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4 16:42 来源: 澎湃新闻 马子木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发表了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随后整理成的文稿中,王氏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并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列为最重要者(初稿见《清华周刊》74期,修订稿见《学衡》45期)。
       时隔二十年,顾颉刚、方诗铭等在总结近百年的史学发展时,亦提到了新材料的发现:史前遗物、甲骨文、青铜器、西北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档案、太平天国史料,并断言其对民国史学的走向具有决定作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1920年代中期,内阁大库档案初得学界关注,王国维文内表彰的成果仅有罗振玉所辑《史料丛刊初编》,较之甲骨文与敦煌文献,可谓冷清;二十年后,明清档案的整理著录已成绩斐然,更有学者直接利用原档从事研究,此中原因,不能不谈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贡献。
 
史语所已初步整理未曾上架之档案       
八千麻袋档案:视同废纸
       1908年冬,醇亲王载沣命人至内阁大库中搜检清初摄政典礼旧档,未能检得,因旧档堆积充溢,阁臣遂奏请焚毁。适逢大库房屋修缮,大量档案移贮于文华殿两庑,未及迁移者仍杂乱堆于原库。由于内阁大库常年闭锁,外人极难一见,此番清理很快引起文臣的兴趣, “翰院诸臣因至大库求本人试策及本朝名人试策,偶于残书中得宋人玉牒写本残叶,宁海章检讨梫影照分馈同好,并呈文襄(张之洞)及荣公(荣庆)”(罗振玉:《集蓼编》,收于《贞松老人遗稿甲集》)。
       一日筵席上,张之洞忽问时任学部参议的罗振玉,大库何以存有宋本,罗振玉趁机游说,“虽残破,亦应整理保存”,并请由学部接收,将来移送京师图书馆,张之洞欣然允诺。最初的整理仍仅限于在档案中挑出书籍,原档仍拟照旧毁弃,罗氏随手检阅,见到乾隆时阿桂(1717-1797)、管幹贞(1734-1798)章奏,方意识到其史料价值,亟请于张之洞,停止焚毁,用破旧米袋装满八千袋,陆续送至学部保存,随后又移存于国子监敬一亭。
罗振玉 
       1912年7月,教育部设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国子监,同时接收了这批档案。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迁至午门、端门保存。历史博物馆资金窘困,主事者又不得其人,据邓之诚回忆,当时所谓的“整理”仅是将档案倾倒地上,部员“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骨董琐记》卷二),完全没有学者参与,最终草草检出敕诰、廷试策论等外观精美者陈列于午门楼上,其余则堆积端门门洞中,视同废纸。        
倒手与转卖:中研院史语所如何接洽
       1921年左右,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历史博物馆为筹措工资,报请教育部,将此批档案四分之三约十五万斤售与纸店作造纸之用。翌年年初,有档案散出至书肆,罗振玉与遗老金梁(1878-1962)先后购得数件,金梁四处访查,后经悦古斋掌柜韩益轩说项,自同懋增纸店以三倍之价购回,在彰仪门货栈赁屋三十余间暂存。保存、整理如此规模的档案,绝非个人之力所能为,加之直奉战争造成的局势紧张,罗振玉心力交瘁,遂于1924年底将档案以18000元售与李盛铎。三年后,因房屋漏水,李盛铎急欲出售。
李盛铎 
       1928年9月,傅斯年北赴上海商讨新近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事问题,11日与胡适以及恰好在沪成婚的陈寅恪午餐,席间谈及内阁大库档案。是年春,因传闻满铁有意购档,供职故宫的马衡等人大闹,反对出境,又致函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傅斯年,请其在中大设法,傅斯年与戴季陶、朱家骅商酌后,终因无钱作罢。此次胡、陈二人力主购买,声言如不买则不仅于学术上大有损失,亦涉及国家声誉。当日傅斯年即致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
       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至散失,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先生虽辞去大学院,然大学院结束事务,尚由杏佛先生负责,容可布置出此款项,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与杏佛先生切实商之。此举关系至深且钜也。(《傅斯年遗札》第1册,148-149页)
       所谓大学院,是新设未久的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蔡元培为首任院长,但因与国民政府官制不合,颇受诟病,舆论多要求改回教育部的旧称,蔡元培遂于1928年8月辞任院长,大学院实际已告停顿。傅斯年正是看中了大学院的余款,中研院筹备之初本是大学院下属,调拨大学院款项购买档案而后移交中研院,在程序上本无不妥。蔡元培亦乐观其成,当即致函负责处理大学院善后事务的副院长杨杏佛:“孟真来函,欲大学院以二万元购李盛铎所藏之档案,如能腾出此款,当然甚好,但几日内有法筹出否?”(《蔡元培全集》第5卷285页)几日后,傅斯年与杨杏佛见面,杨极高兴,称大库档案较之史语所新购的邓氏群碧楼藏书意义尤为重要,“大学院结束尚存款数万元,如为此用去些,非对不起梦麟先生也”(《傅斯年遗札》第1册151页)。
陈寅恪 
       款项确定以后,史语所方面当即开始与李盛铎接洽。因史语所行政尚在广州,在北方负责实际操作的是陈寅恪。清华研究院时期的陈寅恪,学术兴趣曾一度偏向明清史与满蒙史,其指导范围即包括“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又曾在北大兼授“《蒙古源流》研究”课程。1928年1月底,清华研究院毕业生陈守实在清华南园谒见陈寅恪,谈及明清掌故,陈寅恪抱怨《清史稿》草率成书,“乾隆以前《实录》,皆不可信,而内阁档案之存者,亦无人过问,清人未入关前史料,今清史馆中人几无一人知之,其于清初开国史,必多附会”;谈到李盛铎所藏内阁大库档案,陈寅恪希望清华研究院能有财力购回整理,后来陈守实又将此意转致梁启超,梁亦首肯,不过此事似乎始终未提上研究院的议事日程。
       因此,当史语所决定收购内阁大库档案时,陈寅恪颇为热心,甚至将此定为在史语所的工作计划之一,傅斯年在给陈的研究员聘任函上即表示,“闻先生于内阁大库档案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欣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傅斯年遗札》第1册149页)        
半路杀出个竞争对手:燕京大学
       接洽的过程并不顺利。李盛铎最初开价二万,故大学院余款亦仅批给中研院二万,不过史语所很快遇到了竞争者燕京大学。燕京动议甚早,在中大决定退出时,即已开始联络。燕京方面由何人负责尚不清楚,揆之情理,应与洪业(1893-1980)不无关系。自洪业接掌历史系主任、教务长与图书馆馆长后,燕京的文史研究成绩卓然,洪业常出入于书肆之中,对扩充燕京图书馆的馆藏野心勃勃。更重要的是,燕京得到各方资助,经费充裕,就在同年初,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燕京因而得以分享Charles M. Hall分拨的巨额遗产。
       李盛铎得知燕京介入后,遂抬价至三万元,史语所当即陷入窘境,甚至想到游说政府,由国家之力强制购买,不过很快被居中协调的李宗侗(1895-1974)否决,因其担心李盛铎怀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损坏,且若政府出面,必须通过议案,程序繁琐。经过与李盛铎反复协商,李氏终于让步,准许以二万数千元出售,多出之数千元,陈寅恪拟由史语所经费内付给,如一时经费紧张,可商酌分期付款,并致函傅斯年征询意见:
       弟以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且闻有八千麻袋之多,将来整理明清史料必不可少之资料,尊意如何?……李木斋(李盛铎)住天津,弟未往见,因未得十分把握,亦不能太空洞与之谈,即谈亦无益也。(《陈寅恪集•书信集》20页)

       11月14日,傅斯年回信,表示完全支持陈寅恪的方案。由于担心向蔡元培、杨杏佛层层请示将延误时机,傅斯年当即决定先行买下,以既成事实倒逼中研院承认:
       弟钞出兄函寄孑公及杏佛,此事不必待他们回信,因弟负责努力去。此研究所本是无中生有,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故弟今夏在沪办法,先提存数千元,备一时急转,其余尽力花之,否则杏佛不努力催下次款。今新预算已通过,大约下月可一切就绪矣。故署中所拟各事,放手办去,弟负全责。价值自然愈减愈好,否则按期无不可也。(《遗札》第1册166-167页)
       是年年底,李盛铎至北平,经马衡居中说项,李氏应许降价至两万元,陈寅恪当即将此喜讯函告傅斯年。不过转至1929年初,双方却因付款问题再生分歧。李盛铎要求必须于年内付清,而杨杏佛则表示年内仅能付满一万元,陈寅恪一面电告杨氏,请设法由中研院垫付,一面又虑燕京大学横生枝节。在2月2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燕京得哈佛之款,经费充裕,但究为教会大学,“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陈寅恪集•书信集》24页)。
       由于当事人史料的缺失,目前尚无法确知后续交涉是如何办理的。根据陈、傅的书信,至三月初已付给李盛铎一万元,而余款亦已筹得,二人已开始商讨档案迁移北平及存放问题。五月,史语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内阁大库档案亦随之运到,教育部将午门西翼城楼拨与史语所,专作档案存贮之用。
       
南京鸡鸣寺史语所旧址
史语所入藏了多少档案
       自1909年由大库迁出,至1928年入藏史语所,二十年间,内阁大库档案数易其主,由公而私,最后又由私人手中进入公藏。因历史博物馆售出的档案共八千余袋,学界习称之为“八千麻袋”事件,亦有学者径称入藏史语所者为八千麻袋,事实并不恰当,忽略了辗转播迁中的档案流散与损毁。
       据曾参与档案购买的同懋增纸店伙计回忆,历博散出的八千余袋系两次分别售出:第一次是永乐至万历年间档案,共十余万斤,由白纸坊商人合资买去,又分售与各县纸店,这批档案完全没有追回,从此荡然无存;第二次是午门外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档案,由同懋增纸店购得,共十四万八千余斤(朱伟武:《故宫明清文件档案流失的见闻》,见《文史资料选编》12辑)。金梁、罗振玉购回的系第二批散出的档案,共十二三万斤,并非全部,已有一部分流入书贾、遗老和藏家手中,许宝蘅与徐鼐霖、曹秉章即由悦古斋介绍,由城外十余里某村民家中买得五千斤,“刑部红本较多,非经水潮湿不能揭分,即已残缺余半者,只能弃之”(《许宝蘅日记》第3册894页)。而李盛铎后来购得者,亦非罗藏全部。罗振玉自藏的一部分由天津带至旅顺,借肃亲王善耆旧邸整理,“与其事者六、七人,主其事者曰何君福谦”(《静晤室日记》第4册3136页),后来捐赠与奉天图书馆。而李盛铎又于旧档中拣选一部分自存、一部分献于溥仪。史语所自李盛铎处买到的仅有约十二万斤,傅斯年估计为“七千麻袋”,较之历博售出者,已少近三万斤。
傅斯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李盛铎接洽购置档案的同时,傅斯年已与陈寅恪、徐中舒等开始制定严密的档案整理计划。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准备将史语所划为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九组,随着档案收购的进行,傅斯年遂有另设档案组之意。在1928年11月致蔡元培的信中,傅氏拟请聘任陈寅恪、马衡、陈垣、朱希祖、沈兼士、顾颉刚、罗家伦担任档案组研究员。1929年初,九组缩减为六组,即史料学组、汉语组、文籍考订组、民间文艺组、考古学组、敦煌材料研究组,陈寅恪为史料学组主任,“所谓档案云云者,即是这一组中事”(《遗札》第1册177页)。
       在实际运作中,六组最终又被压缩为三组,档案整理事改归第一组(历史组),同时成立了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组成的明清史料编刊会,于1929年9月正式开始整理,在迁台之前陆续刊成《明清史料》三编,为民国时期的清史研究开创了新的范式。傅斯年希望史语所藉此一批档案而“声光顿起”,事实上已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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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学术史,八千麻袋,内阁大库,罗振玉,李盛铎,史语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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