉。国学一名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国学一名十分空洞,缺乏进一步的规定性。国学能否等同于一国之学?美国是一个国家,英国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国家。倘若我们把国学理解为一国之学,那么美国理应有美国之学,英国理应有英国之学。国学一名无法突出中国之学的特质。
倘若我们缩小范围,认定国学之“国”指的是中国,那么,问题依旧没被解决。这一名号仍然很空洞。中国历史漫漫千载,学问庞大冗杂。如果我们这样界定国学,那么,似乎目之所及的一切都能称为国学,正如国学热所反映出来的那般。
国学一名之所以问题重重,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这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的产物。近代以来,我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变局。西方强势文明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一开始,我国向西方学技术,再到学制度,再到学思想,学文化。除了封建黑暗之外,华夏几千年文明别无他物。中华大地成为一个巨大的培养基。任何西方理论都可以在此历练一番,赢得不少拥戴。人们都知道,倘若食不时、食无止,难免会消化不良。很难想象,短短一百多年来,我国引起了多少技术、多少制度与理论?这些引进物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吾国所化,成为内在的一部分?
对于西方文明,我们是否学有所成,相信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答案。然而,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技术的引进与理论的模仿并未能强化吾国的民族认同感,反倒引起了始料未及的混乱局面。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自己将到哪儿去?早在上个世纪,身份迷失与认同危机已经爆发。
不论谁读了闻一多的《祈祷》,都会被他的困顿与迷茫所深深触动。“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无数知识分子渴望得知,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其民族性在哪里?上一世纪,尽管全盘西化是大趋势,也有少数学者在这洪流中屹立住,如钱穆、吕思勉、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等大家。他们深谙,身份迷失与认同危机所产生的彷徨与无归属感不可能由对他者的模仿来根治,无不立足于传统历史与学术语境,找寻中国学术思想的存主之处。
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看清,全盘西化并不能解决问题。高校国学班纷纷成立。中国哲学专业不断被推广。这些现象都表明,我们渴望与他者有区分,渴望认清自己,是其所是。然而,这种区分是什么?我们如何是其所是?这些问题仍旧无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国学”之名还在使用。这个充满问题、内涵空洞的名称本身就反映出当下的混乱与迷茫。
从整体上看,文史哲领域都存在与传统脱节的问题。背离了历史语境与传统的言说方式,学界多借助西方治学模式与话语体系来建构人文学科。以中国哲学为例,学界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至今未达成一致。很多治西哲的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的,《论语》最多只能称作箴言式的道德说教。退一万步讲,哪怕中国哲学一名被大家所承认,中国哲学如何言说,也是个问题。关于此,学界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欲治中哲,必须完全回到古人语境,字字推敲,切磋琢磨。也有学者认为,中哲经典只是一些混乱的质料,本身缺乏清晰的逻辑脉络,须借助西方逻辑对传统文本进行一番深入彻底的整合。还有的学者赞同王国维先生的立场,不通西学,无以治中学。应汇通中西之旨,同时让二者保持有差异的同一。尽管学界未达成一致,但套用西哲话语的确是当下中哲研究的潮流。研究性著作中,不乏“主体”、“客体”、“从现象学角度来看”、“认识论”、“本体”等说法。这些现象皆说明,尽管学人迫切地渴望是其所是。我们如何能够是其所是,这种区分何在,仍旧在探索中。
一方面,高校内对于中哲之所是、中哲之言说未形成定论,群龙无首。另一方面,社会上诸多国学启蒙大行其道,好不热闹。从根本上来讲,高校的中哲教育、国学教育与社会上的国学启蒙严重脱节。大学里不乏严谨治学、思想深刻、志向高远的学者,但他们所授之课多面向在校大学生,所著的多是学术著作,出版数、影响力自然不及畅销书。不少学者淡泊名利,不愿成为在电视媒体上抛头露面的公众人物。一旦为这些事分心,势必逐于名利,影响学术研究。因此,他们的知名度往往很低。而且,在知名度与学养无甚关联的时代,汲汲于提升知名度也没太大意义。
与高校学者相比,社会上打着国学教育旗号的人往往缺少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学养尚浅。他们或许也曾从事教育行业。但教龄的长短与得传统义理之精髓是两码事。学养不够,当然只能从最皮毛的读物入手。无怪乎普通民众脑海中的国学教育离不开那众所周知的《弟子规》与《三字经》。而且,如果没有深厚的学识为支持,哪怕以《论》、《孟》为教材,恐怕所讲也卑之无甚高论,多半是把孔孟等同于道德说教家。
我们未能明其区分,是其所是,以致于“国学”这一缺乏规定性的名号仍旧被使用。而高校教育与社会国学启蒙的脱节,使得大众对于国学的理解陷入了重重误区,本末倒置,把外在的形式或操作等同于真国学。
学问有本末轻重之分。
个人以为,国学之根本在于义理之学、明道之学。真学问需要沉潜,需要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往精神。这并不是搞几个活动、喊几个口号、穿几套汉服就能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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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些对付疫情的方法与措施值得了解与借鉴,1、比如对付麻风的的方法是隔离,早期是将患者驱逐出境(乡镇),近代以来是建立麻风病院,将患者集中在规定地区疗养,禁止与外人接触;2、急性和大规模传染病突发时采取强制性封户或者封城,阻断传染病的传播与扩散,比如1911年东北发生的鼠疫事件,伍连德采取的就是切断由东北进入山海关的火车,将疫情首先控制在东北地区,防止疫病散播至关内;中世纪英国小镇爆发疫情时,镇内居民主动封城,自我牺牲,以中断疾疫外传;也有感染的患者和家庭在家自我封 闭;或者是是建立专门时疫医院,集中接待传染患者,专门治疗,并与医院其他患者隔离。3、建立严格的检疫的制度,这点前面已有回复;4、接种疫苗,历史上持续爆发的天花,导致的总体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鼠疫,死亡率高达 25%,自宋代以来,中国社会采取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亚洲其他国家和阿拉伯医生也会此方法,18世纪前后人痘接种法传到欧洲,1796年英国人痘接种师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成为有效对付天花的无害疫苗,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此疫苗 的作用与重大意义,英国议会立法强制推行接种疫苗。疫苗接种的方法有效防治诸多传染病的爆发,类似20世纪之前危害社会与人群的斑疹伤寒、白喉等传染病得到控制;5、每次疫情爆发,伴随而来的另一场隐性瘟疫:流言、谣言和迷信、非科学的所谓民间疗法的传播,这些社会性疫病,其传播速度更快、感染人群更快,其危害并不见得比生物性疫情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易造成社会恐慌;因而防治疫情的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信息透明、科学知识普及和及时的防治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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