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文
青龙镇考古队执行领队

我是青龙镇考古队执行领队王建文,关于青龙镇遗址的考古发掘,问我吧!

青龙镇遗址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据明正德《松江府志》记:“青龙镇在青龙江上,天宝五年(746)置”。尽管具体置镇年代尚有争议,但称“上海第一镇”可谓名副其实。唐宋时期,青龙镇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被称为“东南巨镇”,但随着水道变迁,古镇逐渐衰落,以至于到了近代湮没无闻。
上世纪八十年代,青龙村在开挖窑河时,发现了数口唐代水井,出土了有异域风格的长沙窑执壶。2010年,上海博物馆组成青龙镇考古队,开始有计划地发掘青龙镇遗址。随着各类遗迹及大量陶瓷器的发现,这座千年古镇的面貌也日渐清晰。青龙镇遗址获评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未来,我们还将继续青龙镇的考古发掘。关于青龙镇遗址,关于这座千年古港的变迁,欢迎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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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2017-04-18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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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文 2017-04-18

青龙镇据沪渎之口,“沪渎”即是吴淞江下游的一段的称谓。简单的讲,青龙镇的兴衰和吴淞江的淤塞缩窄密切相关,而吴淞江的变迁又是和太湖流域的水系变迁及上海地区海岸线的东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吴淞江是太湖的主要泄水通道,而关于太湖的成因,现在学术界仍没有定论,根据考古发现来看,其大部分成湖时间不会太长。恰巧我本人是参加了2016年11月份的太湖水下考古调查,亲自下水探摸过。太湖平均水深也就2.5米左右,湖底非常平缓,是黄土硬泥底,这黄土地层与金坛、常州一带地面所出露的黄土是连成一片的。在太湖中部的大雷山,现在是一个面积大约只有几千平方米的小山,我们调查时在山顶还采集到新时期时代的夹砂红陶,约为崧泽文化时期的陶片,这就说明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崧泽文化时期,太湖中部的大雷山周边区域还是陆地。
《禹贡》载:“三江既入,震泽(太湖)底定”,三江即太湖水自三江口分流向东入海的为松江,向东北入长江的娄江和向东南入杭州湾的东江。东江至唐代已经湮灭;娄江大部分淤塞,后在旧道开通为运河。于是吴淞江变成太湖的主要泄水通道。 但由于吴淞江流经区域地势平坦,泄水不畅,加之潮流、冈身以及海平面上升等三个制约因素,造成泥沙在吴淞江沿程大量沉积,导致河曲的普遍发育。吴淞江的吴淞江的
吴淞江的弯曲发育,反过又加快了河道的淤塞,以至于从宋到元,治理吴淞江是浙东水利的一个主要工程之一。吴淞江的淤塞是长江三角洲地貌发育不可逆的过程。元代青龙镇人任仁发在吴淞江支流修建了6座水闸,用来治理吴淞江,其中的一座已经被考古发现,即是普陀区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这座水闸使用了几十年就废弃了,也从侧面反映了地貌环境的发育并非人力所能改变。文献记载唐代吴淞江宽20里,至宋代缩到9里、5里,至元代只有1里,淤塞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文献也有很多关于治理吴淞江的记载,此处就不一一详细引用。河道淤塞导致海船无法直接到达青龙镇进行贸易,于是青龙镇就逐渐衰落了。具体可以参考复旦大学史地所的几位先生写的文章,邹逸麟《青龙镇兴衰考辨》,张修桂《青龙江演变的历史过程》,发表在《历史地理研究》二十二辑上。因今天一直在高铁上,手机打字很慢,回复速度比较慢,请见谅。

echo2017-04-18

青龙镇目前挖掘的最有价值文物是什么?主要有哪些文物?

王建文 2017-04-18

一般来讲,文物具有历史、艺术与科学等多重价值,这些价值共存于一体,难以分割。但就某具体某一件文物来讲,这些价值不一定都具备。比如一粒碳化的植物种子,也许并不美观,但在某种植物起源上也许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作为考古工作者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文物背后所携带的信息,对于重建历史所能起到的作用,艺术价值相对来说处于次要的位置。当然,如果一件文物,这几样价值都具备,那是最好的了。青龙镇遗址经过六年来的发掘,出土了数十万片来自全国各地窑口的陶瓷器,描绘了一幅唐宋时期青龙镇与中国各地乃至世界上多个地方贸易来往的广阔的画面。发掘同时还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在实验室进行科学鉴定与研究。因此,作为一线的考古工作者,这些都是我们亲手挖出来的,我们对这些文物都有感情,其背后的信息对我们都是同样重要的,很难说哪一件最有价值。如果你说哪一件文物印象比较深刻,我可以说是三面出土于水井底部的铜镜,这是2012年12月底出土的。这口井深4.5米,直径只有70厘米,是我下到井底发掘出来的。那一年天气非常寒冷,大约是零度左右。井底下在不停的冒水,每隔几分钟就要打一次水,而且空间狭小,只能半蹲着把泥巴吊上去,然后露出文物。考古发掘遇到水井,不管多深,我们都要想尽办法挖到底,因为文物一般都在井底。尽管非常辛苦,但是发现文物还是很兴奋。当时从井底上来后,衣服都湿了,身上都是泥浆,洗了十几遍才洗干净。这三面铜镜,有两面现在正在上海博物馆四楼“千年古港”的展厅里展出。铜镜直径28厘米,纹饰主题为两只鹦鹉展翅高飞,嘴衔折枝花卉,爪撅蓓蕾花绶带,寓意吉祥。类似纹样的铜镜,在青浦香花桥街道、浙江绍兴博物馆、日本三佛寺、印尼爪哇印坦乘船都有发现,直径与纹饰主题基本一样,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发现,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也希望大家共同来探讨。

请问,考古工作耗费的资金,我国每年有多少?

王建文 2017-04-21

请问,目前有出土题记,墓志等文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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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没有“戏曲电影(戏曲片)”这种“电影类型”。
然而,日本传统的演剧,如“歌舞伎”、“人形净瑠璃”、“能”等,都类似于我国的古典戏曲。如果您所说的“类似我国的戏曲电影”是指把这类“演剧”拍成的影片,那么这类电影在日本电影史上曾经有过。不过,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一档名为《电影歌舞伎》的系列影片还比较活跃;它打出“在电影院里看歌舞伎”的口号,刻意强调“舞台”的临场感,用高清晰的摄像机拍摄舞台上演出的歌舞伎,然后进行放映。每月都有新剧上映,且往往是歌舞伎的大腕或明星担纲主演。日本人欣赏传统的演剧习惯于去专用的剧场,比如京都的“南座”。所以,此举明显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不过,反过来也说明传统演剧的观赏人群有着一定的范围指向,并不像普通电影那样,受众广泛。
从电影史的角度讲,如今看似萧条的日本这类“戏曲电影”,其实曾经有过一段辉煌耀眼的过去。比如,现存最早的电影《红叶狩》(1899年),就是一部“戏曲电影”。该片由当时的歌舞伎世家传人市川团十郎和尾上菊五郎一起演出,是一部传统剧目。还有,在日本电影诞生的初期,曾借用歌舞伎的演员、服饰、妆容、动作、台词、故事情节等,创造出了日本独有的电影类型——时代剧电影,早期还称做剑戟电影(チャンバラ映画)。这类影片虽脱胎于“传统戏曲”,但并非完全照搬,可算做是“类似戏曲电影”吧。这类电影在上世纪20~40年代曾风靡一时,广受民众的喜爱。当年,歌舞伎演员出身的尾上松之助,更是凭着主演了众多这类影片,成为名垂影史的大明星。
时代剧电影发展至今,作为一种影片的类型,已经非常独立和成熟(武士电影基本上属于此类型),已不再适合冠以“类似戏曲电影”的名头。不过,我们从现在的时代剧电影中依然可以看到传统演剧的影响。比如传统演剧的故事题材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到电影中,演剧世家传人出演时代剧电影等;这种情况很常见。
因此,从日本电影发展史的角度讲,“传统戏曲”演剧对日本电影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其中时代剧电影所受到的影响最大。不过,在其他类型的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演剧的某些元素的存在。甚至在今天改编自漫画和电视动画片的电影(真人版,动漫版),都会在片名之前冠以“剧场版”字样。这些都可视为演剧(戏曲)的印记。
与日本相比,在今天的国内电影市场上,可以说中国的戏曲电影仍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从中国电影史的发展看,戏曲电影作为电影类型的一种,自诞生起,一直是一个重要类型。新中国制作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一部戏曲片。这类戏曲片,一直以来活跃于中国的电影舞台,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如果回到电影诞生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05年),即是一部戏曲电影,内容是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的表演片段。上世纪2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武侠电影”开山之作的《火烧红莲寺》,显然脱胎于传统戏曲,之后的武打类电影也受到传统戏曲的影响。50年代以传统题材为主的作品如《红楼梦》《天仙配》等,家喻户晓;60~70年代京剧革命 样板戏,也令人难忘;80年代传统题材重放光彩,《白蛇传》等戏曲片,深受观众喜爱;最近又有《江姐》《春闺梦》等新影片上映。因此,这些众多优秀的“戏曲电影”,丰富了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也使得这类影片成为中国独有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很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在今天看来,中日两国的“戏曲电影”虽然存在着“云泥之别”的情况,然而,在草创时期,曾经有着极其相似的开端,即以“戏曲”作为开端的事实。而且,在电影发展的最初时期,在武打类电影与传统戏曲的关系方面,中日两国电影也有着相似的情形。
话题涉及到中国的戏曲片,就有些收不住话头了。此刻才发现自己好像也是一个在新中国戏曲片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戏迷”,怀念起那段观看戏曲片的美好岁月了(笑)。以上所介绍的,有些成为常识了,供您参考吧。
关于是否看重奥斯卡奖的问题,如果就媒体宣传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日本“非常重视”。每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都会有专门的电视频道直播,很多电视台会在新闻节目中予以介绍,各大媒体都会或多或少地登载消息报道。如果有日本电影人得奖,当然会加大报道的规模和力度。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的情况相同。这也会产生商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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