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音乐剧演员

我是北大文科硕士,现在是音乐剧男主角,关于音乐剧的那些事儿,问我吧!

我是刘阳。爱较真儿的音乐剧演员,除了腿再无特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继续在北大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研究音乐剧史论。我钟爱音乐剧舞台,所以做了音乐剧演员,这些年着力思考音乐剧表演的事。我主演的新作《我,堂吉诃德》正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上演。与音乐剧相关的问题,欢迎向我提问。如果对《我,堂吉诃德》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一起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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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2016-02-01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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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 2016-01-24

刘阳 2016-01-21

谢谢提问~~这个问题其实我来回答是僭越了,因为音乐剧的排期是商业运作模式的一部分,除非超级大牌,一般演员并不能参与这类意见。在不同的地区,音乐剧演出的排期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百老汇和西区这两个老牌音乐剧地标,他们的排期标准一般是一周八场:每周一休息,周末两天每天两场。亚洲地区的成熟市场,比如日本和韩国的很多演出,也遵循了这样的排期密度。但这并不是严格的,唯一的标准。很多欧洲国家的音乐剧演出就一般不会排这么高的密度,半驻演和巡演状态下,一周两三场都是很常见的安排。极端情况下有些音乐剧甚至会一天安排三四场,这对于演员的工作能力绝对是严苛的挑战。所以演员会很严格地训练自己的技巧和身体,来保证在这样的工作密度之下不会受伤生病,或者让疲劳影响演出质量。显然,并不是每位演员都能做到一周演8场还能精力如初的。但是毕竟,演员一旦受伤或者得病或者状态低靡,演出项目本身也会受影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具备很高专业素质和经验的团队各方协调之后才能正确作出的决定。上面提到另一个决定排期的因素是市场的成熟度。如果没那么多人去看戏,仍然安排很密的演出,那显然是不明智的。当然有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些演出上座率并不高,但仍然长期高密度地去安排档期。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这个项目有它自己特殊的商业模式,特殊的盈利点。这就不属于普通演出运作的讨论范围啦~

刘阳 2015-12-29

音乐剧是以音乐叙事作为核心特征的,集多种舞台表现形式为一身的戏剧样式。它取汲取小歌剧,话剧,娱乐秀和滑稽演出等源自多个国家和民族的表演艺术范式,成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这一时间也正是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将成而未成之时。
 因此,不同于那些兴盛于18、19世纪世界民族意识上升时期的艺术形式,音乐剧从产生的一开始,就不具备特别典型的民族或地缘特征。它更像是一个格局构架或是容器,在哪里发展,就汲取当地的文化特色,生发出适应当地人群审美习惯的作品和流派。兴盛于20世纪3、40年代的百老汇音乐剧,崛起于6、70年代的英国音乐剧,另辟蹊径于20世纪末的法国/德国音乐剧,开辟新时代的英国巨型音乐剧,从二战后到现在市场庞大的日本音乐剧,以及方兴未艾,发展飞速的韩国音乐剧,都鲜明地体现了各自民族的表演艺术风格和特征。
 我更愿意将文化当作一个脚下的立足点,而不是捧在手心,供在高案的私家藏品。在一个全球化已然不可避免的时代,传统意义上基于地缘政治分离出的民族文化,应当在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中去并置,拼贴,甚至杂糅,方能折射出自身独特的色彩和光泽。尽管音乐剧源自域外,但只要是中国人在做,我们就必然会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事带入这一艺术体裁,以展现出只属于中国人,外国人做不到的风格。
 至于中西文化哪个更有生命力,我选择了哪个,恐怕我只能搁置而不回答了。似乎这种以中西为界一分为二的视角,会让人联想到一些冷战时期的思维时至今日的残留定势。这种偏激的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请允许我对这类提问和叙述角度予以回避。
 用一句话来总结,我可能不会主动考虑音乐剧能带给中国传统文化什么,而更会去思索中国传统文化能带给音乐剧什么。在我看来,传统文化是根,而艺术作品是花果。去追问花果能带给根系什么,恐怕是南辕北辙了。而愿意拿出一点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并付诸实践于生活的平常的我们,才是这文化的大树的立根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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