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今
汉唐书法史研究者

我是汉唐书法史研究者张今,“锺王颜柳”们之外的书法圈是怎样的,问我吧!

汉碑雄浑、锺王韵致、唐人尚法,汉唐时期的书法名迹是大多数人学习书法的入门阶梯,毫无疑问也是中国书法史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段。但书法史只是由那一本本字帖构成的吗?古人学习书法也像我们一样追摹那些所谓“书法家”们吗?那些著名书法帖之外的汉唐书法图景是怎样的?让我们忘掉锺繇二王,抛开欧虞褚薛,向曹全、张迁挥挥手,对猛龙、黑女say goodbye,通贯认识汉唐书法圈,重新看待经典。
我是汉唐书法史研究者张今,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生、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印社社员,研究方向侧重秦汉六朝出土文献。关于汉唐书法史和书法学习的问题,非常愿意为大家解答!
思想 2020-04-05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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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游2020-04-06

请问为什么碑文字体从隶书到楷体都有,碑额却都要用篆书?

张今 2020-04-07

您好,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具体。确实,从汉代到晚近,碑额喜用篆书这一现象延续了很长时间。
先说点题外话。不同书体适用不同场合的规则,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南唐文字学家徐铉(916-991)曾说:“若乃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说文解字韵谱》序)可见篆籀与草隶在施用场合上有正式和日常的区别。
时间再向前推七百多年,曹魏书家韦诞就以擅长题署著名,而京兆韦氏在韦诞之后一直有工于题榜的“门业”延续,东晋太元(376-396)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先是请王献之用隶书(或作“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又请刘瓌用八分(东汉碑刻中如《曹全》《张景》一类的字体)题写,最后请韦昶(韦诞兄韦康的玄孙)以大篆改之。可见篆书较八分、草隶更适合题写门面、匾额一类的标识性载体,您所说的碑额正与此同理。
篆书较其他书体的最大特点:装饰性。而且,小篆又为篆书中最具装饰性的一种,虽已摆脱古文字难识的特点,却仍保留些许大篆的图画性特征。装饰性会加强视觉记忆,所以小篆比其他书体更为醒目,也就更适合作为标题。不惟碑额,古代书画卷轴题耑也以小篆最常见。
如果再往前追溯,碑额(亦可称“碣”)的前身或许是木质的“楬”。“楬”广泛发现于秦汉简牍中,其形制大多圆首涂黑(或绘网格纹)、上有钻孔,用来系在箧(竹编储物箱)或囊(丝布编织的袋)上,功能是标识内里所盛装的物品名称、数量等信息。木楬虽较碑额体量为小,但因为功能都是标识,所以同样需要醒目。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最早的木楬实物,出土于湖南里耶古城1号井里(俗称“里耶秦简”)。在总计近2万枚有字简牍中,只有楬上会出现篆书,而其他的日常文书全部是隶书。
从里耶木楬到韦氏题榜,再到徐铉所谓“篆籀”“草隶”之别,大致可以梳理清楚这一问题的学术史和内在理路。仅供参考。

伏游

请问为什么碑文字体从隶书到楷体都有,碑额却都要用篆书?

付尚2020-04-05

请教张老师,相比于其他朝代,汉唐书法的特点是什么?

张今 2020-04-07

您好!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谓“汉唐”,可粗略分为三段来看:两汉、隋唐,以及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我们大多数人对书法的最初印象恐怕来自学书法时用到的字帖,而凭借字帖收获的印象也许是这样的:两汉-隶书(以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为代表)、魏晋南北朝-行草书(以兰亭序、鸭头丸帖、伯远帖为代表)、隋唐-楷书(以九成宫、多宝塔、玄秘塔为代表)。这样的印象没有错,但无疑是片面的,因为它们无法脱离大的历史背景而存在。
 先说两汉。汉代的日常书写是隶书,载体是竹木简牍(以及少量的绢帛和纸)。典型的汉隶有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悬泉置汉简等,大多出土于西北的边燧遗址中,性质是两汉的官私文书(暂称“文书简”),这些简牍上的隶书生猛、活泼,笔法千姿百态,章法恣意挥洒,极富美感。两湖地区汉墓中也出土很多简牍,但它们大多是典籍、律令、遣册(随葬品清单)一类,多为可以抄录,所以字迹相较前者更为规整、典雅,代表作有张家山汉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暂称“墓葬简”)。我们熟知的隶书碑刻其实只是两汉书法中占比极少的一类,其风格也和真实的汉人书风大相径庭。我一直认为,把“墓葬简”作为隶书入门教材,是比《乙瑛》《曹全》更好的选择,都2020年了,没必要依旧守着清代邓石如、赵之谦们的玩法。
 再看汉唐间。魏晋南北朝书法情况最为复杂,因为它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变动期。但如果要析出彼时书法最显著的特点,我想“善草隶”三字或许可作诠释。这个回答来自于五代末、北宋初的徐铉(916-991),他在为弟弟徐锴《说文解字韵谱》作序时曾说“后汉及今千有余岁,凡善书者皆草隶焉”,大致体现了他对从东汉以降书法史的理解。所谓“草隶”,顾名思义,指草书和隶书(此处与汉隶不同),而这两种字体均由汉代隶书生发而来。汉隶的一支通过弱化波挑(即俗称“蚕头燕尾”),逐步趋向于我们后来最熟悉的楷书,而这种楷书在魏晋时仍保留很多隶意,与唐楷大不相同,著名的锺繇《荐季直帖》就属此类;另一支通过减省写法、加快速度,逐渐演变成草书,索靖《月仪帖》、陆机《平复帖》均属此类。进入东晋,新的字体—行书—也在酝酿当中,这种字体主要在隶书(楷书)的基础上通过简便写法演变而来,非常适合此时往来书信的书写,比如王羲之《平安帖》《孔侍中帖》等。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书法风格最为多样,且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清楚。而且书法毕竟是艺术,拥有主观感觉最要紧,我建议有兴趣的盆友可以多多尝试去看两种材料:1.唐摹晋人帖,如《万岁通天帖》、王羲之《丧乱帖》《初月帖》,以及宋刻《淳化阁帖》《大观帖》,这类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士族书风的整体认识;2.晋、南朝出土文献,这类材料很零散,不易搜集,姑且录名于此,有心者自可据此搜罗:长沙走马楼吴简、郴州西晋简、南京出土六朝简、西域出土两晋残纸等,这类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基层日常书写的气息。
 最后说隋唐。经历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大变局,隋唐书法已经十分成熟、稳定,不同字体的分化和称谓也逐渐明晰,隶书与楷书截然分别,章草和今草也判若泾渭。唐代最著名的是楷书家,基层社会日常书写也以楷书为主,行、草、隶名作虽有,但明显式微。和上文相同,我们依旧可以多看两种材料:1.名家书法,断代分组去看,比如将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分为一组,且不要只看顶级名作,《皇甫诞》《孟法师》一类早期作品,甚至仿虞世南的《孔颖达碑》都要看,甚至后者更重要;2.佛道写经,虽然唐代刻碑高手层出不穷,但终究不如墨迹来得鲜活,如果说汉人墨迹生猛、恣肆,那么唐人墨迹便是娴熟、精妙。虽然唐代墓志数量很大,但面目较为单一,且始终处在模仿名家书法的状态中,个人以为简单看看就好。
 总之,汉唐是中国书法艺术真正完善的阶段,正如中华民族的地缘、文化、性格也在这约一千年里完全成型一样,唐以后书法不再有根本性的变革。以上叨叨,挂一漏万,仅供参考。

张今 2020-04-09

您好!汉唐时期所谓“正书”,如您所说从隶书过渡到楷书,并在初唐至于鼎盛,是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后一次字体变革。其中,笔法变化是逐步完成的。
首先要指出,书写材料的改变是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汉代,竹、木简牍是日常的书写材料,而从竹木的原生状态到成为可供书写的简牍,工序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难以实现批量生产的。再加上简牍体积较大,保存不易,所以会造成两个结果:1.掌握书写技能的人比较少、门槛比较高。许慎《说文》引《尉律》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会写九千个篆书是汉代成为基层书记员的基本条件。今天我们能够见到很多秦汉简牍,其大部分书写水平是极高的,但他们只是先民中占比很小的一群人;2.为了节省材料,减轻运输、保存的压力,刀笔吏(文书官员)会想尽办法提高单枚简牍的容字量,这便是隶书呈扁长形的根本原因。而为了字形美观,也可能是手部肌肉的惯性作用,隶书的两侧会较为舒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蚕头燕尾”。
时代到了两晋,纸张产能逐步提高,进而推广。我们看到敦煌出土大量的两晋残纸,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也都在纸上写字。造纸技术一旦经过改良,其批量生产是较容易实现的,于是上一段说到的两个结果在此时都发生了转变:1.由于书写材料较为易得,参与书写的人群得以扩大,但其中很多人文字书写水平并不高,难以写出标准的隶书。所以为了书写方便,一种“新隶体”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是“由于溶入了草书笔法,如较多地使用尖撇和接近后来楷书硬钩的笔法,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面貌”(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1993);2.纸张一来易得,二来保存、运输相对轻省,三来幅面宽阔,不似木简般狭长。基于这三点,人们的书写逐步得到解放,字形由扁长渐趋方整,字距、行距也没有拘束,再加上本身书写能力的不足,一些隶书笔法便悄无声息地退散了。
后代书论家往往无法总结出促成变革的社会动因,而乐于把功劳赋予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新派书家身上,这大概也算是“英雄史观”的一个案例吧。
以上,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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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今 2020-04-07

您好!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也尝试和您一道思考~
 我想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锺繇生活时间距今约1800年,而明清书家董、刘等人距今不到500年。人们对遥远的事物总归不比晚近的事物记得清,这是常理。魏晋书法虽备受追捧,但一般爱好者除了锺繇、二王,又知道几位呢?萧梁时期(502-557)的书论家庾肩吾曾“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实际为123人),略加品评,撰成《书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收录,不妨找来看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从汉末到萧梁的书法名人谱。其中张芝、锺繇、王羲之位居前三甲,但其余120人恐怕大部分都不为今人所知,以去今久远故也;
 二、锺繇书迹存世量少(疑似真迹1、刻帖不足10)。这实际上是第一个原因的结果,因为久远,所以大量书迹亡佚。大众不会对没有实体的话题一直追捧,对于书法这种视觉艺术而言尤其如此。您提到的董其昌、刘墉都是明清的著名官员、书法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各级博物馆中都还能看到,甚至围绕他们还能做专题展(如2018年上博围绕董其昌组织的“丹青宝筏”展)。曝光率悬殊,锺繇书名当然远在董、刘之下;
 三、锺繇书风处在“旧体”末期,后人接受程度不及王羲之。史载锺繇善三体“铭石”“章程”“行押”,这是就其功用而言。以风格论,锺繇书法仍保留大量隶书笔意,长沙出土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字迹应当与锺繇书法类似,可以参看。这种书风在东晋时被改变,主要原因是书写材料从竹木简变为纸,再加上王羲之、王献之等一众新体书家的涌现,锺繇那种扁长、古雅的书风不再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时至唐太宗极力鼓吹王羲之,以锺繇为代表的、东晋之前的书风彻底式微。虽然明代祝允明、王宠等还曾提倡仿效锺繇以复古,但毕竟难以再现“锺、张信为绝伦”的过往。
 以上,仅供参考。

张老师,请问南京附近有汉唐碑刻遗存吗?

张今 2020-04-08

您好!有的。按我的理解,您想问的应该是那些最初立于地上、至今仍然存世的碑刻吧?我按时间顺序列一下:
1.东汉《校官之碑》。光和四年(181)立,1957年出土于溧水中学,现藏南京博物院。该碑以隶书写就,碑文记载光和年间溧阳长潘乾的品行与德政。南方汉碑不多,故《校官之碑》显得尤为珍贵;
2.东吴《禅国山碑》。与2同立于天玺元年,地点在阳羡(今宜兴)董山,今天仍可看到。碑文记载了封禅(帝王祭告天地的典礼)过程,仍旧是孙皓为续命而做出的行为。此碑形制特殊,“微圆而椭”,四面环刻,字体为小篆,线条浑圆;
3.南朝宋《晋恭帝墓碣》。永初二年(421)立,1960年发现于南京富贵山,现藏南京市博物馆(“虎踞龙盘”展厅)。碣文共26字,隶书。晋恭帝即司马德文,元熙二年(420)被刘裕所弑,葬于蒋山(今紫金山)南麓冲平陵,此石碣即为冲平陵前指示物;
4.南朝梁《萧正立墓神道柱》。天监十年(511)立,位于今江宁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内,共两件,南北相向。现仅南柱柱额楷书铭文可识“梁故侍中/左卫□□/建安□□/之□□”,其余多漫漶不清。萧正立为梁武帝萧衍之侄;
5.南朝梁《萧秀墓神道碑》。约立于天监十七年(518)之后,位于今栖霞区甘家巷小学内,现存石碑两通,东西相对,碑文皆漫漶不可辨。萧秀为萧衍之弟;
6.南朝梁《萧憺神道碑》。约立于普通三年(522),位于今栖霞区甘家巷石刻公园内,现存碑身、龟趺完整组合一套,以及龟趺两个。完整的东侧神道碑为南朝碑刻中存字最多者,楷书书写,极为珍贵。萧憺为萧衍异母弟;
7.南朝梁《萧景墓神道柱》。普通四年(523)立,位于今栖霞区十月村,现存西侧石柱为南朝神道柱中保存最好者。柱额铭文为反左书“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萧景(本名萧昺)为萧衍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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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主要的书法家的书法有什么特点?

张今 2020-04-11

您好!谁更“主要”些似乎很难界定,凑个整吧。
蔡邕(133-192),博学多才,辞章、术数、音律莫不精通,书法篆隶皆工。现存书迹只有《熹平石经》中的一部分;
锺繇(151-230),官至太尉、太傅,治春秋左氏学。史载其善“铭石”“章程”“行狎”三体,即隶书、楷书、行书。现存书迹有《荐季直表》一卷,及诸刻帖中的《宣示表》《贺捷表》等;
卫瓘(220-291),晋武帝时官至司空,惠帝时辅政,河东卫氏因其而成为高门。卫瓘善草书,与索靖齐名,“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卫瓘书迹仅见《大观帖》中收录的《州民帖》,较之索靖的草书更为流动;
索靖(239-303),西晋著名将领,善章草,历代备受推崇。他名下的书迹有《月仪帖》《出师颂》《七月帖》;
王羲之(303-361),善楷、行、草诸体,成就无需赘言,唐太宗称赞为“尽善尽美”,其书作不难找到,存世量也很大,但都是唐以后的摹本或刻本;
王献之(344-386),王羲之第七子。献之亦善楷、行、草,著名书迹有《洛神赋十三行》刻本、《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等存世,也都是后世临摹;
欧阳询(557-641),历陈、隋、唐三代,官给事中、太子率更令,领修《艺文类聚》。善隶、楷,楷书作品以所谓“四欧”为典范,即《皇甫诞》《九成宫》《化度寺》《虞恭公》,特点是字形险绝、笔法峻整。行书《张翰帖》《卜商帖》《梦奠帖》今天也可见到;
虞世南(558-638),官至门下贰侍中,撰修《北堂书钞》。其书法平淡冲和,得“君子藏器”之评。楷书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行书有临《兰亭序》传世;
褚遂良(596-658),得唐太宗及一众元老器重,后为高宗初即位时的股肱老臣。其书法以楷书最为著名,如《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开唐楷姿态妍丽一路风格;
颜真卿(709-785),官至太子太师,有忠烈之名。传世书作颇丰,楷书真迹如《自书告身》一卷,碑刻《多宝塔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等,行书真迹有《祭侄文稿》,课本有《争座位帖》等,书风正大,应和盛唐气象。
汉唐时期优秀的书法家太多了,恕不一一列举,三言两语也没法把他们的成就说清楚。但有一点,他们都是承家学、有职官的,后世名声是层累形成的。艺术家的个人独造终究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可参看我给付尚、忧郁森林两位的回答。
以上,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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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翼有言:“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杨坚得位,确实存在诸多偶然因素。周宣帝无故屠戮宗室和辅臣,赋予御正、内史等近侧之臣较大权力,此举虽高度强化了皇权,却使得皇帝与宗亲朝臣离心离德,摧毁了自身的统治基础。更出人意料的是,二十二岁的周宣帝竟然暴卒,留下的权力真空被掌握中枢的侍臣刘昉、郑译二人填补,但二人没有担任摄政大臣的威信和资历,于是他们找来了受宣帝忌惮、地位朝不保夕的皇后之父杨坚,将军政大权交给了他。刘、郑二人本想借助势弱的杨坚从而控制朝政,不料被其反制,这当然也得益于杨坚多年的政治积累和卓越的领导能力。
至于隋朝的统一,则是势所必然。南北朝对峙的边界出现过三种:沿河、沿淮、沿江。南北朝初期刘宋与北魏一度以黄河为界,这时南方处于攻势;刘宋后期至齐梁,南朝退守淮河,双方互有攻守,北朝渐处上风;到了陈朝,不仅在下游失去了长江以北所有领土,而且在上游失去了荆襄和巴蜀,重新统一北方的北周面对陈朝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继承北周版图的隋朝在疆域面积上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南北双方户籍人口的差距更在其上。南朝门阀社会背景下,政府对人口的控制力薄弱,户口不断流入私门,大族依附人口数量庞大,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弱小,陈朝灭 亡时在籍人口才两百万;北朝军功官僚体制下,政府力量相对强大,隋朝建立后先后开展了大索貌阅、输籍定样运动,从大族手中检括出一百多万人口,在籍人口达到三千万。在综合国力的绝对优势下,由北方统一南方已是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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