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斌

我是独立纪录片《独龙江》导演欧阳斌,关于纪录片拍摄背后的辛酸和满足,问我吧!

我是职业纪录片人欧阳斌。在我从事电视工作的23年中,拍摄了数十部纪录片,作品曾获多项国际及国家奖,更有多部作品被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多家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永久收藏。
2012年,我翻越雪山,进入那片70年前还是原始社会的神奇秘境——独龙江。每年冬天,大雪封山,将独龙族人与外面的世界分隔开来,那种与世隔绝的美,令我震撼。作为唯一一支在独龙江封山期间入境拍摄的团队,我用镜头记录下“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的真实景象,也为遽变的独龙江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财富。关于我镜头下独龙江的神秘与凶险,以及独立纪录片人拍摄背后的辛酸和满足,欢迎与我交流。
另外,此次拍摄设备仅是佳能5D Mark II相机和索尼EX1R摄像机,若你对于如何用轻便高清设备拍出好的纪录片感兴趣,也向我提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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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2016-11-17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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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201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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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斌 2016-12-18

欧阳斌 2016-11-20

纪录片中所谓“摆拍”,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一种是出于技术方面的拍摄需要,对被拍摄对象正常发生的生活事件进行适当调度,除了某些突发的剧烈场面,比如战地拍摄、火灾现场等之外,现实的纪录片拍摄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场景调度,举个例子,在《独龙江》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中,有一个场景是主人公去参加独龙江流域基督徒的2012年圣诞节庆典,他打算骑摩托去,但那样一来,我们在现场就很难找到他了,于是我们与他商量,能否和我们一起坐拖拉机过去,他同意了,在影片中,他是坐拖拉机去参加圣诞节,而不是骑摩托。另一个例子,独龙江圣诞节有一项重要活动,那就是在独龙江边为新教徒举行洗礼,这项活动计划在正午举行,考虑到正午顶光拍摄效果不理想,我们建议时间稍做推迟,他们同意了。从这两个例子不难看出,纪录片拍摄中对被摄对象的场景调度是有条件与底线的,那就是,无论你拍不拍,这事情都会真实发生,被摄对象要去参加圣诞庆典,新教徒要在独龙江中洗礼,这些都是本来就要发生的。调度的底线则是,不能因为拍摄使得事件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为了拍摄,原本要去参加庆典的被摄对象留在家里配合拍摄,或者洗礼改在了水池边,那这样的场景调度就是不允许的。
  纪录片中另一种常见的“摆拍”则是电视上常见的“情景再现”,简单说,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当时的场景拍不到了,干脆找人来演,和剧情片不同的是,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通常会明确提示观众,以免观众发生混淆。对于某些类型的纪录片,比如文献类、历史类,由于事件发生年代久远,出于镜头表达的需要,对于情景再现这种表现手法有使用的必要,不能一棍子打死。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纪录片界对情景再现这种手段用得太多太滥太随意,我个人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
  在此顺便探讨一下纪录片中的“真实性”问题,如果把真相设定为“绝对真实”的话,那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就是向绝对真实靠拢的渐进线,不同的片子中,这根线与绝对真实之间的距离或远或近,但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真实”,所以,纪录片中的“真实”实际上是相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纪录者眼中的真实”,道理很简单,每一部纪录片,都不可能涵盖被摄对象每天每时的所有活动,在前期拍摄中,只要按下拍摄钮,选择就开始了,为什么拍摄这个,不拍那个?在后期剪辑中,一部一个小时片长的纪录片,素材可能有一百个小时,也就是说,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导演想让观众看到的那百分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纪录片实际上与说话是一样的,单纯从话语本身,往往很难判断出真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除了判断话语本身的信息外,还要看这话是谁说的,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可信度完全不一样,纪录片亦然,一个在生活中撒谎成性,或者某种功利目标太强的导演拍的片子,可信度往往要打个问号,这也就是业内常说的:纪录片品质是由摄制者的人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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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个问题是汉唐书法史中的关键问题。
至少在汉唐时代,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专职“书法家”,没有文联、书法家协会一类的事物,后世所谓“书法家”在当时都是知识阶层,都是官员,而他们的地位是社会舆论给予的。
那么,舆论的推手有哪些人呢?按惯例,放一条史料。《颜氏家训·慕贤》载: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少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牍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简单解释一下。南朝梁时,有个出身寒微的人叫丁觇,他字写的很好,所以在元帝手下当书记官,负责抄写文书、档案,但起初并不为人所看重。后来,善书法的国子祭酒萧子云问传送文书的人:“书手是谁,我咋从没听说过?”待听说姓名后慨叹道:“这样的人没有名声,奇了怪了。”在这之后,世人对丁觇的态度发生大转变。后来丁觇去世,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人,想要得到一张丁觇抄写的信件都不能够了。
这件事生动说明像萧子云这样的士家大族成员方才具备品评书法的资格,而一般大众是没有评判资格,甚至没有鉴赏力的。品评书法的高峰出现在南朝时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王愔《文字志目》、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一批书论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汉晋书法的印象,而这些书论家无一不是士族成员。至于唐,大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是官品甚高的大学士,颜真卿更因其忠烈而被封神,影响这些评价的最大要因都是社会舆论。而后世接受的书法史便是这样层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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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汉唐时期所谓“正书”,如您所说从隶书过渡到楷书,并在初唐至于鼎盛,是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后一次字体变革。其中,笔法变化是逐步完成的。
首先要指出,书写材料的改变是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汉代,竹、木简牍是日常的书写材料,而从竹木的原生状态到成为可供书写的简牍,工序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难以实现批量生产的。再加上简牍体积较大,保存不易,所以会造成两个结果:1.掌握书写技能的人比较少、门槛比较高。许慎《说文》引《尉律》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会写九千个篆书是汉代成为基层书记员的基本条件。今天我们能够见到很多秦汉简牍,其大部分书写水平是极高的,但他们只是先民中占比很小的一群人;2.为了节省材料,减轻运输、保存的压力,刀笔吏(文书官员)会想尽办法提高单枚简牍的容字量,这便是隶书呈扁长形的根本原因。而为了字形美观,也可能是手部肌肉的惯性作用,隶书的两侧会较为舒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蚕头燕尾”。
时代到了两晋,纸张产能逐步提高,进而推广。我们看到敦煌出土大量的两晋残纸,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也都在纸上写字。造纸技术一旦经过改良,其批量生产是较容易实现的,于是上一段说到的两个结果在此时都发生了转变:1.由于书写材料较为易得,参与书写的人群得以扩大,但其中很多人文字书写水平并不高,难以写出标准的隶书。所以为了书写方便,一种“新隶体”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是“由于溶入了草书笔法,如较多地使用尖撇和接近后来楷书硬钩的笔法,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面貌”(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1993);2.纸张一来易得,二来保存、运输相对轻省,三来幅面宽阔,不似木简般狭长。基于这三点,人们的书写逐步得到解放,字形由扁长渐趋方整,字距、行距也没有拘束,再加上本身书写能力的不足,一些隶书笔法便悄无声息地退散了。
后代书论家往往无法总结出促成变革的社会动因,而乐于把功劳赋予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新派书家身上,这大概也算是“英雄史观”的一个案例吧。
以上,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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