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我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关于广场舞群体的生活世界,问我吧!

我是杨君,博士后,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兼任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青年研究员、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我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社区公共性以及广场舞群体的生活世界等内容,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性重构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城市社区广场舞群体生活方式变迁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为了顺利完成课题研究,2015年10月,我深入到广场舞群之中,展开详细的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并对广场舞群体的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代际关系、社会交往进行了深度的田野调查。
长久以来,广场舞被很多人污名化了。作为特殊的身份群体,广场舞这一独特的活动表明中老年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这一神圣的私人领域,开始迈向公共空间,重建公共生活。她们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不再是失去自我的“为他人而活”,而是从自我出发,在生活空间中积极交往,构建新的关系网络,重塑“他者”身份。
想继续听听广场舞群体的社会学分析,欢迎与我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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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7-11-05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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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君 201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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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君 2017-11-15

你好,感谢你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孩子陪伴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老年人群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对于这些群体而言,家庭一直是个人寄托情感并获取精神所需的场所。但当该群体迈入中老年阶段,其家庭结构逐渐式微,原本的主干家庭随成年子女的独立成家而简化为夫妻家庭。家庭原始承载的情感依托、价值诉求等功能随之弱化,中老年人群的情感无处安放。加之逐渐觉醒的个体对生活有了更高要求,渴望获得情感表达与价值意义等满足。因此,在家庭场域中无法让个体获取的情感依赖,迫使个体向家庭外寻求“为自己而活”就成了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网络化时代个体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体验成为群体渴望的交往形式。在当下的城市社区,传统的熟人关系网络缺乏,邻里关系十分淡漠。而居委会作为基层组织,行政力量有限,管理资源短缺,无法有力地组织居民活动。在此背景下,中老年群体十分渴望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但与年轻一代以网络空间为主要阵地构建关系的交往方式不同,无法以网络为核心拓展交际圈,对陌生化的现代交往模式不适应,更习惯以人际交情为关系纽带进行现实中的交往。因此,人们对近距离的社区空间充满社会交往的想象,并尝试突破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空间。你是如何看待广场舞现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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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君 2017-11-28

sandarban

我没有去调查,只是思考了一下我周围的情况。我猜想,女性和男性的交友方式是有区别的,中老年也一样。同时女性的更年期比男性来的早,这对于两者的退休生活可能也有影响。我观察到一些女性退休后社交生活丰富,而男性退休后调整迟缓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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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成就了凤凰传奇

杨君 20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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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特别关注女性买房的话题,所以不能确定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会买房了”。
房子很重要,是因为在很多中国城市里,房主身份(home ownership)和市民权挂钩。也就是说,居民必须在占有了一套房产之后,才能享有城市提供的部分公共服务。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从社保到子女入学,都通过城市户口获得。过去三十年,中国迅速城市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房市实际上变成了地方政府调控人口流入的手段。有的城市,买房可以获得本地户口;有了本地户口,才能享受城市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有的城市希望控制人口流入,给房市降温,于是出台政策要求必须有本地户口才能买房。最近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人才购房优惠政策,也是一种体现。
再举个例子,我在田野里遇到的一部分“刚需”购房者,是孩子大约五六岁的时候买房的。这些父母有的已经在南京,作为个体户,工作生活了十多年。他们在孩子即将到学龄的时候,才意识到,没有本地户口,他们的孩子将无法在本地入学;而对体制外的工作者来说,没有单位的支持,要获得本地户口,只有购房。
要扭转这一情况,最重要的就是做到“租售同权”。也就是说让租房者也能和房产所有者一样平等得享受市民权。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租售同权。接下来的地方政策会不会有变化,还需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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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理解你的问题,这确实还是蛮中国父母的。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父母不是这样子的,比如《你好,李焕英》中的妈妈一直在强调就是希望孩子健健康康,开心快乐就行了。
我想也许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中国家庭的父母往往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私产,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希望孩子去完成,希望孩子去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对啊,“但想望子成龙的家长本身也不是“龙”啊😓”正是因为TA自己没成龙,才希望你成龙啊。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教育,科举考试制度从隋文帝开始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所以才有今天的鸡娃内卷、教育“军备竞赛”。放眼望去,世界上和我们一样擅长考试的民族真的不多了,主要也就是东亚儒家圈的国家和地区,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方面可以和我们一比高下。同样有着久远的重视教育传统的印度也很可能是旗鼓相当的。
三可能是我们有着差不多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目前仍处于中高速增长中,很多人都希望实现社会台阶的上升,但是到目前这个渠道可能没有以前多了。当然这也是发展的正常规律。同时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建设和完善之中。所以大家普遍出现焦虑的心态,很多行业甚至生活中都出现内卷态势,包括育儿,包括教育竞争。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非常重要,这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以极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人生是一个过程,我们所有人最后的结果都是死亡,所以我们应该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父母健健康康,子女最开心;而子女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成龙,希望这才是让父母最开心的事情。少一些攀比,多关注一下过程,生活会简单些,人也会更健康,更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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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提问!
宴会礼仪属于食礼,宴会礼仪是否仅是士大夫专属,可以从礼仪发展脉络中去探寻。先秦时期虽然有“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之说,但是关于庶人的食礼规范亦见于经传,如:“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礼记·王制》)“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此时涉及庶人的礼仪大多为与贵族阶层“别等级”。
到汉代礼制建设有向大众渗透的趋势,《汉书》载西汉韩延寿为推行礼乐教化,“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汉章帝时“(曹褒)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擞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 。”(《后汉书·曹褒传》)这则史料记载了关于庶人的礼仪正式成文,其中可能有庶人宴会的具体礼仪规则。
之后贵族门阀将礼法作为炫耀门第、维护特权的工具,尤其东汉末年后士庶之间的身份差别继续。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唐代,虽然礼制对庶民的影响在扩大,但是礼制并未真正以庶民为关注对象,如杜佑《通典·礼典》中宴会礼仪都为贵族而设,少数几条涉及庶民的礼仪也仅为别等级。
直到宋代,徽宗朝政和年间颁行《政和五礼新仪》,首次在官修礼典中为庶人制礼,其中就有宴会礼仪,如卷一百七十九“庶人昏仪”中,民间婚宴上的礼仪涉及方方面面,非常周到。从此庶人宴会礼仪被广泛接受,并持续影响后世,明代《明集礼》中“庶人婚礼”,清代《钦定大清通礼》中“庶人婚”等,婚宴礼仪大致沿袭宋代传统。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清代礼仪“一切下庶人”。
因此,从礼仪的发展看,宴会礼仪并非仅仅关乎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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