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何明：博闻强学，启智创新（下）

​何明，男，1959 年生，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思想战线》编辑部主编、社会科学处处长、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民族研究院院长、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民族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会常务理事、泰国清迈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为全国自强模范、中共云南省委直管专家，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先后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成果曾获第二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第六届普通高校优秀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采访者：洪颖，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211工程”三期民族学学科建设概况

洪颖：接着“211工程”三期启动了，您在三期民族学学科建设中既是设计者和领导者，也是实施者和执行者。请问当时云南大学民族学为什么要确立以“西南”“边疆”“东南亚”为核心的学科建设格局？这对于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何明：当时教育部对“211工程”三期学科建设项目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凝练学科方向，提出一个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的大型课题。经过反复思考，我们的题目定为“中国西南民族及其与东南亚的族群互动”，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学科建设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研究区域锁定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而边疆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连接带。从物理空间上看，这是一个连续体；而从人文空间上看，这个连续体可划分为“中国西南”“边疆”“东南亚”三大板块。

中国西南，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区域，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民族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学术积累，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深化、如何创新。我把着力点放在提高民族志研究的水平上，强调田野调查要深入、细致、系统，增强规范性和学术性，实现从民族调查向民族学调查转变；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完成的研究成果，要从调查报告向民族志转变、从“浅描”向“深描”转变，要有问题意识、理论对话意识和学术深度。

“边疆”这个概念在我的头脑里萦绕了很长时间。在教育部基地中，有5个民族学基地，即设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设在兰州大学和新疆大学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设在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研究中心、设在四川大学和西藏大学的藏学研究中心和设在云南大学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其中，唯独云南大学的这个基地有“边疆”两个字，我一直在思考其中所蕴含的学术意义。教育部发布的2008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申报指南中有一个题目为“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我决定牵头投这个标。课题立项后，我带着课题组到边疆地区做了一些调研，派出课题组成员到边境地区做田野调查，连续召开课题组讨论会，逐渐形成关于边疆的系统化理解，认识到边疆是非常特殊的区域，具有无限广阔的研究空间，有意识地在西边中心设立了“边疆与跨国民族研究室”，在民族研究院设立了“边疆学研究所”。

泰国北部傣泐村调查

东南亚研究，是拓展出来的新领域。民族学、人类学自诞生之时就以调查研究国外的民族、社会、文化为己任。传到中国时，因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要么转向“家乡人类学”做国内汉人研究，要么把少数民族当作“他者”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允许去做国外调查，民族学完全变成了少数民族研究。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中国生产的产品也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商店。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原本以国外研究为己任的民族学、人类学更应该走出去做研究。我应邀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开会，对我刺激很大的是他们的一面信息墙，其在地图上标示出日本民族学做过研究的地方，除了中国、韩国、东南亚、南亚之外，远及南太平洋岛屿、南美、非洲等地。我觉得中国民族学也应该这样做。当时和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有一些沟通交流，他提出了“海外民族志”的概念，并组织他的博士生在许多国家做田野，我就在“211工程”三期规划中做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调查研究计划。

但事实上，云南大学民族学缺乏做东南亚国家调查研究的人才条件和学术积累。那么该怎么实施呢？当时我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做跨国民族的研究。比如，你在中国境内做傣族研究，那就去东南亚国家去研究那边的傣—泰民族；你在中国做哈尼族研究，那就去老挝、泰国做阿卡人调查。这种模式的可行之处在于，跨国民族历史同源，文化相同或相近，研究跨国民族的老师对所研究的中国境内某一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甚至语言都有些基础，就方便开展对国外相对应民族的调查研究。另一个是寻找相关国家的合作。当然，东南亚国家的国情差别很大，合作伙伴并不容易找到。比如，泰国的高校具有较高自主权，经过多次沟通，获得清迈大学的信任与帮助，合作很顺利。缅甸当时是军政府国家，军政府统治下大学根本没有自主权力。高校的路走不通，转而联系缅甸的华人华侨，支持他们来人类学博物馆办缅甸文化展，建立起了信任关系，我们的老师过去做调查得到他们的帮助。越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一开始，我极力寻求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合作，跟河内国家大学、越南社会科学院、胡志明文化大学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就想借这些平台把我们的老师送出去，但最后都不是很给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越南老街省文化厅的厅长陈友山，他是苗族，热爱民族学和人类学，就请他来云南大学给我们的师生讲越南的民族和文化，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去越南做调查时也得到他很多帮助，顺利地推进研究。这样，我们把海外民族志推进到了越、老、缅、泰四国。

我认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在“211工程”三期有很大的提升和许多创新，建设成效显著，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云南及西南研究实现三个“转变”，即从民族调查向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从调查报告向民族志的转变、从社会文化的“浅描”向“深描”的转变。二是开拓出新的学术空间——东南亚民族志研究，使云南大学成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最早推动海外研究的机构之一，是最先推出系列化的国外民族志丛书的两个机构之一。三是突显出“边疆”在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中的位置。在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把“边疆”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关注的焦点并集中如此之多的师生开展调查研究，迄今好像只有云南大学民族学这样做。云南大学民族学在边疆的调查研究获得了以前鲜为人知的许多社会文化状况，提出了一些未能引起学界关注的论题，使“边疆”从民族学的边缘移到了中心。

开展“海外民族志”的意义

洪颖：云南大学在这一阶段推进的东南亚研究，也是“海外民族志”的具体实践。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您是怎样评价的呢？

何明：我看到过也听到过对云南大学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批评，一种说我们做的不是“海外民族志”而是“山外民族志”；另一种说我们做的是跨境民族研究而不是“海外民族志”。我觉得这些批评都不得要领。理性地说，学术评论应以深入的研究为前提，对评论对象没有必要的研究就没有资格做评判。

所谓“山外研究”说，听起来很幽默，其实缺乏基本常识。的确，云南是内陆省份，与越南、缅甸、老挝山水相连，没有海洋相隔，去东南亚大陆国家完全可以走陆路——“over land”，不一定非要“over sea”。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东南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来说都不是“海外”。但众所周知，“海外”的所指为“境外”，或者说与“境外”是同义语，所谓“海外华人”“海外华侨”的“海外”，无疑都指代境外。因此，“海外”是一个政治空间概念，而不是物理空间概念，根本无须大海相隔，也不需要大山相隔，哪怕就是连成一体的一个村落，如果国境线在村子里，国境线外的那边就是“海外”。

所谓“跨境民族”说，乍看似乎有道理，《东南亚民族志丛书》中已出版的民族志，研究的都是跨国民族，如泰国和老挝的阿卡人、泰国的拉祜、越南的苗等，称为跨国民族研究也不错，但否认其为“海外民族志”则不能成立。从空间上看，研究的场域是在老挝、泰国、越南，是“海外”之地；从研究对象看，这些人群长期生活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大都获得了外籍，是“海外”之人。去国外调查研究与国内某一民族同源的群体，表达了我们东南亚民族志的问题意识，这就是讨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比较同源民族在不同国家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差异，探讨国家如何型塑民族。

2009年11月在泰国清莱府调查途中与泰国学者帕娜塔商议调查方案

事实上，云南大学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没有完全限定在跨国民族上，一批调查研究缅族等非跨国民族的民族志将陆续推出，更重要的是一批年轻的东南亚国家研究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将是“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主力军。我们做东南亚研究更大的学术追求，是想突破传统上民族学、人类学在前民族—国家、甚至无国家状态下的区域展开研究而形成的研究范式，适应现实状况，建构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范式。

云南大学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与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组织的“海外民族志”具有明显的区别，在学术取向上，我们是民族学取向，关注民族、族群；高老师是人类学取向，关注的是公民社会；在国家的选择上，我们集中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也就是说是一种区域研究或“面”的研究，所调查研究的国家及其民族之间在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关联性，并与云南具有直接的相关性；高老师做的是“点”的研究，范围遍及北美、南美、西欧、东欧、东南亚、南亚，但大都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国家，追求的是论题的关联性。这两种类型的国外民族志研究各有优长和不足，客观上具有互补关系。应当承认，高丙中团队的专业训练、理论训练、民族志的规范性和深度、学者研究的专门化和持续性强于云南大学的团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民族学人才培养工作

洪颖：以前的学科建设存在着重学术研究轻人才培养的倾向，近年来，国家对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学科评估也把人才培养列为重要指标。云南大学能够雄踞全国前两名的位置，与学生培养质量也有密切关系。您能谈谈在民族学人才培养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吗？

何明：我一直认为，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教师的核心工作。说实在话，论文多一篇少一篇、著作多一本少一本，一般情况下对国家、对社会、对学术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人才培养做不好，会影响一群人的一生，所以必须认真对待。

我刚到民族研究院时，本科已停招，只有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我就着重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课程建设。我理解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的最大区别在于“研究”二字，只有自己有研究的教师才能把研究生的课程讲好。因此，对于基本理论和方法类的全院必修课，我要求按照“一课多师”模式组建教学团队，根据学科的知识、理论及方法模块选择专于某一领域研究的教师讲授。二是强化田野训练。云南大学的研究生培养经费是全校统一标准，无论是否需要实训，因此原来院里都由导师自主决定是否自筹经费做田野，学生的田野训练得不到保障。我认为这样不符合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人才培养规范，于是就由院里统一安排研究生的田野调查，经费由院里想办法筹措。在研究生第一年的寒假安排田野调查实训，而且要求除中国少数民族史之外的其他民族学二级学科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必须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三是长期聘请外教授课。尽管云南大学没有支持聘请外教讲授研究生课程的经费，我们还是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先后聘请了英国、美国、韩国、比利时等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专家来校为研究生授课，保持每年至少有一名外教讲授一门课程。四是坚持质量标准，严格培养过程管理。我来院里后决定统一由院里安排研究生开题和答辩，根据研究选题聘请答辩组成员，而且要求答辩委员认真把关，严格要求，一视同仁，达不到基本标准的论文一概不得通过，要让学生对学术有敬畏感。为了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民族研究院在全校最早实行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是唯一一个坚持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的学院。严格的标准、严密的程序，保证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一大批学位论文获得云南省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奖，迄今为止没有一篇博士论文抽查不合格。

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另外一项工程就是自2009年开始举办的“教育部民族学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暑期学校”。2008年向教育部申办获准，2009年暑假开班，到现在已经连续办了9年。每届确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进行5天的课堂培训，聘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授课，之后分成若干个调查组到云南农村做20天的田野调查训练。现在，这个暑期学校已成为面向海内外招生的研究生训练营品牌，学员除了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及青年教师外，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

到2009年, 民族学本科专业开始恢复招生。当时教育部第二次学科评估结果出来了，云南大学民族学得到第一名，我就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说，这样的一个学科没有本科是很大的缺憾。但是，按规定研究院不能招本科生。后来和人文学院商量，以人文学院的名义招生，但所有教学管理由民研院负责。对本科生的培养，主要有三项创新性的工作。一是实行本科导师制。每位青年教师每年带1～2个本科生，其职责是“导学业、导生活、导思想”。二是加强实践能力训练。在课程中增加了实习实训内容，如田野调查方法、摄像技术、影视人类学等；一年级就安排两三天的短期田野实习；之后，由指导老师带队到农村接受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实训。为了规范田野调查实训，还组织编写了《田野调查指导手册》。2009 年支持本科生创办了学术刊物《田野》，由学生组稿、编辑、设计，老师参与指导。三是推动课程建设，获准主持教育部“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重点教材项目两项：王文光作为第一首席专家的《中国民族史》，我作为第二首席专家的《人类学概论》；此外还申报立项了一批省级和校级精品课程项目和教材编写项目。

民族学本科专业恢复时间不长，但专业建设成效比较显著。表现之一是学生的创新能力非常突出。学校每年招标“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全校文科设50项，大四学生不得申报，民族学专业三个年级学生有60多个人，与全校三个年级6000余文科学生竞争，基本每年都能够获准立项八九项，以百分之一的学生人数获得了五分之一的项目。2014年民族学本科专业获准为云南省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这是全省文科第一个基地。民族学、人类学课程群教学团队还获得了云南省优秀教学团队称号，2016年获得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除了专业课建设，我们还做了一些公共课或通识课。作为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更多的青年大学生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养成尊重文化多样性的素质，培育维护民族团结的意识。从民族学学者的角度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非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了解这学科，扩大学科影响力。因此，在我以前做的生态文化研究基础上开了一门视频公开课《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智慧》，被评为省里的优质视频公开课，后来又是全国的优质视频公开课，最后再把它做成慕课。之后，又建设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门课，被列为云南省精品课程，后来被评为全国优质素质课，两年前做成“中西部大学课程联盟”慕课。这两门课程都进入智慧树在线教育平台，每轮的选课人数均在6000人左右，现在正在洽谈进入更大的一个全球公共课平台——清华在线学堂MOOC。

洪颖：2015年底您卸任院长，但是作为民族学学科带头人，您还是一直主持、引领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发展。不久前公布的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录，云南大学榜上有名，民族学被列为 “一流学科”建设目录。请您谈谈对此的看法。

何明：云南大学进入“双一流”大学，民族学成为云南大学两个进入“一流学科”建设的学科之一，证明了高发元书记倡导的建设思路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我所主持的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方向和成效获得专家们的肯定，我感到非常欣慰。

教育部对“双一流”建设的期望很高，给“一流学科”建设确定了相当高的目标，不仅要求国内领先，还要求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按照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要求，民族学建设重点在取得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社会服务能力、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扩大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如果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能够实现，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学科肯定会实现跨越式发展，能力和水平会跃上新台阶。当然，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的任务相当繁重，而且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按照常规模式推进，肯定无法完成，需要学校下决心进行大力度的改革，突破现有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束缚，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否则建设方案就是一纸空文。

学术研究概况

洪颖：您在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和行政事务管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仍然在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您能谈谈您自己的学术研究吗？

何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业余”，我一直以单位的事、集体的事、学科的事放在优先位置，之后有时间才做自己的研究；二是杂乱，涉及太多领域。当然，乱中若隐若显地有一条主线，就是社会文化整体观。开始做研究就有这样的认识：只有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它的社会文化系统里面来看，似乎才能看得明白一点。那时候也没有接受什么文化整体观、社会体系之类的理念，只是感觉到任何问题都与其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有关，就按照这么一个思路去做学术。大致上说，我的学术研究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研究。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前后做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归为文化研究。其中，最早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体现在我的《诗性逻辑与诗化美学》一书及系列论文；之后，超出审美的范围，开始做中国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廖国强合著的《中国竹文化研究》《竹与云南民族文化》，与吴明泽合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酒文化》，与廖国强、袁国友合著的《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等几本书，可以归入这一类。其间，做过文化与思维的理论研究，有与赵仲牧老师合作的发表在《哲学研究》的《论思维的类型》和我自己撰写的《汉语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等论文。

二是昆明城市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做了一些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比如参与了谢本书教授主持的中华基金项目《近代昆明城市史》，并完成了两章的撰写，我与卿前峰合著的《昆明城市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滇池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滇中城市群和小城镇建设等成果也属于这一类。

三是艺术人类学研究。这个领域从2001年就开始关注，但直到2005年以后才开始发表论文，对艺术人类学的理念、构架、方法等做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导一批博士生做研究，我和我的学生在2005年至2007年集中发表了一批论文，当时在国内艺术人类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遗憾的是未能持续做下去，未能把专著写出来，基本思路和主要思想体现在我和我的学生合作编著出版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丛书》之中。

四是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2000年以后时常会到少数民族农村做一点调查，感受最深的就是变化太快，于是以“当代少数民族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来自何处？当然是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从学理上表述，“全球化”可能是最具有概括性、最简洁的概念。为此，撰写了一批论文，主编了几本书。这个领域包罗万象，一定程度上看，无论是我独立撰写的还是与学生合著的研究少数民族的论文，大都可以归入这个领域。

五是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2008年以后开始关注边疆问题研究，恰巧申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获得批准，开始做边疆问题的思考与调查，发表了一批论文，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完成了课题书稿。同时，开始关注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写了几篇文章，2017年获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带领课题组赴新疆做了一些调查，最近会抽出一些时间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六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建设和理论方法反思的研究。2006年以后，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关于民族学的学科定位、反思民族志等方面的文章。

总之，我对我自己的学术研究非常不满意。将近20年的时间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行政事务和学科建设上，许多思考和研究计划总是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2015年年底卸掉了行政职务，原本想可以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不料刚想找回研究状态又被学校拉去做一流学科建设。未来我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成果，只有走着看了。

洪颖：您说您是学术流浪汉，其实梳理下来，我们看到您的每一次研究转向、领域拓展，都是有关联的。通过您对自身学术历程的回顾和对云南大学民族学20年来发展情况的介绍，我们为您这个学科发展的艰辛而动容。向为此付出心血的前辈致敬，更折服于您为师治学的真诚和严谨、引领学科的睿智和担当。云南大学民族学发展史会铭记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