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刑司院教授罗翔,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问我吧!

对于类似杭州保姆放火案、林森浩投毒案、药家鑫案等案件,普通大众自然会与“十恶不赦”“杀人偿命”联系到一起,那么律师为什么要去为这些千夫所指的被告人进行辩护呢?
“罪刑法定”是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人未经法庭生效判决确认,都不能被视为“罪犯”。于公安机关,叫“嫌疑人”,于法院、检察院,叫“被告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辩护制度的确立,无罪推定才有保障。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大小是法治社会的晴雨表,律师制度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律师和司法机关作为法律职业共同群体,应当有着共同的使命,那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建设法治国家。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罗翔,欢迎向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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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2018-01-17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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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2018-01-18

你说的很对,但这并非大陆法系的通病,而是我国法家传统过分看重刑法镇压功能的产物,只注意刑法的镇压功能,将刑法看成刀把子。
要转变刀把子刑法观,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国家权力至善的观念。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暴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无论哪种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至善至美的权力只存在上帝之国,世俗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南宋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廿九(公元1142年1月27日),大年除夕,年仅39岁的岳飞被宋高宗赐死,罪名为“谋反”。岳飞被捕时,有人劝他向高宗求情,为岳飞所拒,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限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同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一改往日的圆滑与世故,面诘秦桧,认为谋反一事,子乌虚有,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怒斥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岳飞父子后均被处死,遇害之前,岳飞手书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在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面前,公道正义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岳飞父子行刑之日,杭州城凄风苦雨,“天下冤之”,无数人为之泪下。但有冤,又往何申?
如果刑罚权不受法律约束,极度膨胀如利维坦,虽然某些重犯可被处极刑,满足人们刹那的快意,但从此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无数良善公民,都有可能遭受刑罚,无端罹祸。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一个民族用血和泪换来的对刑法使命的经验总结。岳飞的冤屈告诉我们,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刑罚最为可怕,它直接针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甚至生命,如果这种权力腐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的水源。相比随时可能被滥用的刑罚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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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2018-01-18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刑事辩护制度的起源。
 今人多将刑事辩护追溯至古希腊,而却忘记了西方文明的另一重要源头——“希伯来—基督教信仰”。成书约公元前15世纪的摩西五经之一的《创世纪》就有辩护的记载,这远早于公元前8世纪才出现的古希腊文明。
《创世纪》第十八章17-33节记载,当耶和华上帝欲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亚伯拉罕站了出来,为这两城辩护。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作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作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上帝通过欲毁灭罪城的案例,生动形象地教导了亚伯拉罕何谓人类的公平正义以及如何对待有罪之人,这奠定了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全知的上帝当然能够区分出有罪与无辜,但人类则未必,上帝用这个案例让亚伯拉罕思考,人类如何建立一套制度来区分有罪与无辜。在这个上帝与人类交互式学习的案例中,亚伯拉罕因为五十义人而质疑上帝毁城的决定,上帝也乐意与他讨论,最后亚伯拉罕以十个义人收尾。
上帝在教导亚伯拉罕,人类的司法制度必然存在缺陷,最坏的制度是宁可错杀千人也不放过一人,但为了不枉杀一人,就放过千万个有罪之人,也不太合适,因此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上帝同意亚伯拉罕的观点,只要有足够的好人,就应该把整个团体,包括其中的坏人一并饶过。但同时告诉亚伯拉罕如何在错杀与枉纵之间取得平衡,所以最后亚伯拉罕到十人为止。
这个故事对于刑事辩护制度至关重要。上帝通过案例教学,让亚伯拉罕学到了一堂生动的辩护课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辩护首先是防止冤枉无辜,人类无法轻易区分谁有罪无罪,如果只有明显无辜的人才能得到刑事辩护,那么必将有大量无辜的人受冤枉。所多玛和蛾摩拉罪恶滔天,但仍应为其辩护,为罪行重大之人辩护,正是为了防止无辜之人枉受追究。
其次,上帝乐意亚伯拉罕向祂挑战,这正是告诉亚伯拉罕,默许冤屈就是罪恶,世俗社会的任何权威都应该接受质疑,连上帝都可以接受亚伯拉罕的质询,更何况由卑微有限的人类所组成的政府机构。人类司法制度具有不完美性,最典型的例子是耶稣被处死。耶稣是在罗马帝国的犹太社区被处死。罗马是当时人类司法制度最文明的国家,在罗马帝国中,犹太人群体的道德水准又是最高的。而即便如此,耶稣依然枉死。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即便是最好的人类道德和司法制度,也是有可能误杀无辜的。所以,司法机关必须虚心接受律师的诘问质疑,否则必然导致司法擅权专断,腐败无能。
再次,上帝让亚伯拉罕知道,世俗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寻找合适的平衡点,辩护制度也不例外。
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源头的考察并非纯粹的历史探究,正本才能清源。伯尔曼说:“当今我们的法律已成为无本之木;人们不再认为法律是以普遍实在为基础,西方社会正在经历迷失自身的危险,不再相信它的过去和未来,民族主义的法律史学理论无法解释西方各法律制度在过去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也无法昭示其目前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个法律传统的源头开始,尽可能深入最广阔的历史背景,追溯它走入当前困境的轨迹。”
古希腊人崇拜多神,希腊神话中的神祗像人一样,有诸多欲望,无数权谋争斗,神人同形同性。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就是通过推翻其父来夺取最高权力的。宙斯之父克洛诺斯也是推翻其父亲乌拉诺斯取得权力。宙斯喜欢追求外遇,其正妻赫拉多次抓奸仍无法阻止宙斯外遇,从而导致与其妻子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常常引发激烈的冲突。
这种信仰体系导致真理相对,没有绝对真理,亦无善恶的严格界限。另外,这也造成古希腊的人本主义传统,多种多样的神祗为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提供正当化解释,个体的价值被推到极限,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甚至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
若将辩护制度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这种辩护制度可能会有两个恶果:首先,辩护缺乏正义的必要约束。由于神祗之间本身的竞争关系,神界之间推崇强者为大,人类必将效法,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约束,辩护的目的就是为人开罪,只要竭尽全力保证当事人的最大利益,无需受制任何规则。
其次、人本主义传统将导致辩护制度过分张扬人之权利,而忽视人权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柏拉图就曾经尖锐地批评当时的辩护人,认为他们颠倒黑白,偷换概念,巧言辞令。他曾在对话录中描述这类人的行径: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它儿女的父亲吗?
――当然是。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你的吗?
――当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亲,那么这条公狗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
这显然是一个逻辑混乱的论断。
在柏拉图看来,律师必须听命于客户的要求,按客户的意图办事,无异于客户的奴隶,他说:“律师总是忙忙碌碌,似乎总有什么力量不断驱赶着他……他是一个奴隶。在他的主人面前,与他同是奴隶的伙伴们争论不休。……结果律师们变得敏锐而狡黠;他学会了对主人曲意逢迎、见机行事;他的心胸狭窄,自从他开始欺骗和报复以后,他就变得反常而且扭曲了。”
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传统不同,西方文化的另一源头“希伯来—基督教”信仰强调神本主义,一神论的信仰确认了绝对真理的客观存在,上帝之道即为真理,所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因此,辩护制度应当接受绝对真理的约束,辩护必须在规则范围内行使。按照这种信仰观,辩护人在辩护时要受到限制,十诫中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当为辩护人之铁律;同时人权也须受到限制,正如亚伯拉罕在为罪城辩护的案例中所学习到的,保障人权不能以完全牺牲惩罚犯罪为代价。
对辩护制度源头的冗长说明并非为了怀古,厘清辩护制度的缘起才能明白律师制度的定位。
首先、律师必须在法律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与其说是在捍卫当事人的利益,不如说是在通过捍卫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正如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质疑不是为了攻讦上帝的缺失,而是向上帝申明确保无辜者不受冤枉才能保证上帝惩罚的正当性。因此,辩护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律师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谋取合法利益。十诫中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遵循的规则。在任何国家,辩护人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威胁证人作伪证等行为,都应该以犯罪论处。
其次、刑法应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之中寻找平衡。律师辩护权不是无限的,为了惩罚犯罪的需要,律师辩护应当受到合理的牺牲。同理,惩罚犯罪也并非唯一价值,为了辩护制度的发展,惩罚犯罪的需要也可适度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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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2018-01-19

我曾经参与过为一起死刑案件做辩护,被害人家属坚决要求判处极刑。但后来发现有严重的证据问题,犯罪嫌疑人有不在场证据,最后刀下留人,我感到很荣幸能机会为他人洗冤辩白。人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他人,也不是社会所决定的,而是内心神圣的道德法则。一如康德所言: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
Zwei Dinge erfüllen das Gemüt mit immer neuer und zunehmender 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 je öfter und anhaltender sich das Nachdenken damit beschäftigt: 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 und das moralische Gesetz in mir.
另外,律师虽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但律师的执业有独立性,并不应受当事人意志的左右。最后,罪犯也是人,他有基本的人权,尤其在人皆曰可杀时,尤其要慎重。袁崇焕当时也是被民众咬死的。
有人说,法律人优点(或是缺点,端看你采取何种立场)之一,便是他既不相信口号,也不相信群众。那些立场鲜明,非此即彼的口号式论说最容易获得民心,但这种单极化的思维却在人类历史上却带来了无数浩劫。因此,法律的训练让我对任何口号都心存警惕。
至于群众,并不是说法律人不应该傲慢到不听取民意,而是说他必须超越民意的偏见。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再提醒人们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并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悖论,如果不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民主将会被其自身所摧毁。但是,托氏很高兴地发现,在美国,对抗这种多数暴政最有效武器就是法律界,“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行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这句话值得法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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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没有“戏曲电影(戏曲片)”这种“电影类型”。
然而,日本传统的演剧,如“歌舞伎”、“人形净瑠璃”、“能”等,都类似于我国的古典戏曲。如果您所说的“类似我国的戏曲电影”是指把这类“演剧”拍成的影片,那么这类电影在日本电影史上曾经有过。不过,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一档名为《电影歌舞伎》的系列影片还比较活跃;它打出“在电影院里看歌舞伎”的口号,刻意强调“舞台”的临场感,用高清晰的摄像机拍摄舞台上演出的歌舞伎,然后进行放映。每月都有新剧上映,且往往是歌舞伎的大腕或明星担纲主演。日本人欣赏传统的演剧习惯于去专用的剧场,比如京都的“南座”。所以,此举明显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不过,反过来也说明传统演剧的观赏人群有着一定的范围指向,并不像普通电影那样,受众广泛。
从电影史的角度讲,如今看似萧条的日本这类“戏曲电影”,其实曾经有过一段辉煌耀眼的过去。比如,现存最早的电影《红叶狩》(1899年),就是一部“戏曲电影”。该片由当时的歌舞伎世家传人市川团十郎和尾上菊五郎一起演出,是一部传统剧目。还有,在日本电影诞生的初期,曾借用歌舞伎的演员、服饰、妆容、动作、台词、故事情节等,创造出了日本独有的电影类型——时代剧电影,早期还称做剑戟电影(チャンバラ映画)。这类影片虽脱胎于“传统戏曲”,但并非完全照搬,可算做是“类似戏曲电影”吧。这类电影在上世纪20~40年代曾风靡一时,广受民众的喜爱。当年,歌舞伎演员出身的尾上松之助,更是凭着主演了众多这类影片,成为名垂影史的大明星。
时代剧电影发展至今,作为一种影片的类型,已经非常独立和成熟(武士电影基本上属于此类型),已不再适合冠以“类似戏曲电影”的名头。不过,我们从现在的时代剧电影中依然可以看到传统演剧的影响。比如传统演剧的故事题材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到电影中,演剧世家传人出演时代剧电影等;这种情况很常见。
因此,从日本电影发展史的角度讲,“传统戏曲”演剧对日本电影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其中时代剧电影所受到的影响最大。不过,在其他类型的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演剧的某些元素的存在。甚至在今天改编自漫画和电视动画片的电影(真人版,动漫版),都会在片名之前冠以“剧场版”字样。这些都可视为演剧(戏曲)的印记。
与日本相比,在今天的国内电影市场上,可以说中国的戏曲电影仍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从中国电影史的发展看,戏曲电影作为电影类型的一种,自诞生起,一直是一个重要类型。新中国制作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一部戏曲片。这类戏曲片,一直以来活跃于中国的电影舞台,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如果回到电影诞生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05年),即是一部戏曲电影,内容是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的表演片段。上世纪2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武侠电影”开山之作的《火烧红莲寺》,显然脱胎于传统戏曲,之后的武打类电影也受到传统戏曲的影响。50年代以传统题材为主的作品如《红楼梦》《天仙配》等,家喻户晓;60~70年代京剧革命 样板戏,也令人难忘;80年代传统题材重放光彩,《白蛇传》等戏曲片,深受观众喜爱;最近又有《江姐》《春闺梦》等新影片上映。因此,这些众多优秀的“戏曲电影”,丰富了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也使得这类影片成为中国独有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很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在今天看来,中日两国的“戏曲电影”虽然存在着“云泥之别”的情况,然而,在草创时期,曾经有着极其相似的开端,即以“戏曲”作为开端的事实。而且,在电影发展的最初时期,在武打类电影与传统戏曲的关系方面,中日两国电影也有着相似的情形。
话题涉及到中国的戏曲片,就有些收不住话头了。此刻才发现自己好像也是一个在新中国戏曲片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戏迷”,怀念起那段观看戏曲片的美好岁月了(笑)。以上所介绍的,有些成为常识了,供您参考吧。
关于是否看重奥斯卡奖的问题,如果就媒体宣传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日本“非常重视”。每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都会有专门的电视频道直播,很多电视台会在新闻节目中予以介绍,各大媒体都会或多或少地登载消息报道。如果有日本电影人得奖,当然会加大报道的规模和力度。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的情况相同。这也会产生商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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