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匠

我是建筑史学人纸上匠,关于木拱廊桥,问我吧!

9月15日,受第14号台风“莫兰蒂”影响,浙江温州泰顺县境内河水暴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泰顺廊桥”中的薛宅桥、文兴桥、文重桥相继被洪水冲毁。
我是纸上匠,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考古学专业博士申请人。我自2009年开始在闽浙两省间考察木拱廊桥。木拱廊桥及这种特殊结构的营造技艺是我博士课题的主要研究对象。我迄今已经考察、测绘过70余座木拱廊桥,约占这种桥梁总数的三分之二。我熟悉传统造桥匠人,参与过三座木拱廊桥的修建,并曾承担其中一座的设计工作。在今年中秋被台风洪水毁掉的廊桥中,我对其中两座国保单位(浙江省泰顺县文兴桥与薛宅桥)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关于木拱廊桥的问题,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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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6-09-20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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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恬2016-09-20

冲毁的桥还能修复么?

纸上匠 2016-09-21

从历史价值上说,如龙桥是无可比拟的。她是现存历史最古(晚明天启五年,1625)造。是闽浙木拱桥中唯一一座明构。我对如龙桥做过极为细致的测绘考察,复原出它(未经 文字记载的)改造历史,可知它过去曾经是一座(相对简单的)八字撑桥,后被改造成木拱桥,一些重要构件在改造中被重复利用。因此在对木拱桥的研究上,如龙桥提供给我们关于闽浙地区桥梁形式甚至演化历史的证据。
同时如龙桥也是历史木拱桥中,桥屋形态最复杂精美的一座。
“无可比拟”或者说“独一无二”,但并不一定要与其他桥梁比一个高下。泰顺在这次台风灾害中毁掉的两座木拱廊桥,也是历史价值极高的。
薛宅桥是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造桥匠人家族(寿宁县“小东匠人”),已知的第二个作品,并且是极为成熟的一个。它证明了这个匠人家族在此时的技术成熟,以及影响势力(可以到邻县泰顺去造桥)。
文兴桥也是极为特殊,同样可以说“无可比拟”的一座。它巨大的变形,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特征,说明它是出自没有建造木拱桥经验的匠人的作品,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当我请教今天有传承的匠人,文兴桥为什么会变形,师傅们都说,它“算错了”)。木拱桥是一门极特殊并且门槛很高的技术,在历史上作为家族秘密传承。不乏没有传承与经验的匠人尝试,做出“不成功”的作品,但是既然不成功,早都消失了。文兴桥作为一个“有问题”的案例,竟然保留了下来一个半世纪。为我们理解这种桥梁、无论其技术还是传承,都提供了绝好的案例。
有趣(并且值得深思)的是,薛宅桥与文兴桥都建成于1857年。同年生,同日 死。
从上述意义上说,非常非常遗憾,泰顺在这一次洪灾中,损失掉了史学意义是价值极高的两座桥(可能会比其他桥的损失更让我难过)。

选在冬天造桥有什么讲究吗?

纸上匠 2016-09-23

闽浙这个区域,有一个特殊性,是因为地处深山偏远,在几年之前仍然交通极不方便,保留了一些重要的技术传统与社会传统。因此此地的廊桥重建,并不是“造假”,而是对传统的延续和尊敬。
这次毁到的廊桥,哪些需要重哪,重要以哪种标准去重建,并不一概而论。冲毁的廊桥中,包括一些在毁前仍然地方生活中活跃的桥梁。泰顺薛宅桥就是其中最为典型,地处城镇中心,作为闹市区的节点,无论交通,还是普通的民众休息、聚会(在寿宁,人们甚至在廊桥上打牌、开店),都在发挥作用。这样的桥梁被冲毁,不但是必须要重建,而且必须要以传统形式来建造,以延续传统的生活。
薛宅桥尤其特殊之处,是它是闽浙木拱桥一支重要造桥家族的早期作品。桥廊一的根梁上还题有这位大匠的名字。这根题字的梁木,现在也已经找到了。这支家族的后人今天仍然在从事造桥活动(一位国家级传承人,一位省级传承人),因此对于这座桥,让这支家族的后人,以尽可能贴近原状的情况来恢复这座桥,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有非常积极作用的。
如果不是这样历史意义重大的桥,只要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当地民众有需求,就有重建的实用性与价值,但未必有依据文物标准来恢复的意义和条件。可以延请传统匠人依据传统方式来建一座新桥。虽然不是从文物层面的延续,而廊桥在历史就是这样毁毁建建的。这也是一种传统。
延请传统匠人依据传统技术来重建桥梁,对于传统技术的活态传承,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对于一些在毁坏之前已经过去很少使用,同时地方上重视不足,导致既没有复建的迫切要求,也没有复原条件的,就可以不必重建。
但即使这种情况,民众的要求可能仍然比乃至专家要更重。而我本人参与过的两座廊桥建造,都是在桥毁掉几十年后,村中的老人为本村风水考虑,而民间集资来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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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释东汉豪族与魏晋门阀士族之间的区别,首先要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
东汉的豪族是魏晋门阀士族的前身,其概指由宗 族及其宾客、部曲组成的乡里集团。豪族一般拥有大片田产和成群奴 婢,财力雄厚,并且能够因之团结乡里,招引宾客,形成地方势 力。豪族内部势力强大者,往往还能够控制乡里清 议,产生世 袭性的“名士”,并通过察举制度“世仕州郡”,进而形成“大姓”、“冠族”。东汉末年“大姓”、“冠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广泛地控制了农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主要职位,在文化方面依靠儒学取得了垄 断地位,并在反对宦 官专 权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汉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之后,他们又成为了各个地方割据政权人才的主要来源。曹操统治时期虽然施行“唯才是举”的政策,但荀彧、崔琰和韩嵩等主持选举的官员仍主要从“大姓”、“冠族”之中推举人才,后来魏代的“九品中正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选举方式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说东汉豪族构成了魏晋门阀士族的基础。
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东汉豪族都能发展为门阀士族。东汉豪族中也存在文化修养较为欠缺、仅以财力或武力横行乡里的群体,这些豪族一般被称为“豪人”、“豪帅”,他们虽然“赀产巨亿”、“奴 役成群”,在地方上颇有实力,但却对全国性的政治事务缺乏影响力,也很难融入政界高层的交往圈。他们在汉末群雄割据时期一般依附于某些政 治 势力,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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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问题!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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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 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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