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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戍中

我是何戍中，文物保护专家和法律专家，关于文物法的问题，问我吧！

我是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发起人何戍中。对文物保护存在的问题、文物保护法的概念和制度，以及文物保护法的发展趋势，我愿意在此分享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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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2016-02-04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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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201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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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您好！我有几个关于老北京胡同的问题希望能请教您，非常感激。1.您认为胡同算不算是一种民俗文化呢？为什么南锣鼓巷、东四西四的胡同，要么被开发成千篇一律的商业小吃街，要么就没被开发、非常破败。而且几乎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从不开放？胡同文化开发的目的不是为了大众能够更好地体验它吗？

何戍中 2016-02-26
6|回复

您好。
胡同肯定是一种文化。是否属于民俗文化？得看啥叫民俗了。老北京胡同，归入历史文化街区的范畴，可能便于理解、保护和传承发展。
那些地方，要么是破败，要么是商业小吃街，那是因为我们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理解、保护和传承发展，还处于刚刚开始的初级阶段，而这个初级阶段，又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阶段是基本一致的。
南锣这样的地方，是市场摸爬滚打的结果，在特定历史阶段，不必苛求。在法治的前提下，居民的权益保障，业态的适度调整，都有一个慢慢磨合或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消停一些，资本收敛一些，“文保人士”求真务实一些，情况就会不断变好。
那些非常破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差，私搭乱建严重，那是政府失职、不作为；建筑失修，可能与产权人对未来缺乏信心有关。政府把该自己做的工作做好，用实际行动使当地居民对未来保持信心，那么，假以时日，这些胡同会变得有滋有味，胜过南锣们。
胡同里的许多文保单位不对外开放，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那些房产，都是有主人的，也都是有自己用途的。文保单位对外开放，满足的是公共利益。产权人或使用人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不能够得到保护或合理补偿的话，所谓的公共利益也是无法实现的。解决这些问题，公平公正，是首要原则。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很重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可能更加重要。
您说的很对，胡同文化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了大众能够更好地体验它。胡同文化开发，应当置于老城保护和发展的框架内思考。安静安宁、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依然沉淀在今天的各处胡同里，以及胡同深处居民的生活中。胡同、院落、生活，老城、建筑、人，是浓郁文化氛围的不同载体。老城传统文化抚育现代社会现代人，现代社会现代人又反哺老城的独特文化属性。这样的过程，是文化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和人的进步和文明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会很漫长，这样的过程本身也就是许多工作的目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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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国顶尖级的私立大学，位于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由巴尔的摩银行家Johns　Hopkins捐赠的700万美元巨额遗产支持创办美国高水平研究大学和高水平医院。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以医学、公共卫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见长。由于创立之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专注于医学科学与人体健康研究并将科学研究成果迅速转换成临床诊疗实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学科和公共卫生学科始终处于全美顶尖水平，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U.S.　News　University　Rankings）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类专业长期排名第一，因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研究在美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
作为美国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承担起了发布疫情数据的责任。美国是复合联邦制国家，各州政府所辖的健康卫生部门不对美国联邦健康和人类服务部负责，没有义务向联邦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及其附属机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提供本州本地的疫情数据，所以，你到美国CDC网站上去查看疫情数据，总是滞后2-3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政府以外的第三方独立汇总、统计、发布相关疫情数据，为美国公众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美国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实时更新。
除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外，哈佛大学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数据中心（Harvard　Health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明尼苏达大学传染性疾病防控政策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都在独立发布美国疫情数据，可比较不同研究机构发布的疫情数据。
美国人对政府发布的数据迟缓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蕴含有质疑权威，质疑政府权威的基因，他们担心政府蓄意瞒报、漏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导致疫情数据失真。疫情数据统计是科学研究的工作范围，那就交给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构好了！独立第三方、递四方、第五方发布的数据可以更好地体现美国各州疫情发展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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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花茶🍵在茶叶中属于那类呢？为啥只有茉莉花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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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不在所谓的六大茶类（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中，它属于“再加工茶”。可以在绿茶、红茶、乌龙茶里放很多种花。当然工艺要正确。
茉莉花茶销售最好，所以听到最多。其实花茶还有其他种类，如玉兰花茶、桂花花茶等。
目前的茶叶资讯是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大多数资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成熟并进入教科书。这些信息与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往往格格不入。
花茶的产生据我翻阅材料，应该起源于元朝（与一般看法不同，如百度百科）。发明人为画家倪瓒，他在著作《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最早提到“橘花茶”“茉莉花茶”与“莲花茶”。
明代茶人对这种新出现的花茶（在商业上应该很成功）很感兴趣，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顾元庆、钱椿年的《茶谱》建议放进茶里的花很多：“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
《茗谭》作者徐𤊹对倪瓒和顾元庆有批评，态度很严肃：“吴中顾元庆《茶谱》取诸花和茶藏之，殊夺真味。闽人多以茉莉之属，浸水瀹茶，虽一时香气浮碗，而于茶理大舛。但斟酌时移建兰、素馨、蔷薇、越橘诸花于几案前，茶香与花香相亲，尤助清况。”就是说将花放到茶里面，于理不合，建议在茶室里放几盆花就够了。
“夺真”这种说法在宋朝就有了，当时茶与香的结合就有争论。蔡襄在《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
“夺真”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多余的担心，如果花茶中保存了茶的“真味”，工艺就成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花香与茶味之间有协调性。
茶是世界的，今天英国人的“伯爵茶”由佛手柑、正山小种和祁红拼配而成，看来英国人也体会到了柑橘味与茶味之间的协调性。
北京人喜欢茉莉香片，据马未都老师说那实在是因为以前北京的井水质量不好，放茉莉，压一压井水中的味道。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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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都城都在南京，主要是地理上都在南方的缘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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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六朝都城，当然是建康（孙吴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当然，这个说法不是特别严谨。因为孙吴还一度以武昌做过都城。不过六朝的绝大多数时间，的确是以南京为都城的。
六朝政权都是南方政权，核心区域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位于长江下游的今天宁镇地区、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地区，是六朝政权得以成立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所以都城必然是围绕这些区域来选择。
在战乱时代，作为都城，首要的因素是利于防守，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为数众多的官僚、军队与宫殿区的修建。这就一下子排除了很多选项，因为南方虽然利于防守的城市不少，但多数山峦众多、水网遍布，土地促狭。而少数平原地区的大城市，例如吴郡、会稽郡，又往往军事防御能力不强。在孙吴政权建国前后，孙策、孙权曾经驻扎过多个地方，例如武昌、京口、吴郡、会稽郡，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孙吴政权稳定的都城，原因就在于很难两者兼顾。而孙权最终也只能在今天的南京市所在区域新修一座都城，虽然耗费巨大，但南京东、南方向为群山所环绕，西、北方向是天堑长江，易于防御。南京城四周山脉所圈定的平地也相对而言较为空旷，有条件容纳大量的官僚与军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都城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非劳动人口，消费大于生产，基本要依靠地方赋税进行供养，因此必须要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线，否则就容易陷入断粮的危机。汉唐时期定都长安，但由于黄河的砥柱天险，关东地区向关中运粮食经常翻船，成本很高，所以粮食压力很大，甚至出现了唐代皇帝带着群臣跑到洛阳“就食”的情况。而建康（建业）属于长江的港口城市，往上游地区的江州、荆州、巴蜀均有水路可通，水况也比黄河好很多，适合航运。此外，经过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建康城南的秦淮河可以直接通往吴郡、会稽郡等核心经济腹地，非常便利。交通枢纽的属性非常强烈。也因如此，建康城在六朝时代从一个很小的新城市逐渐发展为规模的庞大的城市圈。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便是交通的发达。
此外，作为分裂时期的南方政权，都城与边境的关系需要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太近，容易被一击灭国。太远，则难以有效控制边境将领，同时也容易让朝廷的氛围过于安逸，不思进取，南宋定都临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六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对抗主要围绕着淮河，定都江北，则太过危险。而如果定都宁绍平原一带，与边境相隔长江、浙江（今钱塘江）两道防线，则太过遥远。因此位于长江以南，又紧靠江边的城市是最好的。这里就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建康，一个是武昌，一个是江陵，后两个都位于长江中游，也都短暂做过六朝政权的都城（如果后梁也算梁朝的话）。但是在六朝时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如长江下游地区，如果立国中游，那么下游的钱粮物资的输送又会大大增加成本。此外，随着孙吴政权的发展，大量的江东豪族进入其中，例如陆逊、顾雍就是其中代表。这些江东豪族自然也希望孙吴定都建康。因此虽然孙权、孙皓都曾一度以武昌为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朝廷内部舆论上，都出现了较大困难，最后还是迁回了建业。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定居建康有其偶然性。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者司马睿在称帝前作为都督出镇建康，称帝后自然以建康为都。当时的长江中游与上游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中游是荆州刺史王敦的地盘，上游巴蜀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在东晋政权稳定后，都城建康与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经结成了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因此，哪怕是在咸和三、四年，因为苏峻之乱建康城被一把火烧掉，王导等人依然坚持定都建康，建设新宫城。
在东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它们的立国态势与孙吴、东晋本质上没有差别，既然已经存在发展多年的都城，自然就更不会迁都了。并且六朝时期流行禅让政治，朝代更迭并不是通过革命的形式，而是少数野心家篡位，对既有政治势力进行赎买。这种相对和平的政权更迭，造成了后一个王朝不否定前朝的正统性，作为政治标志物的都城，也就没必要一定改变。
总而言之，六朝以今天的南京市为主要首都，是由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形成的。历史无法假设，发展过程也充满偶然，是各种因素、力量杂糅形成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只能从尽量多的角度给予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答案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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