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屹轩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

我是秦汉魏晋史研究者李屹轩,真实的魏晋时代什么样,问我吧!

魏晋时期历史变幻纷繁,但登场的人物又是非凡卓越。衣冠著姓借助乡里清议与九品中正制获得了世袭特权,士族争相炫耀奢侈,官僚名士醉心于清谈。置身其间的士人或雄才大略,或才华横溢,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形成令后人追慕的魏晋风度。
名士风流是魏晋时代的永恒标签,但风流之外,魏晋时代有何不同?魏晋时期发生了怎样的社会剧变?士族政治与“法律儒家化”之间有何关联?我是秦汉魏晋史研究者李屹轩,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侧重秦汉魏晋时期的政治史与法制史。提及魏晋,你有哪些想象?欢迎和我一起交流!
思想 2022-01-24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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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屹轩 2022-02-06

您好!说某个时期“最美”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判断,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与大多数人一样,我最早了解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也是从《三国演义》和《世说新语》等普及读物开始的,当时就是觉得东汉末年群雄逐鹿非常荡气回肠,张季鹰为了鲈鱼莼菜放弃官爵潇洒自然,王徽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更是意境十足,这个时代人物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深深吸引了我。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群雄逐鹿的背后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魏晋名士中也不乏尸位素餐、东施效颦之辈,如果你是站在像左思那样的角度来看魏晋时期,也会发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样的感慨,这时大概就不会觉得它有多美了。
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时代,研究的乐趣主要是探索历史细节,寻找混乱与秩序中的联系及其特别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势力较为强大的一个时代,群雄割据与名士风流,莫不是基于地方豪族广泛控制了农村地区,拥有较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基础。在日本学界,魏晋南北朝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的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士族,他们对上遏制专制皇权的扩张,对下团结乡里形成地方“共同体”。但是对比欧洲的中世纪时期,魏晋时期又有相当的特殊性,欧洲封建贵族依托庄园经济发展出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样的典型封建制,最终造成了欧洲王权分散、小国林立的状态,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却克制住了封建割据的分离主义倾向,努力追求在中央政权中占据一席之地,最终促成了皇权政治与中央集权的回归,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传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这种分裂不光体现在政治方面的,也体现在民族和文化方面,但无论南北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企图谋求统一。我觉得在不断地追问中国社会的一些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过程中,历史的魅力自然就会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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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屹轩 2022-01-26


想要解释东汉豪族与魏晋门阀士族之间的区别,首先要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
东汉的豪族是魏晋门阀士族的前身,其概指由宗 族及其宾客、部曲组成的乡里集团。豪族一般拥有大片田产和成群奴 婢,财力雄厚,并且能够因之团结乡里,招引宾客,形成地方势 力。豪族内部势力强大者,往往还能够控制乡里清 议,产生世 袭性的“名士”,并通过察举制度“世仕州郡”,进而形成“大姓”、“冠族”。东汉末年“大姓”、“冠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广泛地控制了农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主要职位,在文化方面依靠儒学取得了垄 断地位,并在反对宦 官专 权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汉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之后,他们又成为了各个地方割据政权人才的主要来源。曹操统治时期虽然施行“唯才是举”的政策,但荀彧、崔琰和韩嵩等主持选举的官员仍主要从“大姓”、“冠族”之中推举人才,后来魏代的“九品中正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选举方式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说东汉豪族构成了魏晋门阀士族的基础。
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东汉豪族都能发展为门阀士族。东汉豪族中也存在文化修养较为欠缺、仅以财力或武力横行乡里的群体,这些豪族一般被称为“豪人”、“豪帅”,他们虽然“赀产巨亿”、“奴 役成群”,在地方上颇有实力,但却对全国性的政治事务缺乏影响力,也很难融入政界高层的交往圈。他们在汉末群雄割据时期一般依附于某些政 治 势力,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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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屹轩 2022-02-08

感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指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所在。严格来说,历史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重现,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历史记载来进入历史场景,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件,而历史记载是由人写就的,肯定会有主观因素参与其中,但一般而言史书的编纂者纵有加工,也无法超出其所根据的事实太远。换言之,史书记载可能会“虚实相间”,但不太可能“无中生有”。
以《史记》为例,按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他创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本来就不是想要留下分毫不差的事实记载。先秦秦汉时期历史记忆多赖口耳相传,加之简册繁重,不易书写,对口传资料的删节与变形可以说是在所难免。《史记》中关于“荆轲刺秦王”的记载就包含了“口述史”的内容,当时荆轲怎样献地图,秦舞阳怎样害怕变色,荆轲怎样图穷匕见,侍医夏无且怎样用药囊打荆轲争取时间,秦王怎样环柱而走,史书的描写极为流畅,细节逼真,就仿佛亲眼所见一样。这一故事的一些细节应该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夏无且的好友公孙季功和董生那里听来的,夏无且的故事中可能会突出自己的作用,但是不可能“荆轲刺秦王”整个故事都是编造的。
历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穿透史料,辨析哪些历史记载的内容是可信的,哪些是经过删节和变形的,陈寅恪曾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现代历史学围绕历史真实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关系产生过三种不同的立场:“重构论”、“ 建构论”和“解构论”。“重构论”的观点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兰克的名言“如实直书”就是这种信念的最典型表达。“建构论”以为认识历史需要史家精神、社会理论和解释工具的介入,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凭借视角的理论观照、概念工具、个人能力,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构出一副关于过去某个片段的画面来。“解构论”则认为我们无从突破史料的限制或者说文本性的限制而触及过去本身,所有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著作都不过是一种“言辞结构”,它的本质是文学作品。从目前历史学的发展来看,“建构论”的方法仍是主流。“重构论”基本上已经被视为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历史真实就像一去不复返的江水一样,它的本来面貌不可能分毫不差地被还原;但“解构论”又在不可知论上走得太过遥远,“我们不能知道全部的真相”和“我们完全不能知道真相”毕竟还是有质的不同。历史学者借助不同来源的文献与考古研究的相互印证,即便不能完全还原全部的历史真实,但就像探照灯一般总还是能照见部分的真实,所谓“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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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屹轩 2022-02-04

您好!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更替频繁的时期,它又正好夹在汉、唐这两个长期兴盛的王朝之间,而如果与前后对比,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经常流离失所是有道理的。这里只简单列举一些数字,东汉持续了195年,唐朝持续了289年,而曹魏政权只有45年,西晋只有51年,西晋衰亡至北魏统一北方的135年里前后出现了16个国家(“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南朝在169年的时间里换了4个王朝。政治的不稳定当然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苦难,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常见同时又十分重要的社会势力就是“流民”, 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因战乱或饥荒而被迫迁徙的百姓。西晋末年有一支很著名的“流民”集团叫做“乞活军”,顾名思义,就是这支“流民”队伍在原住地已经活不下去了,才跑到其他地区去乞求活命。
至于说吏治腐败,两晋南朝士族政治发达,对官员确实比较优容,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维持士族政治的稳定。东晋以降整个官僚政治呈现出较强的“贵族主义”和“自利取向”,朝廷中一旦出现了试图整顿吏治的人,立马就会被视为与主流价值不合的“商、韩之流”,也正因为如此王导才会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地方州郡县长官往往被视为捞钱的职位,这在当时几乎是官场的“明规则”。东晋时期征北将军参军李充因为家贫,一直向朝廷请求外放地方,褚裒询问他是否愿意屈才任小县之县令,李充直接回答说“穷猿投林,岂暇择木!”不过,在崇尚武人与军功的北朝,官僚政治中的“功绩主义”与“服务取向”比较发达,吏治相对而言比南朝要好一点,但这主要表现在官僚机器的效率方面,而顶级士族和官僚的奢靡程度不见得比南朝逊色,比如北魏河间王元琛,他任定州刺史期间疯狂盘剥聚敛,史称“百姓患害,有甚狼虎”,他与高阳王元雍斗富,堪比西晋时期的石崇与王恺。
最后谈谈“竹林七贤”,今天虽然我们经常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但是实际上“竹林七贤” 在面对现实时所采取的具体应当方式是有区别的。比如嵇康,他对司马氏篡代的回应是非常激烈的。司马氏镇压淮南三叛,嵇康就作《管蔡论》为率殷民反叛而被诛的管、蔡翻案;山涛接受司马氏的征辟任大将军从事中郎,荐举嵇康代其原职,嵇康就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甚至说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这种在当时人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话。“竹林七贤”清谈服散,确实有逃避现实的一面,但也有以此为武器表达“软抵抗”的一面。“竹林名士”之后,时代风气已变,人们见多了政权更迭,思想渐渐平静,“江左八达”之流继续服散清谈,其实大多是故作姿态,只得形似而不再有其中的抗争意味,清谈之类的名士风度也就逐渐流于形式了。

李屹轩 2022-02-07

感谢您的问题!如您所言,魏晋时期在法律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情就是法典编纂事业的发展与法典律学的兴起,曹魏时期颁布的十八篇《新律》是中国系统化法典编纂的开端,而西晋《泰始律》则是中国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战国至秦汉是中国成文法从草创到渐趋成熟的时期,当时的律令主要是通过“一事一议”的形式逐条颁布,然后累积为律令篇章,这样的法典编纂形式往往欠缺整体性的考虑,内部新旧杂糅、前后矛盾的情况较多,经常出现“事类虽同,轻重乖异”、 “错糅无常”等情况。魏明帝时期对汉代法律进行了系统整理,将原有律令按内容性质分类,重新予以编次,该分的分,该合的合,必要时另立篇章,然后一次性予以颁布,成为之后历代王朝法典的模范。西晋的《泰始律》在曹魏《新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减轻刑罚,省并删减条文,同时以儒家之礼入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国家法律融合在一起,相当于奠定了之后中国历代王朝法律精神的基调。因此,魏晋时期的法典编纂在中国法律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
以张斐、杜预为代表的法典律学在这一时期兴起,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秦汉律学发展的积累。从律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汉代选官重视律令,察举以四科取士,其中便有“明晓律令”一科,这极大推动了知识群体学习律令,渐渐出现了很多以律令为家学的情况,至东汉时期发展出了“大杜律”、“小杜律”等三家律学以及众多法律世家,颍川郭氏、沛国陈氏、河南吴氏和颍川钟氏都是世传法律,如吴雄、吴䜣、吴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灵帝时杨赐还曾因为自己并非法律世家而固辞廷尉一职。至曹魏时期,当时律学学派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每家都数十万字的章句著作。因此魏晋时期的法典律学可以说是汉代律学的一次总结。
不过,一个延伸性的问题是,一部非常体系化、形式化的法典,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系统却繁杂的法律解释,在落实的过程究竟能多大程度地适应现实?魏晋时期在法律史上其实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注意,那就是曹魏时期“律博士”的设立。汉代有五经博士专门负责传授经学,曹魏时期的“律博士”则是专门负责传授律学,但这二者设置的背景却有很大的不同,五经博士的设置是为了顺应汉代儒学兴起的时代潮流,而“律博士”的设立则是为了应对当时“私议轻贱刑法,狱吏选用卑下”的落后形势。汉代官吏几乎人人皆知律令,但至魏晋时期,不少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已经是只通经术而不明律令,律学渐渐成为一个既专且冷的学科,魏晋南朝的国家对于律令也不甚重视,而主要是通过德教礼仪来进行统治。因此“律博士”之设,其实背后隐隐反映出了中国法律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性变化。

那时名士吃啥喝啥,普通人呢?

李屹轩 2022-01-27

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 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请问老师怎样评价冉闵?有无史料依据推断他杀汉人多还是杀胡人多?

李屹轩 2022-02-05

您好!后赵末年冉闵严厉镇压胡人的情况,在《晋书·石季龙载记》、《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和《晋中兴书》等史料中都有记载。冉闵在控制邺城政权后,其消灭石氏、取而代之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而胡人是石赵政权的“国人”,相当于是其统治基础,因此当冉闵发布最后通牒后,大量胡人都企图逃离邺城,《晋书》称此后冉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 《晋中兴书》记载与之稍有不同,但称所杀也有数万之多。不过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石赵政权时期的胡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其中不仅有羯胡,同时也含有西域胡在内的各种杂胡,甚至还有一部分胡化了的汉人。史书说“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可见冉闵屠戮的对象不一定真的全是胡人,其中应该包括了政治上与之对立的各种人群以及许多被殃及池鱼的无辜民众。
至于如何评价冉闵,因为我并不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在这里只能简单谈谈个人的看法,供你参考。我以为冉闵的兴起与代赵建魏是后赵石虎时期政治结构延续的产物,其严厉镇压胡人的行为反映了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民族融合尚未完成、矛盾仍十分尖锐的情况。
后赵石勒统治时期曾经重用士族、大兴文教,并立石弘为太子,试图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国内环境,但是皇位最后却为石虎所篡取,石虎依靠自身强大的军功与部分“十八骑”功臣的支持夺权,打破了权力的和平交接程序,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也为之后冉闵依恃军功、挟持功臣篡位带了一个坏头。冉闵的军事才能和个人武勇如果能够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发挥,那么他绝对不失为一位能征善战的猛将,但若是置入到石虎时期的政治结构当中,他的军功和武勇就是国家的乱源。魏晋时期北方族群大量内迁,各族人民“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在政府和豪强的双重盘剥之下常常沦为奴婢,后赵建立者石勒自己早年的经历就是典型例子,这种夹杂了民族压迫与统治压迫的矛盾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弭得了的,因此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统治者才常常采取“胡汉分治”的策略。冉闵试图在当时民族融合远未完成、族群对立仍十分严重的北方建立一个汉族政权,但同时又缺乏调和不同族群矛盾的政治手段和统治方法,只能采取屠 杀这样残暴的镇压方式,其失败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田余庆先生曾说“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统治民族,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而且一般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我想冉闵建魏的这一段历史也可以纳入到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整体历史进程中来看待。

李屹轩 2022-01-29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实际上这也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关心的重点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到学术风气转向、西方汉学与社会科学刺激以及新出墓志数量飞速增长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过一段繁荣兴盛的时期,个案研究与计量史学等新方法都被引入其间,不过整体上来看数量与质量的提高速度却不成正比。一方面中古时期较为知名的士族几乎都被研究过了一遍,但另一方面研究的焦点却基本上都集中于各个士族的家族谱系、婚姻和仕宦等方面,而我们在弄清楚了如此之多士族的谱系、仕宦与婚姻状况之后,其实并未能由此提出对中古社会特质的新理解与新解释,大部分都只是在为此前的一些士族理论(如内藤湖南的“六朝贵族制论”和艾博华“城乡双家形态说”)提供实证研究的注脚。不少学者都对此种状况提出过批评,形容这种考察方式犹如“跑马圈地”,实际上是“有增长无发展”。
不过,研究的困境同时也刺激了学者对于士族研究新方向的探索。首先就是引入新的问题意识,早期比较优秀的士族研究,虽然很多是以士族个案为切入点,但是背后通常会有宏观的问题意识。比如伊佩霞的《早期中华帝国的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以士族为中心的中古社会结构及其升降流动。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论述的焦点虽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等士族门户的升降,但实则提纲挈领地描绘了整个东晋政局的演变情势,并由此关照到了士族与皇权政治关系等大问题。因此,超越简单的士族史料长编式研究的重要方法就是将个案研究与新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近年来有的学者关注谱系虚实和郡望重构等士族谱系叙述的“断裂”,也有学者关心士族的宗教信仰和家族礼俗,还有学者重视士族的族群与文化身份的认同等等,都是试图在问题意识方面有所突破。
其次是关注士族社会的微观面向,曾经士族研究所聚焦的社会主体是士人家族,而且对士人家族的考察时段可以长达千年,长时段地观察当然有利于揭示士族社会长期演变的趋势与结构性特征,但是在历史细节的复原方面不能不说仍有欠缺。目前随着墓志材料的大量发现与微观史的兴起,复原较小区域内的社会网络、士人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短时段“事件”经过的研究渐成风气。这一类研究往往颇具“故事性”, 暗合现代史学发展的“叙事转向”,但同时又能与政治结构、胡汉互动与士族地位升降等传统问题相结合,比如黄桢《韦华考——南北纷争下的个体生命与家族记忆》一文,读起来可以说是令人兴味盎然。
最后是尽可能多层次地榨取墓志等出土资料的信息。晚清以来,魏晋南北朝的墓志研究主要侧重于人物生平、政治制度、历史事件年代和历史地点等史实的考辨,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发掘墓志史料间隙中隐藏的民族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等多方面的信息,就连一些 “格套”性质的铭词、落款也被利用起来研究墓志写作的特点与制作的过程,对墓志史料的使用越来越“集约化”。与此同时,墓志形制与晕首图案等非文字的“物质文本信息”也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相关研究可以参看范兆飞《文本与形制的共生:北魏司马金龙墓表释证》。
总体来说传统的士族研究确实已经来到了“瓶颈”阶段,看起来是会给人“题无剩义”的感觉,但也正是这种“瓶颈”在不断地逼迫学界反思与革新自己的研究方法,丰富自己的观察视角,去开掘历史更多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李屹轩 2022-02-03

您好!魏晋时期主要通过禅让的形式进行政权更替,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政治清洗,司马氏无论是前期对付曹爽、何晏,还是后期镇压淮南三叛,都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战术,只是重点打击核心叛乱分子,为了减少牵连,甚至修改了法律,规定不再诛杀犯大逆罪者的已经出嫁的女儿。所以魏晋时期高层官僚队伍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看起来高门士族一直都是那么几家,如弘农杨氏、太原王氏、颍川荀氏和泰山羊氏等等。但是许多高门长期不坠,并不代表士族内部没有竞争压力,相反正因为士族的门户地位需要通过维系乡里声望、士族间的婚姻关系网络与一定的官位来确保,其内部一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魏略》记载过一个特别有趣的事,东汉末年冯翊郡的严氏和李氏想要提高家族地位,便借冯翊郡西部分出左内史郡的契机,将家族挂靠至没有强宗的东部地区,趁势任为州郡右职。士族为了争取提高自己的门户地位,努力争取好的婚姻仕宦是基本操作,此外还有研修儒学或者玄学以跻身主流政治文化圈,争取与皇室联姻等各种手段。
如果一个家族内部长期推不出代表性的人物,即便士族身份不会有变化,但实际的政治地位肯定会受影响,即便是像琅琊王氏这样的顶级士族,在东晋时期自王允之以后人才凋零,尽管宗族不衰,可基本上都是靠祖宗余荫,真正能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因此,魏晋时期士族政治内部肯定是有竞争的,只不过这种竞争的形式比较特殊,范围也局限于士族的小圈子之内。士庶之间的区隔导致其很难引入外部的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当士族内部竞争已经不足以产生支持士族政治的人才时,“武人执兵柄”与“寒人掌机要”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李屹轩 2022-01-27

谢谢您的问题!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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