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钟

我是建筑师小钟,有关建筑文化及设计行当的点滴,问我吧!

我是一个从业六年的建筑师,曾与同事共同或独立完成包括火车站、住宅、医院、体育场馆等项目。
建筑设计是个混杂了理性与感性的行当,我们的国家有着与巨大的建造活动不相匹配的公众建筑文化认知,普罗大众接触的建筑文化知识要么过于艰涩,要么过于波普,流于形式。作为一个年轻建筑师和热爱建筑文化的个体,希望能以浅显通俗的话语,与大众尤其是非建筑专业的普通人探讨建筑文化,聊聊建筑学八卦,欢迎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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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 2015-12-01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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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钟 2016-11-18

你好。从设计院的情况看,今年确实比去年要忙,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这是否预示着行业的回暖则要打一个问号。受益于国家投资以及今年的PPP模式的推动,一些项目赶在年底前上马,这两个月会很赶。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所谓的回暖应该是不可持续的。我国仍处于结构转型的特殊阶段这一定位没有改变,一些城市的地产市场仍然有巨量库存;城市商业正悄悄经历一轮产业更新,来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传统开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城市更新需求,现在的城市化进程需要考虑的问题比之前更细致。在这个背景下来谈建筑设计行业的话应该是危、机并存。严峻的现实是整个行业的项目量和项目规模都在大幅收缩,市场传统意义上的项目量并不能满足原有的设计院体量。另外,一些设计院生产方式以前是面向图纸而不是建造,在现代城市更新以及追求差异化体验的情况下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当然也存在着转机,未来大型设计院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施工与设计的一体化经营,而全过程全专业覆盖项目也会越来越多,建筑、室内、景观的融合会更紧密。一些小的事务所可能会发挥小而精的特色形成逆袭。除此之外,应该就要转往其他类型的公司吧,除非现行土地制度能有颠覆性变革。对于建筑设计从业人员而言,拼体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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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上次有说道可以再聊聊人及人的活动对城市建设的影响,望有机会分享?

小钟 2016-11-08

你好。感谢长期以来对城市和建筑话题的关注,以及对此长篇累牍、胡言乱语的宽容。很高兴能与你讨论该话题。关于人的要素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有太多可以切入的点:人口、工种、人文、年龄、族群、性别比、人的迁徙等。我们太过强调人与城市的经济关系,却往往忽视了人文关系。著名的人文地理学科鼻祖段义孚先生强调人的主观性情绪跟地理环境的独特联系。举个例子,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把归乡当作一个恒久的文化命题,中国人讲叶落归根,魂归故里;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海中漂泊十载终得回乡,在英雄主义的语境下回归也是自我涅槃的过程。人对故土的留恋,暗示出某种天然的羁绊。南橘北枳,也许人也是这样。之前提过很多欧洲城市是历史一层层累加的,罗马时代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到现代,各个时期影响的痕迹是可以被发掘的。人则是通过代际传播往下传承城市的印迹。行会制度以及严格的工艺保护使得手艺往往随亲缘流传,而东西方城市中共有的相同手工艺扎堆聚居的传统:比如西市的胡同住的都是铁匠,南面的码头旁多有米铺。而这些铁匠跟米商多世代聚居,形成稳定的人地景观。住在城南的米商的儿子每天要经过一座拱桥去上学,这座桥便是他对于故土的锚点;西式铁匠的女儿是个假小子,对打铁没兴趣每天听西市各地番商的口音,倒也学会了几句外语。以上这种古典城市的想象当然已经让位于现代功能城市的布局。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一方面城市环境塑造了当地人的气质,另一方面人的活动也会在城市里留下印迹。德国二战后很多城市被炸成废墟,但是靠着尚存的地下管网提供的走向线索,他们很快又把城市按照之前的脉络重新修起来。城市从物质上看当然是人的意念集合,但是这个人是谁却是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列斐伏尔说得更直接,他认为城市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城市的建筑空间与土地利用是特殊阶级的意志体现。如何在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框架内审视人地情结?如何看待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大都市形态与现有都会形态的本质异同?现代人在讲城市的便利、社交、充电、交通、运动、空气、购物等属性的实质,其实是用自身来形成一种空间形构的手段,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城市帮助塑造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构成了他认同的城市基础,同时每个人在这个空间内的行动又塑造了城市的面貌。比如,杭州的斑马线礼让路人,比如前阵子热议的重庆房价。每个城市人用自身的身体努力争取和扩展自身的空间,流动小贩、菜农、夜市排挡经营者,他们大多用的是城市的边角空间,对于他们来讲,那就是他能争取到的城市空间,而对于可能去消费的人,那就是他们城市公共性感知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现代城市的人地感知重要的一部分吧。

小钟 2016-07-20

你好。先要对你去实地体验城市的行为表示赞同,希望更多的人能像你一样能够关注不同城市在本身气质上的异同。回答你的问题:你指出的类似单一化缺乏人文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由于过去十来年我们国家多数城市基本上是进入一个绝无仅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而这个进程背后的驱动因素多为单一的经济,其他要素被遮蔽后导致城市的无序扩张,自然会产生相应的问题。这种逻辑基本上是哪里有价值洼地就往哪里圈,基本指针是经济利益,这是个目的性动作。而好的城市应该是一系列外部因子一层层叠加的结果。这些因子包括地理自然、历史城市脉络、人口、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环境卫生、人文教育等。地理要素基本确定了城市的基调,比如大湖之滨的芝加哥和海滨水城威尼斯就各有风味;历史脉络是指历史上的城市格局对现在的影响,老的建筑老的路网会影响现在的城市,避免一拆了之,仍然可以举威尼斯的例子;人口也是个重要因素,日本一些城镇的老龄化及少子化,中国的农民进城,法国的移民社区都会大幅改变城市社区形式;公共交通的优劣也能看出不同后果比如洛杉矶跟东京都市圈的对比...我们的快速城市化重点放在如何开展经济活动上,各种开发区、工业园、新的住宅区,各个功能块就像元件被锚固在电路板上,能够正常运转便好,最好不要有啥火花。这种功能至上的理念加上大干快上式的开发节奏难免会产生大量趋同的“现代”城市。可惜城市不是机器,更不是能“设计”出的某种计算结果,而是一堆必然及偶发事件的集合。现在,国家提小街区,开放街区的理念,较之前有进步,但是恐怕难落地,小街区是种结果,先出结果再上细则总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反而是要推动开发模式,产权形式的革新,确立价值认同才做方法取舍的内容。乌镇结合互联网大会的模式我觉得就是个有意义的尝试,美中不足仍然是在一个相对受限的空间内。空间加内容加市民是未来城市丰富自身活力的有效尝试。以上是第一个方面关于城市本身的要素的认识,改天聊下第二个方面关于人及人的活动对城市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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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不过涉及的问题较大, 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色,不同作品也有不同的内涵;而且还牵涉到“武士电影”的定义和“武侠片”的定义,因此很难笼统地回答。这里,就选黑泽明的《七武士》与李安的《卧虎藏龙》作为例子,简单地谈一下吧。
首先,关于两者的相同点,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两者都以“打”为特点。尽管武士用刀打,侠客动拳脚,有时也使用各种兵器。黑泽明《七武士》中挥刀对阵的武士形象已经成为世界电影中的经典,而李安《卧虎藏龙》的打斗场面,亦精彩纷呈,具有极高的观赏性特征。二,两者在剧中人物和思想内涵的布局和植入上,大都表现出“义”、“仁”等源自中国的传统思想精神。《七武士》中的武士为保护村民而死去,《卧虎藏龙》中的侠客们更是以“江湖义气”作为行走世间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伸张正义,英勇决斗。三,结局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正义”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邪恶与善良分明,具有浓厚的道德教育意义。
其次,关于两者的不同点,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斗场面的表现手法的不同。武士电影往往通过风、雨、雪等大自然的变化来渲染和烘托气氛,或者隐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打斗本身则显得较为“实打实”,招式和套路方面虽有所夸张。不过,基本上不脱离现实,具有较强的现实感。与此相比,武侠片则动用“威亚”手段制作,人为地制造出飘渺、飞空的视觉效果,把武艺的表现提升到了只有“超人”才能驾驭的高度,因而现实感不强,比较脱离实际。其背后是否与道家的“神仙”“仙人”思想相关,需要探讨。二,武士电影中,“忠君”是一个很主要的主题,早期的武士影片基本上都是涉及这种思想的作品。与此相对,武侠片则恰恰与之相反,“远离朝堂,游走江湖,行侠仗义”是这类影片最中心的主题思想。这种不同的背后,毋庸讳言,有着各自文化生成的历史缘由。这里只简单地谈谈,即历史中的武士阶层,曾较长时期居于日本社会的最高地位(镰仓时代以来的幕府时代),属于统治阶级,至明治维新时期,武士阶层虽然被瓦解,不复存在,但“武士精神”(侍精神)依然是存活在一部分日本人心中,甚至在关键时期(比如二战时期)发生过重要作用。与此相对,中国的武侠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侠客”,大都远离权力的中心,对政治淡漠,甚至是一种反正统体制的民间存在。
至于您认为“日本电影中的武士更真实,接近普通人”的看法,想来应该与上面提到的“打斗场面”的表现手法有关。
此外,我不知道您是否观看过山田洋次导演的《たそがれ清兵衛(黄昏清兵卫)》《隠し剣 鬼の爪(隐剑鬼爪)》《武士の一分(武士的一分)》等三部作品,这些不同以往的武士作品,另辟蹊径,侧重描绘武士的家庭和日常。影片中的“武士”可以说是披着“武士”外衣的普通百姓。这些作品给我们提示了“武士”的“另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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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丰先生家去学画时,还是个初中生,和他这样的大师在一起,不仅没有感到不自在,反过来他还要怕我尴尬。有客人来访时候,他也会向朋友会介绍我:“这是我的小朋友。你们是我的老朋友。我有小朋友也有老朋友,哈哈。”他还把我的画给朋友看,说我:“胆子蛮大的。”有时有人来谈正经的事情,他也会拿二本杂志让我自己翻翻,以免我局促不安。
我初二的时候有一幅画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少年儿童美术展览会。主办单位把照片发给了学校。我从学校里借了照片给丰先生看。他很高兴。找了一幅画上题有 “小松植平地,他日自参天。”的印刷品送给我,并用钢笔写了我的名字,落了款。
初三毕业时我拍了一张大头照,当时中学生流行了互赠照片,我也送了一张给丰先生。他看了以后居然从走到后面房里,拿出一张两寸的照片送给我,反面写着:“林凤生小友惠存丰子恺”。这张照片现在是我的珍藏品。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
事实上,丰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上世纪6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被发配的一个山区的中学教书,心里比较失落。后来,有缘读到了丰先生的《缘缘堂随笔》,书中许多文章鼓励我,这些感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与《缘缘堂随笔》有缘”参加了“文汇读书周报”的“花木杯”征文,得了二等奖,文章现在可能还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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