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钢

我是在尼泊尔做过志愿者的陈荣钢,关于参加海外志愿者项目和尼泊尔的问题,问我吧!

我在海外读研,今年七月参加了尼泊尔的志愿者项目,主要工作地点在尼泊尔首都、第一大城市加德满都和第二大城市博卡拉。大家可以向我询问申请海外志愿者项目的简单问题。另外,尽管我的项目不与震后援建相关,但也去了不少地方,了解到震后尼泊尔的现状和需求。如果你想了解诸如尼泊尔恢复情况、旅行可行性等方面的问题,我也会试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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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2015-07-29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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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尼泊尔属于中国吗?

陈荣钢 2015-08-26

Noah2015-08-03

在您看来,尼泊尔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谢谢。

陈荣钢 2015-08-04

尼泊尔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不便一概而论,因为尼泊尔地区差异大,阶层悬殊,有人能接触到不少中国人,有人却不行。
1)我工作时遇到的中小学生对中国和中国人都充满了好奇,却不了解,比如他们问我“CHINA”是不是“Cow Hunting is not Allowed”的缩写。他们说不出对中国人是什么印象,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中国人。他们会让我给他们取中文名;会问我家里有几个人,是不是也是十几个;会问我来自哪里,却说不出一个中国城市的名字。
2)我在博卡拉住的农民家房东是个十岁女儿的母亲,她也不了解中国,她丈夫在利雅得工作,所以她只知道沙特。但我在博卡拉旅游区遇到的人都青睐向中国人做生意,就连出租车司机也说你们中国人消费很大方。博卡拉的纪念品商店大多挂着中文宣传招牌,许多用的还是时兴的网络用语,就连路边卖仿古佛像的老太太都会说一两个中文词汇吸引你的注意。
3)我在加德满都机场被海关人员拦下来,他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他就用中文问我要小费,我说没有,他说你们中国人应该有的,下次记得给。
4)我们组织的当地协调人员跟我说,中国政府在震后援助了尼泊尔不少东西,还是很感谢的。
5)一个小女孩跟我说中国人很聪明,能拍出她最喜欢的“卡通片”《海贼王》,我告诉她那是日本动漫,她却问**本在哪里。
6)一个尼泊尔女教师说,她见过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男生都很cute,但似乎不那么能歌善舞,太羞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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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个问题是汉唐书法史中的关键问题。
至少在汉唐时代,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专职“书法家”,没有文联、书法家协会一类的事物,后世所谓“书法家”在当时都是知识阶层,都是官员,而他们的地位是社会舆论给予的。
那么,舆论的推手有哪些人呢?按惯例,放一条史料。《颜氏家训·慕贤》载: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少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牍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简单解释一下。南朝梁时,有个出身寒微的人叫丁觇,他字写的很好,所以在元帝手下当书记官,负责抄写文书、档案,但起初并不为人所看重。后来,善书法的国子祭酒萧子云问传送文书的人:“书手是谁,我咋从没听说过?”待听说姓名后慨叹道:“这样的人没有名声,奇了怪了。”在这之后,世人对丁觇的态度发生大转变。后来丁觇去世,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人,想要得到一张丁觇抄写的信件都不能够了。
这件事生动说明像萧子云这样的士家大族成员方才具备品评书法的资格,而一般大众是没有评判资格,甚至没有鉴赏力的。品评书法的高峰出现在南朝时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王愔《文字志目》、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一批书论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汉晋书法的印象,而这些书论家无一不是士族成员。至于唐,大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是官品甚高的大学士,颜真卿更因其忠烈而被封神,影响这些评价的最大要因都是社会舆论。而后世接受的书法史便是这样层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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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汉唐时期所谓“正书”,如您所说从隶书过渡到楷书,并在初唐至于鼎盛,是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后一次字体变革。其中,笔法变化是逐步完成的。
首先要指出,书写材料的改变是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汉代,竹、木简牍是日常的书写材料,而从竹木的原生状态到成为可供书写的简牍,工序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难以实现批量生产的。再加上简牍体积较大,保存不易,所以会造成两个结果:1.掌握书写技能的人比较少、门槛比较高。许慎《说文》引《尉律》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会写九千个篆书是汉代成为基层书记员的基本条件。今天我们能够见到很多秦汉简牍,其大部分书写水平是极高的,但他们只是先民中占比很小的一群人;2.为了节省材料,减轻运输、保存的压力,刀笔吏(文书官员)会想尽办法提高单枚简牍的容字量,这便是隶书呈扁长形的根本原因。而为了字形美观,也可能是手部肌肉的惯性作用,隶书的两侧会较为舒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蚕头燕尾”。
时代到了两晋,纸张产能逐步提高,进而推广。我们看到敦煌出土大量的两晋残纸,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也都在纸上写字。造纸技术一旦经过改良,其批量生产是较容易实现的,于是上一段说到的两个结果在此时都发生了转变:1.由于书写材料较为易得,参与书写的人群得以扩大,但其中很多人文字书写水平并不高,难以写出标准的隶书。所以为了书写方便,一种“新隶体”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是“由于溶入了草书笔法,如较多地使用尖撇和接近后来楷书硬钩的笔法,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面貌”(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1993);2.纸张一来易得,二来保存、运输相对轻省,三来幅面宽阔,不似木简般狭长。基于这三点,人们的书写逐步得到解放,字形由扁长渐趋方整,字距、行距也没有拘束,再加上本身书写能力的不足,一些隶书笔法便悄无声息地退散了。
后代书论家往往无法总结出促成变革的社会动因,而乐于把功劳赋予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新派书家身上,这大概也算是“英雄史观”的一个案例吧。
以上,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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