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
CONICET

我们是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有关拉美革命和那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六十年代,提问吧!

我们是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由中国上海大学和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 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Científicas y Técnicas)合作建立,中心人员均有赴拉美学习或调研的经验,对拉丁美洲主要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2016年11月26日,拉美左派运动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享年90岁。作为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左派游击革命的象征,卡斯特罗的离去是否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他的逝世,对近期处境不佳的拉美左派、貌似破冰的美古关系以及日益密切的中拉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同理,那孕育了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六十年代究竟给今天的拉丁美洲与世界留下来了什么样的遗产?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那个逝去的时代?有关这些问题,欢迎与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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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6-11-27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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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个回复 共76个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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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卡斯特罗总喜欢穿阿迪达斯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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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5122016-11-27

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回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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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 2016-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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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是一个近些年很火的词,特别是在网络空间,在很多人的控诉中似乎带有一种原罪的意味。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词,英语是family of origin,就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家庭(大多数是血缘家庭,也包括收养的家庭),主要是和成年后通过婚姻或者说自己的选择而形成的家庭相比较而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家庭是一个人接受社会化,学习社会规范和生存技巧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通过社会化,使得个人成为一个能够被社会接受的、合格的社会成员。所以说家庭对这个人以后的人格的形成,人生的经历,社会关系的建立等等都有长远的影响。在心理学、心理咨询领域,经常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成年后人格和婚姻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比如暴力、控制、不安全感、个人成就等等。
是不是以前不讨论家庭的影响呢?当然讨论,不过用的不是原生家庭这个词。比如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张爱玲的《小团圆》,都有对封建家庭的深刻反思。不过前者是在宏大历史话语体系里,在结构和规范层面上的抨击,后者则从很个人的角度,把家庭和个人渗透到历史飘摇的血脉之中。这个有点象我们现代讨论的原生家庭了,但是还是有更多的历史流逝和社会背景的冰凉质感。。
再看看你讲的“毕竟我们父母做子女的时候也没归责原生家庭”。那时候对家庭的讨论或者“归责”可能没有提到公共层面上来。难道以前的家庭就没有冲突吗?和家庭的关爱、和睦和温情相联系的一直都有委屈、矛盾和冲突。家,就是这样的复杂!比如最近大热的《我的姐姐》,姑妈一直为了大家庭、为了父母、弟弟一家子、丈夫、子女而牺牲、奉献,堪称道德模范,可是她是委屈的,她没有忘记几十年前的梦想,她只是一直隐忍在私领域之中,无处诉说。正是自己经历太多的牺牲和不公,这最后促使她决定支持侄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是用家的名义去捆绑她。
那么原生家庭这个词,我讲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在今天的社会的火爆,我想有西方的心理咨询、灵修等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 的引入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全球扩张有关,关注从个人和家庭层面去分析种种不幸的根源,去倾诉去疗愈去成长。我们转型社会中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消融,代际关系的和谐和矛盾等等的张力,正是这种反思的重要现实土壤。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个体化的进程和青年文化的蓬勃发展,对于原生家庭的讨论,慢慢燃出燎原之势,成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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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当中,日本一直努力构建所谓“正面”人设。看似遵守国际规则,维护国际正义,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过去几年间,日本多次因违反国际法原则被国际社会喊话。就以捕鲸为例,为了对抗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于2018年退出了国际捕鲸委员会。此次排放核污水行为更是严重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伦敦倾废公约》等对“海洋坏境”的相关规定。
规则在前,日本为何一意孤行?一方面,是其自认为仍可以欺世骗人。按照日本政府的说法,做出如此决定是“别无选择”。可如今的困局正是日本政府隐瞒核泄漏问题结出的恶果。事实上,在核污水排放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已有过多次“不诚实”记录。在福岛核事故初期,日本政府谎称“影响有限”“善后处理进展顺利”,东电公司也早就知道堆芯熔毁,却频频隐瞒真相。如今问题积重难返,他们又想将老套路如法炮制一次。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政权更迭、奥运会停办等事件的冲击,日本正遭遇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顿。数据显示,因疫情导致负债超过1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3.3万元)而宣布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已经达到600家。这种背景下,如何尽快甩掉核污水处理这个巨大包袱,也就成为日本政府铤而走险的动因。
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资源,核污水排放的影响已经超出国界范围。对此,相关国际组织应该加大监督力度,督促日本定期公布核污水处理情况,组织国际调查团实地调研与监督,向全世界进行事实情况披露。更具体而言,把福岛核污水处理议题纳入到联合国、G20等多边机制的议程中来,激发各界群体对该问题的关注力度,形成更广泛的全球共识,谋求更权威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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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当中,日本一直努力构建所谓“正面”人设。看似遵守国际规则,维护国际正义,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过去几年间,日本多次因违反国际法原则被国际社会喊话。就以捕鲸为例,为了对抗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于2018年退出了国际捕鲸委员会。此次排放核污水行为更是严重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伦敦倾废公约》等对“海洋坏境”的相关规定。
规则在前,日本为何一意孤行?一方面,是其自认为仍可以欺世骗人。按照日本政府的说法,做出如此决定是“别无选择”。可如今的困局正是日本政府隐瞒核泄漏问题结出的恶果。事实上,在核污水排放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已有过多次“不诚实”记录。在福岛核事故初期,日本政府谎称“影响有限”“善后处理进展顺利”,东电公司也早就知道堆芯熔毁,却频频隐瞒真相。如今问题积重难返,他们又想将老套路如法炮制一次。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政权更迭、奥运会停办等事件的冲击,日本正遭遇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顿。数据显示,因疫情导致负债超过1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3.3万元)而宣布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已经达到600家。这种背景下,如何尽快甩掉核污水处理这个巨大包袱,也就成为日本政府铤而走险的动因。
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资源,核污水排放的影响已经超出国界范围。对此,相关国际组织应该加大监督力度,督促日本定期公布核污水处理情况,组织国际调查团实地调研与监督,向全世界进行事实情况披露。更具体而言,把福岛核污水处理议题纳入到联合国、G20等多边机制的议程中来,激发各界群体对该问题的关注力度,形成更广泛的全球共识,谋求更权威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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