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历史样本 | 上海犹太社区

2020-11-21 08:1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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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一
2006年4月
“阿拉是自家人!”85岁的犹太老人格利与舟山路上的市民用上海话“嘎讪胡”。4月27日,与格利一同来到上海市虹口提篮桥地区的还有另外一百多名犹太人,其中45名是60多年前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他们把自己的后代也带到中国,带到上海,带到这片曾经庇护他们逃脱劫难的“东方诺亚方舟”,在无尽的回忆中表达永恒的感激之情。
1939年,18岁的格利来到上海的提篮桥地区。“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度过了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回到60多年前居住过的“第二故乡”,格利显得很兴奋,不断地向记者描述自己年轻时候的生活,“在这里结识了我的女朋友,那些日子实在太美妙了。”
镜头二
2013年5月
“上海阿姐”,侬在哪里?
一位美籍犹太画家彼特·马克斯(Peter Max)根据儿时的斑斑驳驳追忆,颇富激情地绘制了一幅“上海阿姐”的油画,他说:“我非常感谢二战期间同样遭受战争苦难的上海市民,在那个特殊时期对犹太人的善良和包容。如果可以,我希望把她接到美国安度晚年。”
彼特·马克斯出生于德国柏林,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家人千里迢迢逃难至上海,曾在提篮桥、舟山路、霍山路居住十余年。为安身立命,他父母常曾在舟山路、霍山路开过一间服装店。
彼特·马克斯儿时在虹口居所的留影
2012年10月,彼特·马克斯与他的作品“上海阿姐”
他回忆道,当时在霍山路每天和一些犹太难民小孩和中国小朋友一起玩耍,孩提时他们都叫他小“杰克”,那时有一个10岁左右的中国姐姐照顾他,他不知道她的姓名,他只记得阿姐的父亲是他母亲的朋友,那位中国姐姐每天都会教他以毛笔作画和用毛笔学写汉字,是他最早的书画启蒙老师。1949年前后,12岁的小彼特随父母离开上海前往美国。但他一直记那位“上海阿姐”。
“舟山路”,这些耄耋老人在回忆起上海的难忘岁月时,都会不约而同说出这条路名。那么,为何这条位于虹口区的小马路,能让那么多犹太侨民魂牵梦绕呢?

上海犹太社区的沿革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40年代,有三次大规模犹太人移居上海浪潮。第一次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塞法迪犹太人(世居伊比利亚半岛,后被驱逐,被迫迁居中东等地区);第二次为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俄罗斯犹太人(多数为因沙俄排犹以及因十月革命而逃离俄罗斯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第三次为二战爆发前夕的德、奥等中欧国家犹太难民。
这些外侨构成上海犹太人的主体,形成上海犹太人社区。二战结束后,旅居上海的犹太人陆续离沪,到20世纪50年代初犹太社区消失。
中世纪欧洲犹太人的迁徙路径示意图
1840年后来华(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上海)的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大多来自英国统治下的巴格达和印度等地,其中著名的有沙逊(Sassoons)、嘉道理(Kadoories)、哈同(Hardoons)、亚伯拉罕(Abrahams)、所罗门(Solomons)、埃兹拉(Ezras)、托依格(Toegs)、海亦姆(Hayims)、索福(Sophers)等家族。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籍塞法迪犹商大卫·沙逊(David·Sassoon)派次子伊莱亚斯(Elias David Sassoon)率先抵沪。次年,沙逊洋行(D.Sassoon and Sons & Co.)在上海设立分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少有3名洋行犹太职员定居上海,分别是E.J.亚伯拉罕、M.S.摩西和J.鲁本。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新、老沙逊公司共雇佣20多位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上海犹太社区的核心,沙逊家族的成功带动更多塞法迪犹太人来沪发展,这些族群多以经商为主,极盛时人数近千人。
由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编纂的上海第一本年鉴 Shanghai Almanac and Commercial Guide for theyear 1852 (《上海年鉴(1852)》) 其中详细记载有当年在沪的外侨及商号名称。在沙逊洋行职员中可见亚伯拉罕、摩西以及所罗门的名字
沙逊家族在传到维克多·沙逊(Sir Ellice Victor Elias Sassoon,画面居中者)手中时已算是第三代。他出生在那不勒斯,先后在哈罗公学、剑桥读书,随叔父来亚洲察看业务,后来成为家族企业合伙人。一战期间,他在英军服役,因飞机事故下半身严重受伤,走路要撑两根拐棍,所以被人戏称为“跷脚沙逊”。到了维克多的年代,沙逊家族在上海的生意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型了,投资范围遍及金融、房地产、贸易、运输、轻重工业和公用事业,约有将近50个公司和子公司
图片来源 |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南卫理公会大学)数字图书馆
上海犹太社区形成晚于香港,但其发展速度却超过香港,这实际上正是塞法迪犹太商人社群将发展重点转向上海的结果。犹太公墓和犹太会堂的出现,往往是犹太社区形成的标志,在上海情况也是如此。1862年,沙逊家族捐资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兴建上海第一座犹太公墓,取名“以色列公墓”,这是有关上海犹太社区活动的最早记录。1870年,上海塞法迪犹太人成立了一个会堂委员会,负责筹建上海犹太会堂和犹太学校。1887年8月,塞法迪犹太人开始兴建近代上海第一座犹太会堂——埃尔会堂(Beth IE Synagogue),具体地点已无考,据传位于现今福州路。
1933年工部局所绘地图上标注的犹太公墓(JEWISH CEMETERY)
资料来源 |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
20世纪30年代,马霍路静安寺路口(今黄陂北路南京西路口)西望。图左下角可见犹太公墓
1900年,部分犹太侨民在熙华德路(Seward Road 今长治路)建造第二座犹太会堂——舍里特·以色列会堂(Sheerith Israel Synagogue)。会堂于1909年落成,并附设一所(塔木德)经文学校和一所涤罪浴室,对青少年进行犹太教教育和一般世俗教育。这所经文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上海犹太学校,这也是虹口地区最早的犹太社区雏形。
20世纪初叶起,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犹太人开始移居上海。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1917年后和20世纪30年代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沙俄反犹,大批俄国犹太人移民中国东北,部分到上海,当时这些俄罗斯犹太人也有被称为“北欧犹太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部分旧俄贵族、资本家、官员、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逃亡至上海,这就是常常被提到的“白俄”,其中不少是犹太人。1924年,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增至800~1000人。1937年后,大批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也被迫迁移至上海。
19世纪末,早期来沪的俄罗斯犹太人主要从事商贸业。但当时上海的俄国犹太人人数很少,尚不需要建立独立犹太会堂,宗教活动常与塞法迪犹太人一起进行。随着人数的增加,俄国犹太人于1902年建立自己的会堂委员会,并在熙华德路(今长治路)租房建造摩西会堂(Ohel Moishe Synagogue)。
1925年,从海参威来沪不久的俄国犹太人鲍里斯·拉宾诺维奇(Boris Rabinnovich)力邀迈耶一阿什肯纳兹拉比(Rabbi Meir Ashkenazi)来到上海。迈耶一阿什肯纳兹拉比1883年生于耶路撒冷,是一位宗教学者,属哈西德派中最为正统的俄国支系卢巴维奇派。到上海后,阿什肯纳兹担任摩西会堂的拉比,成为俄国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在上海犹太社区中的威望逐渐上升。后来不仅俄罗斯、波兰犹太人尊敬他,而且塞法迪犹太人遇到宗教法律问题时也向他请教。1926年后,他担任上海首席大拉比直至1949年。
20世纪30年代,上海两位知名大拉比合影。Rabbi Meir Ashkenazi(右)与Rabbi Mendel Brown(左),后者是另一座上海知名犹太会堂——拉结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的大拉比,该会堂位于陕西北路500号(旧称西摩路 Seymour Road ),故又名西摩路会堂(Seymour Synagogue)。1921年1月23日建成启用,现为上海市教委使用
图片来源 | COURTESY OF NATA WEISBACH, HAIFA
随着抵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数量的不断攀升,原有的宗教场所显然已无法满足需求。1927年,在这位大拉比等一批德高望重的犹太人士的倡导下,通过募集资金,在华德路62号(Ward road今长阳路)筹建一座新会堂(1928年建成),俗称华德路会堂。该堂为上下两层楼房,楼下为礼拜大厅,可容纳300人左右,并设有涤罪浴室。楼上为拉比住房,并为上海犹太教公会的办公处,这也就我们现今看到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前身建筑。
1904年,N.E.B.埃兹拉创办英文犹太报纸《以色列信使报》(Isreal's Messenger),并作为上海锡安主义协会(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简称S.Z.A)的机关报,这也是上海第一份犹太报纸,备受犹太社区重视。该报1927年10月1日刊发了一篇有关在虹口筹建摩西会堂的报道,内容较为详细。1928年11月2日,该报又刊发了一篇关于新摩西会堂落成祝圣礼的详细报道
1934年9月10日《申报》一则“犹太侨民昨日庆祝元旦”的新闻中写道“昨为犹太历第五千六百九十五年元旦日,本埠犹太侨民分集华德路、爱文义路、西摩路、圆明园路犹太教堂举行庆祝......”
华德路摩西会堂的落成,为上海的犹太侨民,特别是俄国犹太族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社区核心场所,一个心灵的家园。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阿什肯纳兹犹太社群发展到四五千人左右。其中大多是俄罗斯人,也有少量来自东欧其他国家,以及少数无国籍者。
除去少数游民浪子贩毒、卖淫、杀人越货外,绝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移民通过辛勤劳动,跻身上海租界的中等阶层和中下层阶层,其中1%~2%成为富翁。职业构成多为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也有不少文化人。
俄国犹太人与重视英国身份的塞法迪犹太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部分人并不把俄国(此后的苏联)视为自己的祖国,也不想返回俄国,而是愿在中国长期居留下去。事实上,“俄犹”与“白俄”这两个社群的关系并不是那么融洽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对立的。
俄国犹太人努力适应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友好交往。他们中的一些人学会说中国话,乃至上海话,还有一些人与中国人通婚。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虽然不如塞法迪犹太人那样富有,但人数众多,社团意识强,活动能力也强,因而逐渐成为上海犹太人中最为积极而活跃的中坚力量。
20世纪30年代,在沪的锡安主义组织活动影像
图片来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The Jewish Company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士兵。他们所佩戴的肩章“SVC”是上海万国商团的英文缩写,领章则是犹太大卫星
图片来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932年11月2日,他们成立了上海犹太宗教公会(简称SAJCA),创设了上海的锡安主义(Zionism也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还成立了自己的武装——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并且设立了犹太圣裔社、犹太养老院、犹太贷款所、犹太圣葬社、犹太助学会等机构。活动范围以法租界和虹口为主,遍及上海各区域。

犹太难民潮
历史上,欧洲发生过多次反犹和排犹浪潮,究其原因实为复杂,此处不再赘述。而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犹太人来沪高潮与二战前夕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犹排犹浪潮关系密切。
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德国开始掀起排犹浪潮,少部分德、奥等中欧国家犹太人预感到局势的恶化,先期就通过在上海的亲戚朋友帮助,辗转抵沪。1933年,首批德国犹太人约12个家庭百余人到沪。此后到1937年夏,这个群体约有1000~1500人。这部分侨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从容的,基本可以归类为“移民”而非“难民”,他们中大多是专业知识人士,带有积蓄,容易在上海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居犹侨的中等水平。
1937年夏天之后的情况开始急转直下。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驱逐和迫害几近疯狂,大批犹太人流离失所,亡命天涯。1938年11月9—10日,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之后,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对犹太人系统性地虐杀已几乎完全公开化。
此时,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出现,就像暗夜中的一道微光,让逃亡中的犹太人看到了生的希望,他就是何凤山。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此后不久,希特勒命各国驻奥使馆,一律改为总领事馆。奥地利居住着18.5万犹太人,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5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原使馆代办何凤山为驻维也纳总领事。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赫山区龙光桥镇。早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1926年考取德国慕尼黑大学公费留学,1932年获得慕尼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年应聘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
何凤山在奥地利任职期间,欧洲战云密布,“反犹”的恶浪甚嚣尘上。尤其是“水晶之夜”后,他亲眼见到纳粹将犹太人的教堂、店铺、住宅纷纷捣毁,强迫犹太人佩戴上侮辱性的标志,到集中营从事惩罚性苦工。显然是欲将犹太人赶尽杀绝。
当时,奥地利的犹太人唯有争取得到一个第三国的“准许进入”护照签证,才有机会脱离厄运。然而在纳粹反犹的疯狂年代,国际上肯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少之又少。1938 年 7 月 13 日,世界上三十二个国家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结果所有国家均强调种种困难,拒伸援手。
何凤山目睹犹太人的惨剧,在掌握了中国上海当时被日寇占领,犹太人入沪无须签证,也不用经济担保的情况后,在十分困难的环境和各种压力之下,毅然向犹太人发放去往上海的“签证”,使许多犹太人从而获得 “生的希望”。以至当时在维也纳,人们将获得何领事的签证,称为“生命签证”。据此后的史料整理,从1937年5月到任,至1940年5月离职,何领事手中发出的签证可能有2000~4000份之多。
何凤山签发的“救命签证”
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可能有3万之多,其中除了数千人经上海去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可能共2.5万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仅这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大量难民的涌入势必带来大量的问题。
绝大多数犹太难民抵沪时身无分文,生活困难。上海犹太社区和国际救援组织采取措施安置救济。因入沪人数持续攀升,上海租界的正常生活受到波及,管理捉襟见肘,情况越发混乱,这引起部分居民不满和当局的关注。
视频 | 一位名为 Ernest G. Heppner 的犹太难民回忆当年辗转抵沪的情景
资料来源 |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上海当时的主要报章从1938年开始经常报道有关难民的情况。这是1938年12月20日《申报》一篇题为“欧洲难民五百人今日可到”的报道
这是1939年1月2日《申报》一篇题为“虹口集中营收容犹太难民”的报道。其中写道:
上海泰晤士报云、昨(三十日)得本埠消息、上海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及其本埠各联合会、现正筹备在虹口区集中营内、安挿一千五百名以上之犹太移民、该营拟设于华德路一百三十八号工部局所租之学校校舍内、将稍加改造、的匝月后可改建完成、据该委员会若干负责人员表示、该学校中可容难民二千人、但难民人数、暂时不致逾一千五百人、今(三十一日)晨复有难民三百三十人左右搭轮来沪、会方昨日已从事招待此辈难民之最后事宜、惟此后数星期后、究有若干犹太难民来沪、各救济委员会人员亦无从知悉、昨据宜称、供给已来上海犹太难民阅读之德文报纸一种业已出版、但彼等能操英语者颇少、故是项困难、大不利于若辈之求职与自设商店、工部局亦已考虑犹太难民问题、且信来沪移民人数、应加限制、昨悉工部局已就限制移民人数一事、函达领事团各领事、不久将采取限制行动、
英文大美晚报云、柏士登轮今(三十一日)晨抵沪、载来中欧难民约七十人、携行李颇多、服装亦颇整齐、康铁 素号复载来难民二百五十人、新岁中上海之德国犹太人将达一千四百人、闻预定船票来沪者殊众、所有船票、均由离德奥之犹太人在数月之前预定一空、据云预料至欧洲排犹告终时、将有五千左右之犹太人束装来沪......
国民政府官方的《国内劳工消息》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份之十七、就业(丁) 中有关大批犹太难民来沪的记载
1939年12月31日,上海租界当局颁发给一位名叫 Adolf Preuss 犹太难民的面包店营业执照。比较有趣的是其中登记地址是“ Lane 783 No. 36 Point Road ”,也就是现今周家嘴路783弄36号
图片来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租界当局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上海犹太社区也感到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区要求予以适当的限制。1939年8月,租界当局和日本当局达成协议,规定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需每人缴付400美元的保证金(13岁以下小孩100美元),有近亲在上海居住,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准备与上海居民结婚者免缴。
据部分志书和史料记载,上海对犹太人的救助起步还是比较早的,并且做了不少工作。
1934年,德籍犹太人成立救济基金会。1938年8月,由塞法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国际救助欧洲难民委员会(IC)投入安置救济。亚伯拉罕家族和托依格家族开设公共厨房,维克多·沙逊捐出河滨大楼作为收容所。
1938年10月,犹太巨富嘉道里家族出面召集上海犹太社区人士和国际救济组织官员举行协调会议,成立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CFA)。1939年1月,在伦敦的维克多·沙逊捐助15万美元特别款项作为复兴基金。嘉道里、海依姆、约瑟夫等犹太富商也设立各种复兴基金,帮助难民恢复遭到战争毁坏的工商企业,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
1939年1月起,救助欧洲难民委员会相继建立爱尔考克路(Alcock Road今安国路)、兆丰路(Chaoufoong Road今高阳路)、熙华德路(Seward Road今长治路)、华德路(Ward Road今长阳路)和汇山路(Wayside Road今霍山路)等多个犹太难民营。
1939年6月的一张上海犹太难民登记表
20世纪40年代早期拍摄的爱尔考克路(Alcock Road今安国路)犹太难民营。图中远景可见提篮桥监狱的部分监室,该建筑现已无存(见下图)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现今的安国路,与上图基本上相同视角
20世纪40年代的唐山路599弄三益邨。此地也是犹太难民的聚居地之一
图片摄影 | Melville Jacoby
1938年,国际犹太移民组织犹太移民拓殖援助会(HICEM)在上海设立办事处,1年后又将远东分部从哈尔滨迁到上海,为上海犹太难民提供联系、咨询、贷款等各种服务。同年,美犹联合救济会(JDC)上海办事处成立,在援助上海犹太难民过程中起最为重要的作用,捐助救济上海犹太难民的绝大多数经费。
1941年3月,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支持在沪成立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EAST JEWCOM或EJC),专门救济和管理上海波兰籍犹太难民。上海的一些非犹太社区和救援机构上海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也都捐款帮助犹太难民,表示对犹太难民的一视同仁。
上海市民也在接纳和帮助犹太难民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寇全面侵占上海华界,上海市民自身也面临困境,不得不投亲靠友,四处躲避栖身。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市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仍然无私地给予犹太难民帮助。
1939年,Vera Voticky、Eva Kanturek 和 Milan Voticky 三位犹太儿童与一位上海市民在舟山路市场摊位前合影
图片来源 | United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特别是犹太难民集中的虹口地区,许多本地民众克服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及的,许多犹太难民回忆起与上海市民朝夕相处的日子,都会感慨万千。
对于犹太难民为何如此集中地选择虹口地区,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见解基本是一致的。
首先是社区氛围。前文已经讲到,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俄罗斯犹太侨民开始选择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的虹口地区作为聚居地(有数据显示,当时虹口地区物价一般比上海其它地区低30%,房租则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低近75%),熙华德路和华德路一带因为犹太教会堂的设立而渐渐形成犹太社区中心(注:按照犹太教义,安息日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都要停驶,教徒需步行前往会堂,所以会堂周边就会渐渐形成居住社区)。
其次,当时的虹口地区原远离租界核心区域——富有的赛法迪犹太人势力范围。虽然赛法迪犹太人是救助犹太难民的主要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早期来沪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微妙,刻意保持一些距离。此外,还有许多流亡的白俄(非犹太裔)在法租界等地活动,事实上这个群体与俄罗斯犹太社群的矛盾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尽管有这些隔阂和问题存在,在上海,特别是虹口地区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成气候的反犹思潮和反犹运动,这也让犹太难民感到慰藉。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理位置。华德路、舟山路、汇山路都靠近虹口的码头岸线,事实上,当时远洋轮的主要停靠点——汇山码头离开摩西会堂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1939年,大批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其中大部分是经由意大利港口,搭乘意大利邮轮抵沪。图为 Conte Verde 号邮轮搭载奥地利犹太难民抵达上海汇山码头
图片来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5年,曾担任过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的柏安伦(Arnon Prelma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虹口恰好位于抵沪国际航船停泊地(汇山码头)、当地上海人对犹太人的善意,是犹太难民乐意选择虹口作为避难地的三大原因。他还强调,特别是何凤山在维也纳向难民发放中国签证的时期,由于欧洲到中国的船只绝大部分停泊在上海,加上这里已有相当的犹太人聚居基础,那些已在欧洲花费巨资来到上海的难民,就近留下,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最佳选择。
1940年之后,情况又发生新的变化。当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此后英国和德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展开激烈的海空战,战火还蔓延到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西亚。因此欧洲犹太难民从海上来沪的传统路线全部被切断(注:德奥等中欧犹太难民大多是通过陆路抵达意大利热那亚、里雅斯特等港口,再登船前往上海)。这一阶段,仍然有不少难民通过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朝鲜甚至日本辗转来到上海,他们可以说历经千辛万苦,耗时数月。这个群体的确切人数在史料中很少提及,有专家预估为2000人左右。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犹太难民从陆路来沪的可能也被断绝。但是仍有部分滞留苏联的犹太难民。其中,400名密尔经学院、卢布林经学院等犹太经学院的师生辗转抵沪的经历可谓颇具传奇色彩。他们在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前后陆续逃往立陶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逃离欧洲的大胆计划:以前往荷兰殖民地库拉索(Curaçao)为由,取得进入日本的过境签证,然后再设法从日本去美国。
1941年抵沪的波兰犹太难民,画面正中留长须的是一位大拉比
图片来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经过艰苦努力,并得到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的暗中支持,他们居然拿到去日本的过境签证,后又获苏联政府的离境许可,在苏联旅行社的安排下坐火车横越西伯利亚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从那里乘船抵日本神户。在神户滞留半年后,他们无法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后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特派代表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等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上海的许可,并于1941年下半年分批来到上海。他们也是珍珠港事变前来到上海的最后一批犹太难民。这批波兰犹太难民人数虽不多,但文化素质高,因此后来在上海犹太社区的宗教生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上海隔都”的设立
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与各国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几乎再也没有犹太难民抵达上海。而此时,上海的犹太难民社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迅速滑向极其危险的境地。首先,由于日本与英美开战,并进占上海租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等组织遵照美国等盟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停止向处于敌国日本控制下的上海汇款。其次,塞法迪犹商大多属英籍而被列为“敌侨”,因而被集中监禁,且丧失所有产业,自然无法继续提供援助资金,致使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而此时,纳粹德国的魔掌也开始伸向远东。1942年,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抛出“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Final Solution in Shanghai,又称“梅辛格计划”)。关于这个邪恶计划的具体内容,学界多有分歧,但基本上就是对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集体屠杀。
1942年1月,日本“兴亚院”《调查月报》第三卷第一号中有一份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的秘密报告,其中提到来沪避难民总计18527名
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虽然说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纳粹沆瀣一气,但是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却有着较为不同的态度。日本一度推行的“扶犹亲犹”政策是众所周知的,而日本法西斯为何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而且给予这个群体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令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并力寻答案的问题,此处就不再多议。
由于这样那样的各种深层次原因,也包括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梅辛格计划”最终并未实施。但在1943年2月,上海的日本当局还是搞出一个类似集中营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可以视为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
1943年2月18日,上海报纸和电台都宣布了占领上海的日寇当局所谓的“《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
1943年2月18日《申报》也刊发了“无国籍难民居住营业区域”布告
《上海犹太记事报》(Shanghai JewishChronicle)1943年2月18日也刊发了“无国籍难民居住营业区域”布告。这是一份上海地区于1939年至1948年间出版的德文报纸,犹太难民是其主要读者,被称为“流亡者的精神家园”
其主要内容就是:
自当日起,划定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线(当时公共租界东区的北界)以南,方圆约1英里的区域作为上海地区无国籍难民的居住和营业区域。在此区域之外的无国籍难民也应在5月18日前将其住所或营业所迁移至前项所指定地域内。除无国籍难民外,其他人等非得许可,概不准迁移至第一项所开地域内。凡违反布告或有妨碍布告的实施者,将严惩不贷。
虽然布告中未用“犹太人”的字样,但与布告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所以,这个定义指向欧洲犹太难民就非常明确了。这片区域的英文俗称为“Shanghai Ghetto”,很多人都翻译为“上海隔都”,从发音和含义来讲倒是蛮贴切,而其在当时的标准名称是“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据相关史料,隔离区内犹太难民总数可能在2万左右。
日寇当局向“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犹太难民颁发的证件
舟山路,修筑于20世纪初期。(当时上海有两条“舟山路”,一条在南市,也就是现今龙潭路的前身。一条就是现在虹口区的舟山路)英文为Chusan Road,因曾经是犹太难民的聚居区而闻名于世。南起霍山路,北至岳州路。长一公里多,宽10米左右,这条短短的小马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高峰时期聚集了数十家犹太商号。其与周边的霍山路、华德路、茂海路等形成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的核心区域。
20世纪40年代,上海别发洋行(Kelly& Walsh )刊印的上海地图中标注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资料来源 | virtual shanghai
1939年,舟山路上一家名为“ Dental Clinic of LeoMargoliner”的牙医诊所门口,两位上海儿童和一位犹太儿童在玩耍
1939年,舟山路汇山路(今霍山路)路口东望。可见舟山路路牌和一些摊贩及犹太居民
图片摄影 | Melville Jacoby 图片来源| Bill Lascher
1939年,舟山路42号 Wiener-Konditorei Restaurant 外景
1939年,舟山路51号 Henner Provision Store 由内望外视角
图片摄影 | Werner von Boltenstern
图片来源 |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William H. Hannon Library
在恶劣的环境下,犹太民族坚韧和乐观的性格得到充分彰显。在自身的不懈努力和热心本地市民的帮助下,他们熬过了最困苦的时期。虽说是“隔离区”,但据很多犹太难民回忆,其实当时居住在其中的上海本地居民并没有被要求离开,事实上数万国人与犹太难民是同舟共济的。
著名犹太历史学者大卫·柯兰兹勒(David Kranzler)在他的著作《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的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这样写到:“因此,16000名难民中的大约一半,他们已经克服了巨大障碍,在隔都外找到生计和住处,又再次被迫离开住所和生意,重新安置在一个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拥挤、肮脏的区域,那里估计有100000名中国人和8000名难民。”
1942—1944年对在沪犹太难民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便说明了这一点:1940年一百三十人,1941年一百六十七人,1942年三百二十人,1943年三百十一人。特别在1943年2月被迫迁入虹口隔离区后,形势更为险恶。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犹太难民不得不靠乞讨度日,但大家仍能团结一致,同舟共济。难民们组织了乐队和足球队,在虹口那些狭小的街巷里组织文艺体育活动,以乐观精神消磨那艰苦的时光。还有一些难民建立了流动图书馆,组织图书交换,在那困难条件下为难民们提供精神食粮。
20世纪40年代的东余杭路街景(舟山路安国路之间)
图片摄影 | Horst Eisfelder
正在读报的犹太难民
20世纪40年代,犹太难民组织的足球比赛。地点推测是现今市东中学操场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20世纪40年的ZumWeissen Röss'外景,此处俗称“白马咖啡馆”,看画面犹太居民似乎在抢救火情。这家咖啡馆原址位于长阳路临潼路西南转角,后被拆除,现在为迁建,按原样复制
图片摄影 | Horst Eisfelder
位于舟山路和汇山路口西北角的汇山大戏院屋顶花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这块弹丸之地在短时间之内增加了数万人,住房尚且紧张,公共活动的户外场所就更少。加之欧洲人本身喜欢户外休闲的生活方式和当时较为拮据的经济状况,他们需要不断的找寻和幵辟既能户外消闲同时又经济实惠的、能够共同交流的去处。
20世纪40年代的汇山大戏院屋顶花园(东北望视角),这里当时被称为Roy's Roof Garden Café,地址为57 wayside Road,也就是现今霍山路57号。此地是犹太难民主要的社交场所之一
汇山大戏院屋顶花园咖啡桌边休闲的犹太难民
图片摄影 | A T Hull Jr 图片来源 |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在这些因素的促动之下,汇山大戏院屋顶被犹太人租用改作花园,成为犹太人社交、休闲、聚会的好去处。汇山大戏院的屋顶花园虽然十分简陋,但仍然被布置得十分精致,紧密排列的桌子上铺有白色的桌布、休闲的躺椅让人精神愉悦、点缀其间的绿色盆栽更是增加几分生机。屋顶花园开阔的视野大概也能勾起他们对不确定未来的想象和对远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一切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精神慰藉,络绎不绝的客流,许多人的脸上都浮现着淡定的笑容。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二战落下帷幕。在得知欧洲发生大屠杀后,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更是百感交集。虽然生活艰苦,但比起欧洲同胞来说,自己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犹太难民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就说:“我们得知留在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这才意识到,二战期间,和欧洲的犹太人比起来,生活在上海的我们就仿佛生活在天堂。感谢中国人!”有一位曾经在上海生活的犹太难民对他们的后代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希望你们要多看看历史方面的书,看看书中怎样记载这段历史,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大量涌入的难民的,他们没有赶走或杀害任何难民,他们给这些不同信仰、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一个安全的天堂。”
这幅1945年拍摄的舟山路54弄弄口照片,可能是最为知名的一张上海犹太难民区影像
1945年,舟山路街景(北望长阳路视角)
1945年,东长治路961弄内的犹太难民
图片摄影 | George Lacks 图片来源 |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后 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犹太难民中的德奥籍犹太人作为战败国侨民被遣送。中国政府制定《处理德侨办法》,上海市政府颁布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成立德侨管理委员会,除极少数专业技术人员留用上海外,绝大部分德奥侨民,包括德奥犹太人被遣送。近2万名德奥犹太人首先离沪,到德国、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南美等国。后约800名波兰犹太人也离沪,绝大部分到美国。
上海塞法迪犹太移民和俄罗斯犹太人在沪安居乐业,并计划恢复昔日的繁荣,俄罗斯犹太人约60%加入苏联国籍。1947年,中苏关系恶化,大批苏联籍犹太人不得不离沪回国,也有不少苏联籍犹太人或未加入苏联籍的俄犹到欧美国家或留在上海。同时由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在沪的塞法迪犹太人开始计划撤离上海。1948年4月,上海塞法迪犹商盟主沙逊家族率先大规模撤离,由此影响、带动一大批上海塞法迪犹太人离沪。同年12月,经中国政府同意,以色列政府派摩西·犹瓦尔(Moshe Yuval)作为特派员到沪,向上海犹太人发放7000份赴以色列的护照签证。1948、1949年,约有5000余名犹太人离沪,上海犹太工商业企业歇业,犹太俱乐部、犹太医院、犹太学校等机构大多陷于停顿状态。
1948年签发的一位波兰犹太难民从上海前往纽约的签证
图片来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尚有数千名犹太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后来陆续离开,到1958年剩下84名犹太人。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上海己基本无犹太侨民。
据统计,旅居上海的犹太人1953年为440人,1956年124人,1958年84人,到1976年已不足10人。20世纪80年代末,旅居上海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了,仅有1名犹太人加入中国籍。此后,上海的犹太会社和犹太会堂,都随着犹太社区而一同消失。
现今的提篮桥地区已被列入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区,其中与犹太社区密切相关的建筑有摩西会堂(长阳路62号)、霍山路119—137号、霍山路71—95号,舟山路21—81号等。这些曾经的犹太教堂、住宅、店铺、学校等建筑物及犹太人生活过的历史环境在虹口区甚至整个上海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2013年5月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2017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摩西会堂旧址)外景
图片摄影 | 邱力立
在2020年6月举行的北外滩全球宣介会上,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已经充分融入了对这一份独特历史底蕴的考量和规划。提篮桥片区将打造为创新生活体验区。保存成片里弄建筑肌理,增加灵活、多样、小型的公共空间,打造尺度宜人、充满历史韵味的街区。探索历史建筑再利用和功能转换的创新模式,并延续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特色城市肌理。END
参考:
《上海通志》《上海外事志》《上海宗教志》
《上海租界志》《虹口区志》等
潘光:《犹太人与中国》;吴文治:《近代上海提篮桥地区人居环境研究1843—1949》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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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独特的历史样本 | 上海犹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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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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