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Logo
下载客户端

登录

  • +1

【对话】何明:博闻强学,启智创新(上)

2020-11-26 14:1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字号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何明,男,1959 年生,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思想战线》编辑部主编、社会科学处处长、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民族研究院院长、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民族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会常务理事、泰国清迈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为全国自强模范、中共云南省委直管专家,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先后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成果曾获第二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第六届普通高校优秀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采访者:洪颖,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求学经历

 

洪颖:许多与您接触过的同学、同事、同行提到您,经常会说您是通才,通晓多个学科,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这与您的求学经历一定有关联,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何明:说我是“通才”,实在不敢当,只能说是个学术流浪汉,辗转多个学科领域,是人生际遇的一个结果吧。我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到滇西纺织印染厂教书。那时候感觉自己性格比较内向,才性和想象力欠缺,不擅长跟人交流,也不是当作家的料,所以想学古文献学,打算在图书馆之类的地方从事文献整理之类的工作。于是就准备报考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可是那一年没有招生。我正郁闷时,正好赵仲牧老师被当时的大理师专请去讲课,我就去听他的课,赵老师告诉我云南大学获批文艺学硕士点就要招生了。于是,我努力备考,又回到云南大学念文艺学的研究生。

这样,从原来想做和古代文献打交道的事儿,变到了哲学美学研究,算是第一次转向。赵老师是一位哲学造诣深厚、思维非常严谨的学者,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在全国学界影响很大的学者来云南,都会去拜访他,对他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竟然蛰伏在西南一隅感到惊异和惋惜。赵老师博览群书,通晓哲学、美学、文学、历史,甚至地理学、天文学,最酷爱的是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美学史,特别推崇经验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而我之前读得比较多的是黑格尔的著作,受理性主义哲学影响比较深,所以刚开始读硕士时,我一发表看法就被赵老师驳回。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拼命读书,终于,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所改变,能够和赵老师对话了。这段求学经历对我来说,一方面是视野的开阔,另一方面是思维方式的锻炼。因为经验哲学和分析哲学是一种从事实出发进行分析的思维路径,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不能靠推导得出东西。赵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主要是研究路径的指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甚至对我做管理工作都有影响。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感觉自己还是回学校做学问更合适。但要回云南大学有硬杠杠卡在那里:要么是副高,要么是博士。我只是个硕士,又没有职称,所以得考个博士。这期间我和李埏先生接触比较多,很喜欢李埏先生做学问的风格:不光是史料考据,同时还有理论分析。所以,就报考了李埏先生的博士生。考完后,说李埏先生退休,就把我转给了朱惠荣老师。朱老师的史料功夫很深,特别在徐霞客研究方面有精深造诣。我跟随朱老师学习,学习了地方史地研究的知识和方法。

 

洪颖:那您在调入云南大学之前的工作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何明: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在滇西纺织印染厂工作了5年。刚开始是教职工文化双补课,后来,企业办起了电大班,我被派去当辅导教师。虽说是“广播电视大学”,但当时地州接收电视信号的条件很差,电视课经常无法收看,而学生们上广播课的学习效果又不好。因此,所谓的“辅导教师”变成了“主讲教师”。那时候工厂的文科本科生稀缺,我又算是个重点大学毕业的,那电大班的文科课程就几乎全部归我。开始办的是理工类的专业,我就教哲学、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开了一个文科班,把逻辑学、中国通史、古代汉语之类的课程也都给了我。结果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备课,教案写了好几大摞。到我搬家的时候,把书桌抬起来才发现,桌下还真的踩下去了两个脚印。在那段时间,正巧碰上金岳霖先生的关门弟子苏天辅先生受中央电大的委托,在当时的西南师院做逻辑学的电大辅导教师培训。我就去那里培训了3个月。那时刚好《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刊登了南京大学的一个叫郁慕镛的副教授对苏天辅先生那个教材的批判,年轻气盛的我就写文章反驳他。后来《光明日报》摘登了我的争鸣文章摘要,这就是我1985年在《光明日报》发的第一篇东西。回想在滇西纺织厂教书这一段经历,当时的目标很单纯,就是做一个合格的老师,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受益的。

第二段工作经历是硕士毕业后。先去了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修昆明地方志,负责农林口。当时看了相关的文献,关于松花坝、金汁河、银汁河、石闸啊,觉得还是得去实地走下。有时候也和水利局几个编水利志的老先生聊,然后他们会带着我去跑跑。刚开始觉得这个活很无聊,但后来慢慢就觉得蛮有意思。这时候,正好谢本书老师想申请项目做昆明城市史研究,就约我们一起申报了个中华基金项目,也获批了。当时我并不满足于史料的堆砌,刚好买到了一本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的论文集《城市社会学》,就反复地研读这本书,琢磨怎么解释研究城市。这一段就算是跨了地方史这一块,同时也学了一点社会学的东西。我原来做地方志是以编为主,做城市史研究就强化了研究性,并与实地研究有所结合,当然还算不上田野,只是实地踏勘一下而已。

1995年5月我从地方志办公室调到了昆明市社科联,有了另外的一种转变。社科联算是市里面的社会科学机构,做一些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比如当时的小城镇建设、昆明的城市化、滇中城市群之类问题。我们可能是最早做滇中城市群研究的,当时还得了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项目由我们领导牵头,我是主要研究者和成果的主笔者。除了昆明外,我们到曲靖、楚雄、玉溪都做过调查,最后完成了专著《滇中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那一段时期,又研读了一些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写了一本《昆明城市研究》的书。

说到这,你们也看得出来,我没有能够始终坚持一个学科从头做到尾,变成了学术“万金油”,什么都知道一点,实际上什么都不深入,什么都不精。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不得已地不断“转场”。对于我来说,当时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洪颖:那您是怎么转向民族学、人类学的呢?

何明:现在回顾起来,我和民族学、人类学似乎结缘已久。念硕士的时候我做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就想把中国古代美学放在文化体系里面去看,现在看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审美文化研究”。为此,当时读了一大批人类学的书,也琢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利科尔的解释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等。当时发表的东西,都是放在大的文化背景中来讨论问题,当然可能带有泛文化研究的性质。比如,我的《诗性逻辑与诗化美学》就是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并置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进行解释。受本尼迪克特和布留尔的影响,我向赵老师提出探讨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赵老师很感兴趣,我把我们的讨论记录整理成《论思维的类型》这篇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我的硕士论文研究严羽的《沧浪诗话》,里面写了很多禅宗对中国诗学的影响,还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汉语与中国文化的思维特征之类的东西。这本硕士论文后来被台湾佛光山收入其佛教研究典藏。

后来,云南大学成立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的前身),张文勋老师做主任,组织一批年轻人参与讨论、设计研究选题,我也在其中做一些事。他召集大家合写一本专著《滇文化与民族审美》,我负责云南青铜文化部分。我不懂考古学,赶紧想方设法收集云南青铜考古方面的研究论著和考古发掘报告,找来汪宁生、童恩正、李昆声、王大道、张增祺等先生的书和论文反复阅读。这个课题的研究和书稿撰写,让我增加了许多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知识。

研究生毕业后,经廖国强引荐,我到了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我们俩不仅是同事,还曾住同一宿舍。有一晚聊天,廖国强说到他在阅读唐宋经济史料时发现,竹子产业在唐代的南方经济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我知道竹子在中古代是很重要的一个绘画的题材,墨竹画自成一类;而且,在中国古代诗词、笔记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竹的象征的内容。再者,我小时候在浙江生活过,有印象当地人使用竹器也很多。我们俩一拍即合,决定做一个关于竹子的研究。之后,我本科同班同学,当时任云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的周鸣琦知道了我们在做中国竹文化研究,她非常感兴趣,说书稿完成后交给她,争取作为本版书出版。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激励着我们加快研究进度。我们俩开始做田野调查,去了禄劝、武定的彝族村子,也到了西双版纳正儿八经地住在傣族寨子里。因为要解释清楚竹的象征意义,我下了很大功夫阅读象征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方面的理论书籍。《中国竹文化研究》出版以后,反响还不错。之后,云南人民出版社约稿,我和廖国强又一起去做调查,弄了一本《竹与云南民族文化》。之后,无意中和出版社的编辑聊起少数民族喝酒的事,编辑很感兴趣。我就约了当时在禄劝县志办工作的好友吴明泽,合作写了一本《中国少数民族酒文化》。

 

彩云之南——遇见石林彝族展剪彩仪式

在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竹文化的过程中,我和廖国强就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关注生态问题,民族学界有宋蜀华先生等推动民族生态的研究。于是,我和廖国强、袁国友就约起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选题是“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居然也就获批了。这是我和同伴们的第一笔科研经费,以前购买图书、复印资料、做田野调查的费用,都得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支出,时常会感到手头拮据,现在有了经费,积极性大增,民族学、人类学的意识更明晰了一些,做了好些实地调查,又读了一些生态人类学的书。当时做研究不为评职称,完全出于一种冲动。

1998年,我考上了云南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就有资格调入云南大学了,在与马列部合在一起的社会学系当老师。那一年,我破格晋升了副高职称。当时报送的材料有130多万字,原来想直接申报正高,材料送到人事厅,说没有从无职称一步就到正高的先例,最多报副高,所以只能改报了副高。一年以后,我又破格晋升到正高级职称。这一年,学校决定成立公共管理学院,下设四个系——政治学系、行政管理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我被任命为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正当我积极琢磨筹划着如何将云南大学社会学的辉煌历史发扬光大时,马列部的同事有一天突然打电话来说他们向学校组织部推荐我去应聘《思想战线》主编,接着学校组织部通知我参加选拔面试。因为我在昆明社科联时任编辑调研室主任,主持编辑内部学术期刊《昆明社科》,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有切身体会和思考;同时也算是《思想战线》的一个老作者,对它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在面试时的表现还比较突出,学校最后选择了我。1999年12月,我走马上任《思想战线》主编,直到2007年5月才离任,到民族研究院任院长。

 

云南大学“211工程”一期、二期民族学学科建设情况

 

洪颖:云南大学许多人都知道,当年高发元书记主持“211工程”一期、二期民族学学科建设时,您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您能谈谈当时的建设情况吗?

何明:我到《思想战线》时正好是云南大学“211工程”第一期进入建设末期。《思想战线》当时由学校党委书记高发元教授直管,我不时要向高书记汇报工作,而他常常会提到民族学的建设问题,我就说了我的一些想法,还写了一份关于构建云南大学“大民族学”的书面报告,建议利用云南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发动全校教师和研究生参与民族调查:法学可以调查民族习惯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执行情况,经济学可以调查少数民族生计方式、消费、分配等经济生活,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可以调查少数民族农村基层组织和管理,甚至生态学可以调查少数民族的生态知识和生态环境,生物学可以调查少数民族的生物知识及其利用等。不管什么学科背景,只要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调查研究少数民族,都可以列入“大民族学”的范围。

那时,云南大学的“211工程”一期建设已经进入后期,但民族学学科建设方案中的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尚未开展,再不推进就无法通过验收。为此,学校党委决定成立“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高书记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我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我就这样卷入“211工程”一期的民族学学科建设。

其实,当时云南大学组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的条件并不充分。云南大学的民族研究及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模式大都采取“读文献”的路径,而吴文藻、费孝通等先辈在云南大学开创的实地研究传统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困境,“读社会”的研究模式早已衰落,坚持长期做田野调查的教师寥寥无几。在高书记的组织动员下,有150多名师生报名参加少数民族调查,至1999年年底组建起25个调查组,于2000年寒假期间分赴全省25个少数民族农村进行调查。其间,高书记、调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分别到田野点了解调查情况并协调当地党委政府解决遇到的困难。至2月底,各调查组先后返回学校。当我们听完各调查组长的汇报后,都表达了对能否保质保量完成调查报告的担忧。高书记说,没关系,先把收集到的实地资料汇集起来再下结论。之后,高书记决定把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调查组的组长召集起来,住到安宁县区的红星农场一片闲置的房屋,集中封闭撰写各组的调查报告。高书记在会上指定要由我审定各组的调查报告撰写提纲后,各组才能动笔整理写作。组长们草拟出提纲后就来找我,我请他们详细说明各个部分计划写的内容,尽量挖掘他们所获得的调查资料,并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帮他们梳理材料,形成写作提纲。因此,每一份提纲都要花费两三个小时讨论。在那一周时间里,我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记得有一天晚上和最后一位组长讨论提纲弄到早上6点多才结束,从房间走出来,腿一软就跪下去了,穿的新裤子一下子磨破了一大块,好心疼啊!提纲确定后,各组组长开始撰写调查报告,有些组在撰写过程中会遇到新的问题,高书记就让我守在红星农场,为大家答疑解惑。初稿基本完成后,高书记让我把《思想战线》编辑部的编辑集结到红星农场,编辑修改25本调查报告,直到把书稿交给出版社。这个过程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在红星农场也住了半年,其间偶尔回家取衣物或回学校处理事情。高书记也差不多每周都要抽空到红星农场检查、指导。

这些调查成果最后出版为《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尽管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数没有达到“深描”的层次,但这毕竟让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走出了书斋,迈向了田野,开启了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实地研究之风,培养了一批重视田野调查的人才。参与调查的许多教师借助这次调查发表了一批成果,晋升了职称,而参与调查的许多研究生后来攻读了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接着就接到教育部关于对“211工程”“九五”建设情况验收的通知,当时校长又安排我封闭在云南大学宾馆撰写云南大学的验收报告和“十五”建设规划。然后就是接受教育部的专家组进校检查验收。验收顺利通过,民族学学科建设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此后,我就和民族学捆绑在一起,基本上是脱不了干系了。

 

何院长报告

在“211工程”一期验收前,学校按照教育部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的通知要求,安排人文学院填写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材料,并组织会议进行校内评审。我是作为《思想战线》主编去听汇报会的,轮到我发言时,就谈了一些看法。本以为说完就完事了,结果被校领导拦住,让我和王文光两个在云南大学宾馆开个房间,重新做材料。那是周五下午,我们在学校食堂吃完晚饭入住云南大学宾馆后,开始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文件。按照文件要求,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必须具备两个硬条件:一是拥有一级学科设置的三分之二数量的二级学科,民族学一级学科设有5个二级学科,三分之二就意味着至少也要有3个二级学科;二是二级学科博士点至少有一届以上的毕业生。云南大学1998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1999年才开始招生。也就是说,到2001年,5个二级学科,云南大学只有1个,招收的学生还没有毕业。这简直不达标嘛。正在和王文光老师琢磨着怎么弄的时候,王老师接到电话说家里一位老人去世,他得赶过去,剩下我一个人挠破头皮、绞尽脑汁地挖掘支撑云南大学申报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材料和理由。从星期五下午6点多拿到材料开始工作,我一天两夜没合眼,直到星期天早上7点多才把全部申报材料重新梳理论证完毕。我抓紧上午的时间睡了一会儿,下午学校领导就来听汇报。汇报结束后,校领导说让王文光、张晓辉、马京和我第二天去北京答辩。那时候王文光、张晓辉已经是博导了,就由他们两位进场答辩。因为文本是我写的,就让我陪同帮助他们俩熟悉材料;马京给我们去做服务。由于学校领导反复强调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是全校头等大事,我们的压力自然很大。到北京后,我们在答辩地点京西宾馆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就立马开始在房间里模拟练习答辩。答辩当天,我们四人步行到京西宾馆附近时,只见高级轿车一辆接一辆在大门口停下,从车上下来一批又一批人。走近一听,大概知道是北京和附近高校来参加博士点答辩的。被称为“校长”“院长”的人与拿着答辩通知要进去答辩的人握手、拥抱,大声而热情地说着“预祝成功”之类的话。相比之下,我们四人就显得很寒酸了,但我们也要自我鼓励一下,我和马京把王文光、张晓辉送到门口,也学着那些人握手、拥抱,并大声叫着“预祝成功”!他俩进去后,我和马京心里面七上八下地在京西宾馆周围晃悠,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俩出来了,说答辩比较顺利,评委们对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还是非常认可的。我们就赶往机场回昆明,在候机时得到消息说云南大学通过了。我们那个高兴啊!向高书记报告了喜讯之后,我们去买了两箱啤酒庆功,一气喝光。

大概是2002年年初,云南大学又申报国家级重点学科。当时我已是博导了,学校就安排我填写申报材料并当主答辩。除了民族学,生态学也同时申报国家级重点学科。学校很重视,洪副校长陪同我们进京,住在蝴蝶泉宾馆,还专门租了车送我们去京西宾馆答辩。因为云南大学民族学做了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等支撑,这次填写申报书和答辩感觉轻松多了,顺利过关。

“211工程”一期建设使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获得了中国高水平学科应具备的所有平台和资源,即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国家级重点学科、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接下来,就进入“211工程”二期建设了。我参与了建设规划的制定,2003年正式启动。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几块内容:第一块是把民族调查扩展到全国,组织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由张跃老师牵头,每个组都与当地高校曾经做过相关调查的学者合作完成,最后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第二块就是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基地的建设,由我负责,建成了10个调查基地,出版了《新民族志实验丛书》,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第三块是人类学博物馆建设,由尹绍亭老师负责,完成了场馆建设、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建设和展厅的布展;第四块是少数民族基因调查,由肖春杰老师负责,抽取了各个民族的血样,建成了少数民族基因库。此外,还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当时我兼任社科处处长、《思想战线》主编和云南大学附中校长,具体事务实在繁杂,没有精力做更多的事,主要就负责组织实施调查基地的建设。调查基地的建设目的,一方面是为我们的教师长期跟踪调查搭建平台,推动调查研究不断深化,培养族别研究的专家;另一方面是为学生的田野调查实习提供条件,让学生接受系统的田野工作训练。当时确定的选点原则是:从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25个少数民族中选择10个村,要求是民族文化传承相对较好、交通相对便利,以方便师生经常往来进驻,最好有前期的调查基础或当地党委政府能够给予支持。基地的基础建设主要是:在村子里建或租一个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配备床、被褥、桌椅、电脑、网络及炊具,能够提供10个左右的师生食宿、调查、整理资料和讨论等。运行方式是聘请村民1~2人,记录村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形成《村民日志》,并负责维护基地。调查基地的选点由有意参加调查基地建设的老师首先提出建议,我尽可能请高书记一起去现场了解情况,与当地党委、政府领导沟通以获得支持。村民日志记录员选定后,又把他们请来昆明开会、沟通。第一批启动的10个点分布在云南的东南西北,走完一趟差不多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那几年的寒暑假都用在跑这些点上了。在调查基地的村民日志,远远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记录的问题,实际上是反思民族志的话语权、表述权转移的问题。后来将第一批村民日志编辑成《新民族志实验丛书》出版时,我在序言里就是这样来解读的。村民日志引起了国际反思人类学大家马库斯的关注,他觉得这是反思民族志的一种模式,他来过云南大学两次,还到过丽江的纳西族基地。之后,又给村民日志记录员增加了“村民影像”记录任务,增加了4个调查基地。在2003年开始实施调查基地建设时,我设想能够坚持10年,必定会有效果,没想到10多年很快过去了,至今基地仍然在正常运行,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7月在云南大学召开的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次大会,其中的3个村被列为学术考察点,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参会代表,获得了好评。自2009年获准教育部研究生教育教学创新项目“民族学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暑期学校”项目以后,每年都有基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高校的研究生的田野调查实习。

可以说,“211工程”建设对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发展有非常巨大的推动,而能够抓住这个契机推动云南大学民族学跃上台阶的关键,我认为是高发元书记。在确定云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时,他反对“遍地开花”“撒胡椒面”面面俱到的做法,极力主张根据云南的特色和优势重点建设民族学和生态学两个学科。在历史悠久的综合大学做这样的决策,压力会非常大。当时没有被列入重点建设的学科意见很大,“三讲”工作组进驻云南大学后,一些人就去找工作组告状。高书记顶住压力,坚持全校文理科各重点建设一个学科。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是:大学的基础、活力和知名度,在于学科;学科的影响力在于特色和优势。云南大学不当全能冠军,也当不了全能冠军,只能当单项冠军,要把民族学和生态学建设成为“单项冠军”。民族学和生态学做大做强了,会带动其他学科发展。他20年前提出的这些思路和决策,与今年教育部实施的“双一流”建设理念完全一致。高书记不仅有胆识,能够准确把握事物的关键和核心,有担当敢决断,而且具有很强的执行力,凡是决定要做的事,他都会主动过问与督促,甚至亲力亲为地参与到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就及时想办法解决。我坚持认为,没有高书记,就没有云南大学民族学的今天。

 

担任民族研究院院长

 

洪颖:高发元书记离任后,国内民族学和人类学界有人称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进入“后高发元时代”,学校对待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的?

何明:高书记离任后,学校的办学思路出现了变化。2005年底,学校决定民族学本科专业暂停招生,原来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被撤销,其中的社会学系归并回公共管理学院,人类学系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人类学博物馆合并成民族研究院,王文光由原来的研究生院院长转任民族研究院院长兼西边中心主任和博物馆馆长。那个时候,“211工程”二期建设已经结束,三期尚未开始,可以说没有任何项目和资源支撑,当初云南大学和省教育厅联合上报给教育部的文件中承诺的每年拨付西边中心的建设经费也中止了。研究院缺乏整合机构和人员的资源而无能为力,许多老师无所事事,研究院人心涣散,民族学处于没人过问、没有领导关心、几乎停摆的状态,一些其他学院原来做与民族学、人类学相关教学科研的老师甚至回避与民族学的联系。民族学在云南大学被边缘化了。

在这个阶段,我先后被免去云南大学附中校长、社科处处长两个职务,只任《思想战线》主编一职,感觉就像长途背负重担行进中突然卸下担子,顿感轻松,有时间和精力读书和写东西了。发表了几篇艺术人类学的论文,学界反响居然蛮强烈,我重新找到做学问的感觉。正在我信心满满地构架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时,一个电话打乱了我的研究计划。这个电话是当时的校长打来的,他约我见面,说让我和王文光“交换场地”,他来《思想战线》做主编,我去民族研究院做院长。当时我坚决拒绝,表示就算把我这个处级干部免了我也不去。他无奈之下,只好让其他校领导做我的工作。尽管非常不情愿,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学校的安排。

到了民族研究院,我发现实际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既没钱又没人。除了学校拨付的办公经费(基本只够交电话费)和学校按生均核拨研究生培养费之外,没有任何做事的经费;人员总共就30多个,除了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只有20个,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人多年没有科研产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只留下一间办公室,已成“空壳”。恰好这时接到教育部通知,要对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进行评估,我就以教育部的基地评估要求和评估指标为依据列出西边中心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去找校长面谈。这是一个关键点,检查评估不合格的话这个基地就要被摘牌,学校不得不重视起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学校答应先划拨120万元,但这算是预支“211工程”三期建设的经费,经费到位后要扣除;同意增加编制,招聘应届博士毕业生;增加4间办公室等。

有了做事的资源,事情就要做起来。

第一是推动。一方面,我反复在全院职工大会上强调研究院的职责就是做研究,专职教学科研人员的职业就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制定了管理制度,规定专职教学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量,三年之内科研必须达到与其职称相应的要求,否则就转岗为行政人员或博物馆工作人员。据此开始审查专职教学科研人员的业绩,考核不达标者要求根据其专业背景和个人意愿,转为行政岗或教学科研辅助岗。被转岗的人员,开始有抵触情绪,后来觉得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也感到很开心。

第二是团结。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理念“尊重多样,包容差异”,不能只挂在嘴上、写进文章里,更要体现在行动上、融入日常生活里。我坚信只要本着公平、公正、信任、共享的原则,大部分人会支持我,能够在一起合作共事。我不仅在全院大会反复强调团结做事,而且在行动上不论亲疏,不管师出哪门,不顾对我的态度如何,只要做学术的事,只要对云南大学民族学发展有利,我都支持。在评先进、评职称等问题上,坚持推优推强。又利用教育部基地的“流动、开放、竞争”的机制聘请校内外的一批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兼职研究员等,把学者聚拢起来,把“西边中心”真正变成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中心”、云南的民族学“中心”,甚至西南的民族学“中心”。

第三是引导。当时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大都没有相对固定而明确的研究方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被别人的项目牵着走。这样就不可能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产出高水平的成果,也就无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提出了“三个稳定”的原则:每个教师都应按照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区域、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如宗教、经济、组织、生态、艺术、历史等)的原则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长期持续地调查研究。又与青年教师逐一交流沟通,说明云南大学民族学的重点研究区域和各个研究领域的人员分布情况,建议他们把自己的学术背景、基础和兴趣与云南大学民族学的总体规划结合起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第四是组织调查。获得学校的经费支持后,2007年下半年就开始筹划全院教师在2008年寒假带着研究生做田野调查。动员全院教职工和研究生参加,调查组组长由老师担任,由组长确定田野点和选择调查组成员,然后我来做总体平衡与调整。最后组建了17个调查组,覆盖了云南绝大多数特有民族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这次调查对于云南大学民族学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就像赛跑的出发号,标志着“停摆”了3年的云南大学民族学重新启动,在新的平台上再出发。通过这次调查,民族研究院的青年教师大都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后沿着这个方向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出了一批水平不错的成果,逐渐成长为某一研究方向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

第五是组织交流。制定了学术会议资助办法,支持与资助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性高端学术会议;学院也承办与举办了一系列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动员本院教师参会与发言。如果是国际会议,我带头用英文发表,引导教师提高英文表达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此外,借鉴“魁阁”时期费孝通先生的“席米纳”(seminar)讨论方法,定期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学术讲座既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来讲,也邀请院内和校内的老师来讲;学术沙龙既有本院教师围绕特定时期的重大研究计划进行分享交流的模式,也有师生共同以某一本著作或观点为主题展开讨论互动的模式。频繁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教师之间的分享与讨论,开阔了大家的学术视野,明确了问题意识,磨砺了研究能力。

就这样,云南大学民族学这辆车终于发动了起来。(未完待续)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1
    收藏
    我要举报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