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静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问题,问我吧!

近年来,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层出不穷的数据泄露和网络安全事件给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彭静,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向大会提交了《关于以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为基点优化我国的信息法制环境的建议》,希望借此明确当事人享有的信息知情权、同意权和获得救济权,并规制滥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责任。
个人信息的类别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个人基本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等,但哪些信息属于当事人本人可以决定和控制的信息,现行法律规定比较粗糙、分散,且与其他法律规定可能存在冲突。个人信息到底该如何保护?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问题,欢迎大家向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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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2018-03-07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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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静 2018-03-13

相较于国内的立法实践和学理探讨,“被遗忘权”在国外有较为成熟的讨论和实践。1995年欧盟在《欧洲数据保护指令》中明确规定了个人对其数据的删除权,2012年,欧盟提出《关于规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保护个人数据处理和数据自由流动的提案》确立了被遗忘权和删除权。2014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再次修订,将第17条被“遗忘权和删除权”改为“删除权”,规定在特定条件下,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和第三方删除信息。
从以上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变迁中可以看出,“被遗忘权”即使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实践历史悠久的欧洲,其内涵及实践形式仍处于不断的更迭中,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法律概念。因此基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实践现状,在立法层面考虑“被遗忘权”的问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但就“被遗忘权”本身而言,被遗忘权确实属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范畴,个人信息权从其内涵上来看,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权。而被遗忘权主要体现的是信息发布主体(主动抑或被动发布),对已发布信息的控制,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更新、删除以及了解其具体用途和动向,上述权利的行使方式实质上是个人对其信息自主决定权的延伸,从应然的角度来看,除了因公共利益的考虑可施与其必要限制外,被遗忘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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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静 2018-03-13

产品开发者变相地强制性收集个人信息本质上确属侵犯了用户的信息安全。但现行法律对于产品开发者对所收集信息用途的说明义务并无强制性要求。因此以信息收集为产品使用前置性许可的做法,就目前而言很难定义为违法行为(现行法律对《民法总则》中第一百一十一条中的“非法收集”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产品开发者因对其所收集信息予以非法地使用、加工、传输、买卖、公开,对用户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具体的救济途径目前主要有四种:1.如果发现个人信息被他人通过网络非法公开、散布、传播,公民有权要求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删除相关信息或者采取其他必要的制止措施;2.个人信息在网络消费或者通过网络方式泄露,可以选择向互联网管理部门、工商部门、行业管理部门投诉举报,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举报热线为“12377”。3.因个人信息的泄露侵害自身合法权益较为严重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公安机关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来减轻或者挽回相应的损失。4.通过司法途径向侵权人索赔,被侵权人可以依据《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民事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包括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等。

能不能把泄漏和购买信息的人同等处理?

彭静 2018-03-13

从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从上述规定来看,非法买卖他人个人信息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但泄露他人信息是否应承担相同的责任,该法条没有明确规定,但法条中提到的“非法传输、非法出售、非法公开、非法提供”皆为泄露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泄露和购买信息都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否在民法中同等处理,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
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该条第二款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职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取的公民信息,出售给他人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在第三款中,“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出售和非法购买他人信息在刑法上同等处理,而特定的信息出售者(所出售的信息为履职或提供服务中所获取的)在刑法上要加重处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非法购买他人信息的,往往涉及其他的犯罪,如电信诈骗罪等,在此种情形下,对信息的购买者要实行数罪并罚,相对于信息的出售者,其要承担更严厉的刑事责任。

彭静 2018-03-13

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还是有相当多的规定,具体如《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护照法》第十二条、《身份证法》第六条都有具体规定。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层面,《2006—201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第六条、《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二条、《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都有相较立法更为具体的规定。因此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并不是在立法上仍处于空白,而是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法律来统摄所有散件于各部门法的具体保护规则,在立法上没有对个人信息形成体系性的保护。正是基于上述立法现状,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民众对于个人信息的权利意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近些年由于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各种类型的诈骗案件频繁,才逐渐使社会的关注点真正回归到个人信息权的本质问题上。
从具体的对策上来讲,首当其冲的就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及相应的查询进行体系性的规定,同时衔接现有的各个部门法中相应的法律规则。不仅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明确的法定权利确定下来。同时也要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步伐和趋势,对个人信息的范围、构成要素、保护方式及专门管理机制作出科学的界定和长远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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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提问,您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前面也答了一个性别与玩家的问题,但您的重点是游戏设计中的性别考虑,恰好可以展开一个不同的面向。
国内的性别意识还没有在设计中大范围普及,在设计上也还没有形成性别中立的设计语言,也因此,国内游戏中常常会出现物化女性的设定,例如大得不合理的胸部、精简的衣物,或是在性别意识定见上非常“女性化”的其他形象与行为设定。哪怕是在国外,设计的性别倾向也是一个难以逃避的话题,比如古墓丽影中劳拉的形象,就多年都处于社会争议之中,也因此最新版的游戏中,劳拉的整体形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女性特质不再那么明显。
另一方面,从玩法上来说,目前大多数游戏的开发者以男性为主,所设计出的机制也更适合游戏经验丰富的男性。但我在另一个回答中也说了,玩家不由性别决定,只由个性决定,女性玩家在熟悉了游戏的规则之后,表现并不比男性玩家差。
另一方面,开发者长期对女性玩家群体有偏见,认为女性玩家就只喜欢”可爱的、弱 智的连连看性质的或者换装性质的游戏”,这种观点也非常狭隘,应当得到改变。日本任天堂公司开发的游戏,就面向全年龄玩家,综合性别的考虑与游戏经验的考虑,让各种各样的玩家都能健康地享受游戏,这是很值得我们开发者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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