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山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博士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藏学博士,关于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与近代藏族历史的问题,问我吧!

我是韩敬山,中央民族大学藏学博士,宗教心理学博士后。对于西藏,因为热爱,所以执著。明清涉藏典籍、近代涉藏文稿是我的专注。回望十年前,在拉萨这座城市我用孤独探寻着历史遗留的或近或远的痕迹,写下了《找寻拉萨的前世今生》和《金顶下的拉萨——一座文化城堡的历史脉迹》两本小书。对于民国时期发生在西藏土地上的波云诡谲,对于藏传佛教高僧轮回转世与秘密寻访灵童,这些鲜见的故事是我用力的重点,有史有据是我始终遵循的司南。关于民国时期与西藏有关的问题,问我吧!
思想 2015-12-11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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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敬山 2016-12-31

清代中央政府对蒙古各部实行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度,满族统治者还在思想上利用藏传佛教对蒙古各部进行柔服。早在明代,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就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标志着藏传佛教即黄教开始自上而下在蒙古大地传播。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阿拉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的会见,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第二代顺义王乞庆哈即位后,遵遗命遣使邀三世达赖喇嘛前来参加阿拉坦汗的葬礼。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世达赖喇嘛抵达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土默特库库和屯,改原土葬,重新火化阿拉坦汗的遗体。这是蒙古文化在经历了元代中央统治之后的一次复兴,是在选择新文化基础上实现对旧文化的改造。
  至于您提到的另外问题,我在之前曾回答过类似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2016年12月31日,今日三候水泉动,总第443答。
 又及。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自2015年12月11日正式受邀在澎湃开通此专栏后,截止今日此时23时58分,我整整回答了500条提问,这场持续每条近千字文的书写到今天,恰好是完成了50万字的原创。这些想想就不易的果实,首先要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自己的恒心坚持,更要感谢近4500位点赞的世界各地的朋友和高达数百万的读者阅读,感谢澎湃问吧的各位编辑,无论多晚,他们都在我有上传问题时给予及时的帮助。在公元跨年的钟声还剩下两分钟敲响之时,我将正式结束这里每日雷打不动的书写,亦将在此后不定期与各位朋友们在此团聚,继续交流。
  2017年,吉年大吉。我心澎湃如昨,我们有缘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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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敬山 2016-12-01

藏传佛教的僧侣教育自元代开始不断适应时代发生变化,尤其是自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藏传佛教的僧侣阶层从原来的食利阶层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总体来说,藏传佛教的僧侣总人数在有些地方不但没有减少,相反增多了许多。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轮,市场经济的深深影响下,拜金主义已不仅仅在普通人中间流行,同样影响到寺院僧侣的价值观取向,他们更愿意与能够供养他们的金主交往,这样可以不用从事社会劳动依然可以生活的体面如昨。因此当下无论何种寺院,奢靡之风正劲,似乎能搞到钱一定是好喇嘛,您的寺院如果用十公斤黄金重塑金身,我的寺院一定要用20公斤黄金重塑金身,互相攀比。这种判断标准,就会使为数众多的僧侣厌倦读书、抛弃学习,根本无法对信众的期望做解,相反一些僧侣在网络上搜寻一些鸡汤式文字给信众解答,动不动就加上一个头衔:仁波切。新中国成立后,藏传佛教早已经没有仁波切这种称呼,有这种称呼的就嘿嘿一下。
  藏区的百姓大多信仰藏传佛教,由于深受转世的影响,他们都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捐献给寺院,以求来世能够脱胎换骨,拥有更好的福报。此外,我们国家对寺院的发展是自养制度,但对一些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如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色拉寺、桑耶寺等都是国家投入巨资予以保护性维修。
  至于人数问题,无论何种寺院,其僧侣在清代时均有严格人数限制,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宗教恢复与发展,僧侣来源多样、多方,管理部门正按照宗教管理条例依法管理,对一些没有完成义制教育的儿童,出家为僧之前必须首先完成义务教育,这是法律的规定。
  2016年12月1日,今日来台访学第22天,写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纪念馆,总第411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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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敬山 2016-12-31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要向让它灭亡,先让它疯狂。无论是人还是事。
  张骏逸先生曾任台湾地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他同时也是台湾著名的藏学专家。于我而言,我所了解到他是因为2000年2月“蒙藏委员会”编辑出版一部《欧阳无畏教授逝世八周年纪念论文集》,封面上就醒目印有张骏逸主编字样。他离开“蒙藏委员会”转入大学从事教职已经多年.只是我两次到台,都无缘相识,殊为遗憾。
  但若说有缘,那是因为我对其编辑的这部论文集充满喜感,这部书是我2014年到“中国文化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博士生导师喜饶尼玛教授介绍我去拜访在此任教的陈又新教授,他赠送给我的礼物就是这本文集。在和他不长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蒙藏委员会”在1950年代曾刊印过内部使用的《藏尼游记》打印本,但是错漏百出。
  此后,我在台湾竟买到了欧阳无畏的手稿,经过一年多的思考,我开始了《藏尼游记》的校注,并自2016年第3期开始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以每期两万多字的篇幅开始连载,截止2017年1月已连载五期。按照计划,我2017年将全部校注完成此书稿,。没有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老师的大力支持与鼓励,这部校注文章不可能连续占用珍贵的版面刊载。
  2016年末,张骏逸先生还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他对台湾内部藏传佛教的走向颇具担心,执政当局还不断到印度活动,妄图突破一些常规,实现所谓的抗衡。台湾岛内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会热衷?无非将其当成抗衡“九二共识”的棋子,最终受伤的还是台湾百姓。
  事实上,不管在哪里,怪力乱神现象都有,不仅要警惕他人,更要警觉内部这种现象的星火燎原。我的一些朋友就有热衷于藏传佛教的神通僧侣,他们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不打无准备之仗。许多僧侣来到内地之前,其团队都要对所要见到大金主予以分析,然后找出其人生中的各种事实,最终按照剧本出演,环环相扣,不断俘获这些人的心理,让这些大金主成为其消费的依靠。
  2016年12月28日,总第440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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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敬山 2016-12-31

翻开世界所有大的宗教历史脉迹,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宗教偶像中,只有佛教的释迦牟尼是历史上的真人驻世。他驻世期间,同样有高兴、悲伤甚至愤怒,这都是我们苍穹之下每个人都有的演绎。
  作为佛祖的释迦牟尼,他都不忘在世间度善超恶,我们作为人,作为一个生活在华夏土地上的中国人,望尽神州历史,展期新世梦想,喜怒哀乐奏响人生乐章。有时候,我们似大提琴的低声悠扬;有时候,我们似唢呐的百鸟朝凤。如果只有一种音符,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图景。在时间之河中,我们遇到一个又一个前方的风景,时间是横轴,相当于年龄即命,万事是纵轴,想当于运,两者在某一时刻相交就是命运。
  我们面对岁月对我们的考验,只有华山一路,就是迎头而上,无论是顺风飞扬,还是逆风激荡,我们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我,都会使我们在这场流水的年华中成熟起来。身处世间的羁绊,何尝不是最美的风景。在这场相遇中,我们眼中的焦点会越来越看清一个又一个真诚的可贵,看清一个又一个朋友圈的禁读。
  您的思考有自己的逻辑,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想一想:当烟火绽放的时候,烟花的绚烂为谁而美?今年底,我在台湾辅仁大学访学期间,经常在有月高挂的夜晚,独自走到住处之外五十米的史学系大楼,看一池荷塘月色,总会想起李义山的一首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人生的荣枯极似荷叶,即使枯萎,也依亭玉立,化为新泥,轮回再来。
  2016年12月23日,写于河北保定大学城十方书画院之莲池讲坛,总第435答。

韩敬山 2016-12-31

2016年11月,我公派前往台湾辅仁大学访学,在辅仁学校的公博图书馆,我刹那间被震撼到了。什么原因?是因为这里仅西藏相关的外文书籍就收藏11800多册。万册涉藏书籍,遍少华语。我认识一位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学者,他的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辅仁大学任教,他告诉我,西藏的信源主要来自各大媒体的报道,他们少能听到来自西藏的消息,这些真实的西藏许多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因为他懂中文,所以对比阅读,但涉藏著作中懂中文的学者少之又少。
  我们如果深入分析这些书籍,除了部分学术书籍之外,大多的英文书籍都是这些书籍之间的相互引用,这让我想起:谬误的千次传播最终会掩盖真实场景。阅读这些书籍,我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试想一下,涉及西藏的世界书写大都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书写,我们中文字里行间的字斟句酌,许多却找不到外文相对应的词汇。不过,说千道万,还有我们自己的语言驾驭能力有待提高,我们自己的声音传播还更需话语的情境书写,讲好西藏故事,传递真实信源,这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最终使西方世界构建的香格里拉和真实西藏的界限成为消失的地平线,我想只要做好自己的努力,就能为传播真实的西藏添砖加瓦。
  2016年12月25日,写于京冀省际交界处琉璃河,总第437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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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没有“戏曲电影(戏曲片)”这种“电影类型”。
然而,日本传统的演剧,如“歌舞伎”、“人形净瑠璃”、“能”等,都类似于我国的古典戏曲。如果您所说的“类似我国的戏曲电影”是指把这类“演剧”拍成的影片,那么这类电影在日本电影史上曾经有过。不过,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一档名为《电影歌舞伎》的系列影片还比较活跃;它打出“在电影院里看歌舞伎”的口号,刻意强调“舞台”的临场感,用高清晰的摄像机拍摄舞台上演出的歌舞伎,然后进行放映。每月都有新剧上映,且往往是歌舞伎的大腕或明星担纲主演。日本人欣赏传统的演剧习惯于去专用的剧场,比如京都的“南座”。所以,此举明显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不过,反过来也说明传统演剧的观赏人群有着一定的范围指向,并不像普通电影那样,受众广泛。
从电影史的角度讲,如今看似萧条的日本这类“戏曲电影”,其实曾经有过一段辉煌耀眼的过去。比如,现存最早的电影《红叶狩》(1899年),就是一部“戏曲电影”。该片由当时的歌舞伎世家传人市川团十郎和尾上菊五郎一起演出,是一部传统剧目。还有,在日本电影诞生的初期,曾借用歌舞伎的演员、服饰、妆容、动作、台词、故事情节等,创造出了日本独有的电影类型——时代剧电影,早期还称做剑戟电影(チャンバラ映画)。这类影片虽脱胎于“传统戏曲”,但并非完全照搬,可算做是“类似戏曲电影”吧。这类电影在上世纪20~40年代曾风靡一时,广受民众的喜爱。当年,歌舞伎演员出身的尾上松之助,更是凭着主演了众多这类影片,成为名垂影史的大明星。
时代剧电影发展至今,作为一种影片的类型,已经非常独立和成熟(武士电影基本上属于此类型),已不再适合冠以“类似戏曲电影”的名头。不过,我们从现在的时代剧电影中依然可以看到传统演剧的影响。比如传统演剧的故事题材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到电影中,演剧世家传人出演时代剧电影等;这种情况很常见。
因此,从日本电影发展史的角度讲,“传统戏曲”演剧对日本电影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其中时代剧电影所受到的影响最大。不过,在其他类型的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演剧的某些元素的存在。甚至在今天改编自漫画和电视动画片的电影(真人版,动漫版),都会在片名之前冠以“剧场版”字样。这些都可视为演剧(戏曲)的印记。
与日本相比,在今天的国内电影市场上,可以说中国的戏曲电影仍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从中国电影史的发展看,戏曲电影作为电影类型的一种,自诞生起,一直是一个重要类型。新中国制作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一部戏曲片。这类戏曲片,一直以来活跃于中国的电影舞台,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如果回到电影诞生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05年),即是一部戏曲电影,内容是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的表演片段。上世纪2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武侠电影”开山之作的《火烧红莲寺》,显然脱胎于传统戏曲,之后的武打类电影也受到传统戏曲的影响。50年代以传统题材为主的作品如《红楼梦》《天仙配》等,家喻户晓;60~70年代京剧革命 样板戏,也令人难忘;80年代传统题材重放光彩,《白蛇传》等戏曲片,深受观众喜爱;最近又有《江姐》《春闺梦》等新影片上映。因此,这些众多优秀的“戏曲电影”,丰富了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也使得这类影片成为中国独有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很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在今天看来,中日两国的“戏曲电影”虽然存在着“云泥之别”的情况,然而,在草创时期,曾经有着极其相似的开端,即以“戏曲”作为开端的事实。而且,在电影发展的最初时期,在武打类电影与传统戏曲的关系方面,中日两国电影也有着相似的情形。
话题涉及到中国的戏曲片,就有些收不住话头了。此刻才发现自己好像也是一个在新中国戏曲片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戏迷”,怀念起那段观看戏曲片的美好岁月了(笑)。以上所介绍的,有些成为常识了,供您参考吧。
关于是否看重奥斯卡奖的问题,如果就媒体宣传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日本“非常重视”。每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都会有专门的电视频道直播,很多电视台会在新闻节目中予以介绍,各大媒体都会或多或少地登载消息报道。如果有日本电影人得奖,当然会加大报道的规模和力度。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的情况相同。这也会产生商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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