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杨

我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史博士生,有关法国历史的问题,问我吧!

我是昭杨,法国史研究道路上的修行者,也乐意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分享给大家,从圣女贞德到拿破仑,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对法国历史有兴趣的朋友来找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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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5-05-18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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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杨 2016-05-10

你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我看来,英国历史学家提出亨利五世如果不早逝英法战局会怎样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就是英国人长期以来不甘于百年战争失败的心态的一种体现,虽然这种心态在当代已经很淡了。同样,法国也有如果拿破仑赢了特拉而法加或如果拿破仑不去发动俄罗斯战役这样的假设,其实都是一个民族不甘心失败的情绪体现罢了。
亨利五世在军事上的确有特别的才能,但是他的成功并非完全建立在英格兰本身的实力之上。一方面.15世纪初法国王室的内斗带来了很大的内耗,勃艮第党人和阿马尼亚克党人争权夺利,甚至暗杀对方首脑,这给亨利五世征服英国北方提供了机会。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亨利五世的对手是法王查理六世,现代史家对这个国王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他的种种行为和迹象表明他是间歇性精神病患者,这在法国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亨利五世的胜利其实也是很偶然的。
即使这些偶然因素都没有变化,而且亨利五世没有早逝,英国就能赢得百年战争的胜利吗?我看未必。一方面,英军在法国北部的掠夺和暴行已经激发了当时法国人的民族情绪,圣女贞德被拥护和欢迎就是代表,除了她之外,还有其他故事,传说表明英占区的法国人对压迫已经到了不可忍耐的地步。第二,英国势力的扩展很大程度上在于联合勃艮第公国,勃艮第公国是法国瓦卢瓦王朝的支系,虽然勃艮第长期和法国王权为敌,但他们真的愿意看到一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强大王权兴起吗?恐怕未必,维持弱势的法国王权才能让勃艮第公爵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历史上的末代勃艮第女公爵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联姻,打造出强大的查理五世帝国。我相信如果英国势力继续膨胀,勃艮第必将采取手段进行制衡。
所以,亨利五世不早逝,他的征服法国之路也会处处坎坷。

昭杨 201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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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个问题是汉唐书法史中的关键问题。
至少在汉唐时代,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专职“书法家”,没有文联、书法家协会一类的事物,后世所谓“书法家”在当时都是知识阶层,都是官员,而他们的地位是社会舆论给予的。
那么,舆论的推手有哪些人呢?按惯例,放一条史料。《颜氏家训·慕贤》载: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少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牍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简单解释一下。南朝梁时,有个出身寒微的人叫丁觇,他字写的很好,所以在元帝手下当书记官,负责抄写文书、档案,但起初并不为人所看重。后来,善书法的国子祭酒萧子云问传送文书的人:“书手是谁,我咋从没听说过?”待听说姓名后慨叹道:“这样的人没有名声,奇了怪了。”在这之后,世人对丁觇的态度发生大转变。后来丁觇去世,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人,想要得到一张丁觇抄写的信件都不能够了。
这件事生动说明像萧子云这样的士家大族成员方才具备品评书法的资格,而一般大众是没有评判资格,甚至没有鉴赏力的。品评书法的高峰出现在南朝时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王愔《文字志目》、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一批书论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汉晋书法的印象,而这些书论家无一不是士族成员。至于唐,大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是官品甚高的大学士,颜真卿更因其忠烈而被封神,影响这些评价的最大要因都是社会舆论。而后世接受的书法史便是这样层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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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汉唐时期所谓“正书”,如您所说从隶书过渡到楷书,并在初唐至于鼎盛,是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后一次字体变革。其中,笔法变化是逐步完成的。
首先要指出,书写材料的改变是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汉代,竹、木简牍是日常的书写材料,而从竹木的原生状态到成为可供书写的简牍,工序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难以实现批量生产的。再加上简牍体积较大,保存不易,所以会造成两个结果:1.掌握书写技能的人比较少、门槛比较高。许慎《说文》引《尉律》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会写九千个篆书是汉代成为基层书记员的基本条件。今天我们能够见到很多秦汉简牍,其大部分书写水平是极高的,但他们只是先民中占比很小的一群人;2.为了节省材料,减轻运输、保存的压力,刀笔吏(文书官员)会想尽办法提高单枚简牍的容字量,这便是隶书呈扁长形的根本原因。而为了字形美观,也可能是手部肌肉的惯性作用,隶书的两侧会较为舒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蚕头燕尾”。
时代到了两晋,纸张产能逐步提高,进而推广。我们看到敦煌出土大量的两晋残纸,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也都在纸上写字。造纸技术一旦经过改良,其批量生产是较容易实现的,于是上一段说到的两个结果在此时都发生了转变:1.由于书写材料较为易得,参与书写的人群得以扩大,但其中很多人文字书写水平并不高,难以写出标准的隶书。所以为了书写方便,一种“新隶体”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是“由于溶入了草书笔法,如较多地使用尖撇和接近后来楷书硬钩的笔法,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面貌”(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1993);2.纸张一来易得,二来保存、运输相对轻省,三来幅面宽阔,不似木简般狭长。基于这三点,人们的书写逐步得到解放,字形由扁长渐趋方整,字距、行距也没有拘束,再加上本身书写能力的不足,一些隶书笔法便悄无声息地退散了。
后代书论家往往无法总结出促成变革的社会动因,而乐于把功劳赋予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新派书家身上,这大概也算是“英雄史观”的一个案例吧。
以上,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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