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17 14:44 来源: 澎湃新闻 潘佳
缘起
今年世界博物馆日,苏州博物馆推出了“馆藏古籍碑拓特展”,集中展示了馆藏古籍善本、稀见碑拓等难得一见的珍品。其中,集中展示的苏州潘氏家族日记稿本尤其令人赞叹。潘世恩以降,潘曾绶、潘曾莹、潘祖荫、潘祖同、潘钟瑞、潘观保,一族三代的日记文献能够集中地保存至今,恐怕在近世家族中是罕见的。笔者因研究潘祖荫的生平,撰写《潘祖荫年谱》,多年前有幸在苏州博物馆寓目过这批珍贵文献。时隔十载,重见真容,有故人重逢之喜,故不揣谫陋,介绍一下潘祖荫的日记和一些逸事。
这部日记首次向世人亮相是在2006年,那年12月上海动物园二百三十岁的癞头鼋去世,消息传到苏州,热心掌故的潘裕博先生向苏州《城市商报》“报料”:苏州西园寺原先有四五只“癞头鼋”,都是上海动物园那头的族祖,当为潘祖荫所放,其中两三只在1938年春被日寇吃掉了。潘裕达(潘祖荫五世孙)与族兄潘裕博先生曾翻阅过《潘祖荫日记》,于是记者施晓平随同潘裕博先生查阅《日记》,找到了放鼋的记载,并把该页照片登报。光绪九年(1883年)潘祖荫父亲潘曾绶过世,南下丁忧,当时一共放生六头,比潘裕博记忆中的数量还要多。原文是:“光绪九年六月初十。游拙政园,买鼋六头……瑜伯放之西园。”(详参《城市商报》2006年12月24日、29日报道)笔者于沪上闻之,拜访了潘裕博、潘裕达两位先生。此后,随潘裕达先生着手整理《潘祖荫日记》,近日此项工作即将完毕,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日记概况
潘裕达老师见告,据苏州博物馆原馆长钱镛老先生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南石子街潘家旧宅的住户上报文管会称旧宅滋生白蚁,苏州市文管会派人前往察看,考察发现系“废书成堆”所致。在清理“废书”的过程中,捡出这部稿本《潘祖荫日记》,归藏于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藏稿本《潘祖荫日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著录,2008年1月21日,文化部办公厅公示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3月1日由国务院正式批准颁布。《潘祖荫日记》和其他六部苏州博物馆的藏品入选,并被评定为一级一等。
全书现存十二册,记载的年份为同治二年、光绪七年至十三年、光绪十五至十六年。同治年册与其他年份开本、行款不同,开本较大,所用稿纸红印套格上中下三截;光绪年册开本较小,所用稿纸红印“滂喜斋”套格纸,不分栏。其中光绪九年正月廿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至五月初九日,因潘祖荫丁父忧,前后两年用蓝格纸。光绪十年册封面题注“是年患目疾,四月十四后长太代书”,检书中该日起字体确有不同。封面及封底皆钤有潘祖荫大小闲章数十枚,常见的印文有:“八喜斋”、“千载一晴”、“如愿”、“喜”、“红蝠书堂”、“晚夝轩”、当年干支等等。
同治年日记
另有光绪十四年日记藏于上海图书馆,同属一套,为潘景郑题签、装池,题名《潘文勤公日记》。或是原书于宅中散乱摆放,潘景郑所见仅此一册,将它与其他部分潘氏旧藏文献带到上海。
潘祖荫记录日记比较简略,一条完整的日记主要内容大致上包括:上朝议政、职务变迁、政务工作、交游书信、金石图书、花销账目以及身体状况等。从内容来看,潘祖荫写日记只是留给自己核对和备忘之用,与他的好友翁同龢、友生叶昌炽、李慈铭的日记大不相同。
尤为触目的是,日记止于十月二十九日的绝笔:“乙丑,凤石来诊,周姓诊。”根据日记可知,潘祖荫因救灾过劳受寒发病至逝世仅仅七天,令人浩叹。潘祖荫的病因,据姜鸣研究推断(《一时耆旧凋零尽——光绪十六年冬季的传染病》),可能也是染上了那年的瘟疫。
日记虽然简略,仍包含了从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到生活起居,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结合更多史料深入研究。关于日记的具体情况,详参拙作《苏州博物馆藏稿本〈潘祖荫日记〉述要》(《苏州文博》2009年第1期)。
光绪年日记
潘祖荫奖掖后进
潘祖荫以其特殊的身份和独到的学识,奖掖后进,始终不遗余力。身历四朝,几十年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者,影响了晚清学风。不少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学者在早期的生涯中都与潘祖荫有交游,结合日记和有关文献兹举两例。
潘祖荫与吴昌硕的交游始于光绪九年(1883年)。大致在春夏之际,潘祖荫因族兄潘钟瑞看到吴所刻印章,十分欣赏,于是请吴治印。七月间,吴昌硕登门拜访了潘祖荫,其诗文、书法和篆刻颇受潘的赏识,潘称赞他的篆书有古意,并勉励他研习经典,吴昌硕大受鼓舞。此后,二人金石往来渐多,吴前后为其治印数十方。《日记》:“七月初二日,吴苍石复刻‘井西书屋’印好。”“初五日,仓石来赠拓本廿五纸。”“初六日,仓石名俊卿,从九,刻印、行草、诗文俱好,湖州人。”光绪十年正月、二月、九月、十二月,吴昌硕多次造访,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执彭姑钟拓本出示,潘祖荫判为伪器。光绪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吴四次造访,二月二十八日潘应前次所求,送他对联两幅。三月十七日,是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录吴来造访。潘祖荫服除回京之后,两人就“分隔云泥”,无缘见面了。
吴昌硕是这样回顾这段交谊的:“潘郑庵宫保,硕德清望,为世名臣。顾好奖借寒畯,有一善,称道如不及。癸未春,读礼家居。偶见余篆刻,有过誉,遂以印托其族瘦羊先生命刻,先后凡数十方,皆称善。以分隔云泥,久未晋谒。宫保先使人致意,并贻古铜器拓本多种,始一往见。宫保以通经学古为勖。又谓余篆书入古。余谢不敏。盖余学刻印有年,未能自信,即篆书亦人罕许可,闻宫保言,不觉有感。非敢引公自重,然不可谓非受知。故记之如此。”(见沙匡世《吴昌硕石交集校补》吴昌硕撰“潘祖荫”条)
苏州博物馆展出的一卷信札,是这段交谊的最好实证。信共八封十页,前三封五页字很大,潘祖荫此时患眼疾。潘祖荫在这八封信末都自称“制荫”,即守制也。潘祖荫写信一般不具年月,二、三两封所用信笺左下角钤有“甲申”朱印,第四封落款“五月三日”。信文主要是潘祖荫请吴昌硕治印的来回“短信”,兹录于下:
(一)病目久不愈,不能视,肿赤未消。谢客已月余矣。外三石祈赐篆。屡渎不安,当图报。来札字须大如此,小则不见也。敬上仓石仁兄。制荫顿首。
(二)印石若蒙先篆其一,见感。
(三)拓本四十二奉赠,医戒看字,勿赐收。仓石仁兄。制荫顿首。
(四)晋石拓本一纸奉赠。病未愈也,心绪亦纷然耳。仓石大兄大人。制荫顿首。五月三日。
“不如掩关”印,便中当定也。
(五)求篆印不敢促迫,能事但能先得,阳文者为妙耳(小字:旧者太大,石如方伯裕印之小也),必当图报。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六)印收到。百朋之锡,何以加之。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七)篆石收到,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八)墓志二分、对一分,敬赠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潘祖荫致吴昌硕信
从内容上看,可知是从求印到得印的一批信札。潘祖荫当时的眼疾很重,医生嘱咐要少看字,潘还关照吴昌硕回信字要写得够大,否则看不见。潘祖荫急于求印,拿到后也有所要求,他喜欢阳文印,还嫌原来刻的太大,希望吴能像给方伯裕(方浚益)的那样大小再刻一个。
吴昌硕自述为潘祖荫治印几十方,以现存书信中潘祖荫求印情况来看,是符合的。可惜的是,上文提到的“井西书屋”“不如掩关”印,笔者考诸吴昌硕的几种印集,均未找到印蜕。吴昌硕印谱中唯有“攀古楼”明确可知是潘祖荫之物,亦无刻款。蒙潘裕达老师告知,另一方吴昌硕所刻“沇钟堂”朱文印乃潘祖荫故物,考新出邹涛主编《吴昌硕全集·篆刻卷》果有此印,惜无刻款,列在无年月类。另检得吴昌硕在光绪十年寒食节那天,给潘祖荫族侄潘志万(硕庭)治了一方“还砚堂”,尺寸和风格与“沇钟堂”酷似,很可能是同时所作。而吴昌硕给方浚益(伯裕)刻的一方白文印“方浚益印”,果如信中所说,印面比给潘祖荫的小不少。由此可知,现存吴昌硕为潘祖荫所治印唯两方:“攀古楼”白文印和“沇钟堂”朱文印。
“沇钟堂”
“还砚堂”
潘祖荫因族兄潘钟瑞与吴昌硕相识,而吴昌硕与潘钟瑞交往甚深,金石往还甚密。吴昌硕《石交集》“潘钟瑞”条云:“香禅居士名钟瑞,字麐生,又号瘦羊,吴县人。性澹泊,貌和而清。……与余有深契,过从频数。每得书画碑版,辄共欣赏。恒为余题跋,余亦为君奏技,相得甚欢焉。”由此可知,吴昌硕与潘氏一族多有金石之交,这对吴昌硕得盛名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康有为是晚清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早岁参加科举,并不理想,时天下巨变,渐有维新之志。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再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前,先行投刺潘祖荫、翁同龢、徐桐等“有时名”的几位大臣,恐怕是希望他们能替他递交上书光绪的信。《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一岁,八月谒明陵……九月游西山……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市也。”
十月初四日,康有为致信潘祖荫求见,潘祖荫与康有为的伯祖康国器有旧谊。(《日记》:“初四日,康祖诒,号长素,友国器之从孙。上书,自称南海布衣。”)康有为在信中盛赞潘祖荫“好才爱士、雄略柱天”请求一见:
……仆生人间三十一年矣。少涉百家之言,长通六经之旨。……恭闻明公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有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繣八表之思,好士若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罍耆艾之大臣也……(见康有为《与潘宫保伯寅书》)
十月初八日,潘祖荫约见了康有为,十七日,潘主持考试刚结束就送给康有为一笔川资,并答应为康国器作墓志。(《日记》:“初八日,康祖诒来。”“十七日,卯刻出闱。送康祖诒长素八金,并允其伯祖友之国器作志。”)康有为随后又写一信抒发胸意,大抵可知康有为再三求见、致信是表达自己救弊济世的急切之情,盛赞潘祖荫“公卿子弟,熟谙掌故,又身阅四朝,老于时事”,“才气魄力,能运天下为非常之事、度外之言,大人一人而已”,鼓动他挺身而出,推动革新。潘祖荫谆谆教导康有为要“熟读律例”,安心参加科考,而康有为不以为然,称“此自当官所宜然。窃谓成例者,承平之事耳,若欲起衰微,振废滞,造皇极,晖万象,非摧陷廓清,斟酌古今不能也”(见康有为《与潘文勤书》)。潘祖荫此后未再与康有为来往,现存文献也未见潘祖荫为康国器作的墓志。更有趣的是,与潘祖荫的老友翁同龢同样以爱才名于世,却将初次求见的康有为直接拒于门外,这与日后向光绪皇帝引荐康有为共推维新的他判若两人。(《翁同龢日记》:“十月十三日,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攀古楼”
潘祖荫不收画
潘祖荫一生嗜金石、古籍,收藏甚巨,不过,他并非无所不收,尤其有趣的是不收画。光绪十年(1884年)守制期间,有人送他画,竟被退还。《日记》:“十二月二十八日……文小坡乞书,并索题西台墨迹。又赠香光山水,煦斋奏草。余向不收字画,拟却之。”
潘祖荫拒绝了董其昌的画,却独独“酷嗜”钱松壶的画(钱杜,字叔美,号松壶),称其诗画“非食人间烟火者能为”,可谓别具只眼。钱杜的集子曾有三种刻本,历经兵燹,到光绪年间已经绝迹。为此,潘祖荫在光绪六年以“八喜斋”的名义特地请善书的门人徐琪手书上板单刻了钱杜的《松壶先生集》,他在序中说:“荫酷嗜松壶先生画,所收亦最多。先生诗画,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也。集凡三刻,兵燹后皆不存,荫有旧藏本,属门人徐花农太史手书付剞劂,而以《画忆》及《逸事》附焉。太史书画篆隶皆工妙,今手录是集,亦犹林吉人书午亭、渔洋、尧峰诗文……叔美有知,其无憾矣。”
这部《松壶先生集》是绿色板框套印本,在潘祖荫辑刻的数十种书中是唯一的,睹物思人,恐能想见他“酷嗜”而自得的神情。
“壶天”吃烧鸭
清代皇帝有避暑巡狩的习惯,随着季节变化在紫禁城和淀园(圆明园)等地临朝,重要的内臣受到皇上、皇太后恩宠者可以得到淀园的赐第,潘祖荫及其祖父潘世恩都得到过恩赏。他们的家在宣南米市胡同,毕竟离淀园甚远,赐第主要还是方便上朝议政。皇帝、皇太后在紫禁城的时候,潘祖荫等大臣不一定回家。据其日记所载,几乎每日上朝“入值”之后,要到一个“壶天”的地方小坐,或者住下。“壶天”是潘祖荫常年在东华门外租住的客房,老友翁同龢书额。客房所在酒馆初名“觐光亭”,后名“广盛亭”(据上图藏潘祖荫旧藏《龙角山纪圣碑阴》跋)。他在这里小憩、会友、用餐、请客、读书、避雨住宿,“时时居之”,几乎如自家。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竟在这里发出了“三十年后不知谁住此”的慨叹。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廿九日翁同龢与潘祖荫等奉敕影写《星凤楼帖》中草书。两人因雨皆住酒家,入夜,翁同龢买烧鸭款待潘祖荫。(见《翁同龢日记》)考潘祖荫日记,他似乎爱吃烧鸭,尤其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年里,他在“壶天”吃了八次烧鸭,一至三月就有六次,或许是大冷天特别好吃吧?笔者多次在东华门外徘徊,试图体验一下宫门外吃烧鸭的境遇,可惜并没有找到这家馆子的踪影。

(本文原题《日记中的潘祖荫》,发表于2016年7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录入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潘祖荫,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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