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平凉开启辉煌人生

范仲淹在平凉开启辉煌人生

朱克雄

在平凉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范仲淹、张轨、皇甫枚、王符等都曾与泾州有过交集，但对平凉、泾州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范仲淹。泾州是范仲淹仕宦的转折点，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建立夏国（史称西夏）。两年后，西夏军攻陷延州（今陕西延安）周边要塞，西北边境告急。当时还在贬谪地任职的范仲淹，被紧急召回京师，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关御敌。这一年，范仲淹已经年逾五十。

范仲淹雕像

宋代推行重文轻武国策，对武将的权力多有限制，而这种限制使得宋朝将领作战时缩手缩脚，无法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随机应变，果断决策，致使宋朝与辽国、西夏等游牧民族作战损失惨重，这也是像范仲淹这样的文人被任命为将军的原因所在。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实事求是地说，文官毕竟不是干这行的，即使熟读兵书也不一定能运筹帷幄。但是对于范仲淹来说，却打破了这种常态，其半生积累的文韬武略，终于派上了用场。

临危受命西北边陲显身手

北宋仁宗时期的西北疆域包括宋朝河东路、陕西路以西的党项、吐蕃、回鹘诸部。宋朝自太祖建国到仁宗初立，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宋朝统治者主要的关注点始终在北方，西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亲政，此时的宋朝早已是积贫积弱，西疆的形势也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埋藏着更大的危机。首先，昔日东侵唐朝、西联中亚、北抗鞑靼的吐蕃早已实力大衰，就连六谷蕃部这样的地方割据政权也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被党项所灭。此时，崛起于河湟险要地区的青唐吐蕃政权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青唐吐蕃政权在建立伊始就存在着分裂的不稳定因素。赞普唃厮罗与李立遵、温逋奇之间矛盾重重，党项趁机插手青唐吐蕃内政，致使其出现了多次大分裂。

明道三年，唃厮罗及其子在大分裂之后一统诸部族，其后多次向宋遣使朝贡，与宋交好。然而，党项一族的崛起，不容有一个强大、统一且又与宋友好的吐蕃政权存在的，多次派兵攻打，断绝了吐蕃等族与宋朝的联系。天圣六年（1028年）六月，甘州回鹘政权被西夏所灭。景祐三年（1036年）冬十二月，另一个与宋交好的高昌回鹘也被西夏削弱。

党项一族的日渐强大，在李德明时就已经“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鹘，拓疆数千里”。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野心勃勃的李元昊又继德明位。显然不同于其父辈、祖辈，他以臣宋深感为耻，先“自号嵬名吾祖”，改易服饰，私自改元，并自创党项族文字——西夏文，期望民族意识的觉醒。然后，又仿中原王朝，建都设官，加强军队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机器。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

此时，党项一族在军事上已做了充分准备，在西疆一家独大。对此局面，北宋虽然有大臣甚为忧虑，上书直言：“元昊必反，请为边备。”然而，仁宗却依旧遵循着先祖们“守内虚外”的策略，姑息养奸，致使西疆形势不可逆转。终于，李元昊在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十一称帝，国号夏，并遣使入宋，以求册之为君，遭到了拒绝。于是，李元昊与辽朝结盟，开始对宋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以试探宋境虚实。最后，李元昊发现北宋鄜延路一带“地阔而寨栅疏远，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趁机进攻。双方于三川口激战，宋军溃败，大将石元孙、刘平所部为元昊所歼。此战之败，让宋廷大为震惊。至此，西疆形势骤然紧张，对付西夏成了宋朝的头等大事。

危急关头，韩琦大胆推荐因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的范仲淹。宋仁宗同意了，任命韩琦与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但在对西夏用兵策略上，夏竦、范仲淹、韩琦三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韩琦力主进攻，与西夏军决战；范仲淹则力主防守，主张持久防御，然后寻机进攻。宋仁宗想一举解决问题，采用了韩琦的意见。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大将任福前往阻击，任福中计，在渭州一个叫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的地方被夏军围攻，宋军大败，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战死。战后追责，夏竦被撤职，韩琦、范仲淹被调职他用。

第二年十一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韩琦和范仲淹屯驻泾州（今泾川县），一起守卫西陲。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庆历中，范仲淹请驻泾州，斩复横山以断贼臂横山，即桥山之北麓。寻命韩琦、范仲淹开府泾州，总四路之事，为攻讨声援。盖泾州联络中外，翼带东西，诚关中之襟要也。”韩琦与范仲淹同心协力，互相声援。最终，宋夏双方经过谈判，西夏向宋朝称臣，宋朝“岁赐”西夏价值25万两白银的绢、茶等物，并且恢复边境贸易。说是“赐”，实际上也是仿辽国的先例，用钱来摆平冲突，再签一个“澶渊之盟”。

虽然西夏向宋朝称臣，不过是名义上的称臣，宋朝承认西夏独立，宋夏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河西走廊就从中原割裂出去。从此，形成了宋朝和辽国、西夏三国鼎立的局面。由于韩琦、范仲淹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有关于他们的歌谣：“军中有一韩，夏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夏贼闻之惊破胆。”

名篇《岳阳楼记》缘起泾州

范仲淹和滕宗谅（字子京）系同年中举进士，滕子京任泾州知州时，正是范仲淹与韩琦同任陕西经略副使之际，负责的是宋代边陲的陕西以及今甘肃广大地域上的军政。西夏进攻时，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

时隔一年，庆历三年（1043年）他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其间数万贯不明”，随即遣中使检视。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

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辩白，极力救之。后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境)，后又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在庆历四年春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和泾州也就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泾州，就没有滕子京的被诬告事，滕子京有可能和范仲淹一样出任更高职位的官职而不会去岳阳，岳阳楼就不是由他在庆历年重修，范仲淹和另外一个修岳阳楼的人的关系不会和滕子京一样，或许就错过了写《岳阳楼记》的机缘。

这就是先有了泾州和滕子京在泾州被贬这个因，才有了修岳阳楼和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这个果。是泾州任上的被诬告事促成了滕子京修楼的壮举，并触发了范仲淹的灵感，才分娩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名句。滕子京在历史上本是一个无名小人物，既没什么显赫的地位，亦无特殊的才干或很大的名声，但却因为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名字得以万古流传，而且还被冠以“勤政为民”的美名。泾州和岳阳楼、滕子京、范仲淹的名句，已形成永远不能分割的一种文化财富，一段史实风景。

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仲淹参考，说是“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去太湖玩过，后母亲改嫁，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其时，范仲淹因“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攻击而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惟恐招来祸患。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庆历七年(1047年)，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苏州知州，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终年五十八岁。

据理力争平息“水洛城事件”

在庄浪水洛这个关键的制高点上，却有“蕃氐杂居，阻隔不能相应”。当时被吐蕃部族占据的水洛城有着“西占陇坻，通秦州往来道路，陇之二水，环城西流，绕带河、渭”的地理形势，是理想的军事要塞。被西夏人称为“胸中自有甲兵十万”的范仲淹自然会看到这一点，他给仁宗皇帝的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语：“朝那之西、秦亭之东，有水洛城，……如进修水洛，断贼人秦亭之路，其利甚。”他将援兵所经途程的迂曲和修屯水洛之利，说得具体明了。当时知秦州的韩琦上书却持反对意见，朝廷遂“诏从琦请，勿修”，但范仲淹这一动议，却为刘沪后来筑水洛城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和铺垫。

庆历四年五月，仅仅用了八个月时间，没费朝廷一钱一物，刘沪就修筑好了水洛城。同年五月，宋仁宗第一时间召集宰执们开会，商议对刘沪、狄青等人的处理意见。宋仁宗首先表态：既然水洛城已经修筑完成，再来讨论是否修城已经没有意义了。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对将领的处理意见。宋仁宗的这番话，至关重要。要知道，就在开会前，韩琦、尹洙、郑戬等人，还在是否该修筑水洛城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当然，除了他们各自的面子，是否应该修筑水洛城能够决定此次会议定谁的罪。因为，对于韩琦、尹洙而言，若修筑水洛城不合理，那之后尹洙、狄青等人干的事就有了一个“合法”的依据。反之，若修筑水洛城合理，就是郑戬有“理”了。但是，宋仁宗的第一句话就把这件事“结案”了。管他合理不合理城都修完了，再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还是讨论其他问题吧。

皇帝定下“调子”后，他希望群臣畅所欲言，给刘沪、狄青等人定下一个结论，他们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然而，群臣皆闭口不谈，他们都只看着一个人，这件事情的发起者范仲淹。群臣清楚地知道，要不是范仲淹同意修筑水洛城，宋仁宗焉能同意这件事情。看着群臣的目光，范仲淹沉吟了一会，说出了一番长篇大论，并给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范仲淹告诉大家：刘沪之所以抗旨不遵，是因为他修城心切。毕竟，水洛城是他用生命打下来的，水洛城的百姓又那么地爱戴他，所以刘沪不忍心抛弃那些百姓，这才选择了抗旨修筑。现在，刘沪没费朝廷一钱一物，就修筑好了水洛城，理应记大功一件。臣希望朝廷念及筑城之功，对他从轻发落，让他以功赎罪。

此外，范仲淹还用自己雄厚的历史知识，给诸位大臣好好地上了一课。范仲淹告诉群臣：昔日，汉朝陈汤违抗军令，擅自出兵攻打外虏；西晋王叡也违抗军令，出兵攻打东吴。结果，这两个违抗圣旨的大臣，还不是得到了朝廷的赦免，他们最终将功折罪、封侯拜相。因此，请陛下以这二人的故事为例，不要严惩刘沪……

说了这番话后，范仲淹的意见就是：刘沪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还请皇帝法外开恩，略加惩处就行了。听完范仲淹的处理意见后，宋仁宗微微点了一下头。一旁的欧阳修提出了补充意见：传达此诏书的人，最好是差点酿成兵变的狄青。皇帝可颁布一道御书，命狄青前往水洛城，让他亲自告诉刘沪：你违背了圣旨，理应处斩，但念你筑城有功，特此赦免。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特命你镇守水洛城，戴罪立功，以儆效尤。这样好给水洛城百姓一个交代。同时，朝廷还需要颁布一道圣旨，加封狄青的官职，并让刘沪成为他的部下。这样一来，边境官员军民不会对朝廷失望，一心保家卫国的刘沪等人不至于心寒，狄青的威信也能得到保全，水洛城之事就能顺利解决了。

史料记载，宋仁宗听完欧阳修的建议后，立刻下诏办理。当时，判罚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尹洙气得语无伦次，韩琦也气得脑袋冒烟，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抗旨不遵、聚众造反的刘沪，竟然啥事都没有，狄青还得对他去道歉，皇帝是疯了不成？韩琦和尹洙坚决不同意这个判罚，他们三番五次上疏要求朝廷修改旨意，对刘沪严惩不贷。与此同时，尹洙竟然还对刘沪发出了死亡威胁：别以为朝廷不惩罚你，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只要老子还活着，定要砍了你的脑袋！最终，看见边境将领的不和已经到了“通国皆知”的地步，宋仁宗只能把尹洙调走了，让他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尹洙调走后，宋仁宗打算让狄青接替他的位置，结果郑戬不服，他上疏朝廷，说狄青就是一个“赤佬儿”，这么一个出身寒微的将领，怎能成为地方大帅，管理一方。最终，无奈的宋仁宗只能收回成命，他把骂过自己的御史王素调去，让他接任了尹洙的位置，郑戬这才不再闹事。当然了，只严惩了尹洙，必不能服众，宋仁宗又颁布了一道圣旨，将刘沪降为从八品的东头供奉官，命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事实证明，正是这场“水洛城事件”，让革新派彻底分裂。从此以后，韩琦与范仲淹等人分道扬镳。韩琦的离去，对于革新派而言，就意味着“消”，对于反对派而言，则意味着“长”，在这“此消彼长”的时刻，反对派们士气大振，他们准备进行一场更加凶猛的进攻，干掉范仲淹，结束这场变法。在这个背景下，宋朝历史上那场极其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一代名相文学成就显著

宋代是个治国基调比较开明的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范仲淹文学创作在诗、文、词、赋等方面成就颇丰，尤其在诗歌、散文和词的创作方面成就突出。

在诗歌方面，《全宋诗》所收范公诗302首227题，另有2首联句诗、残诗4联8句。其诗作以庆历新政失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以积极进取、忠君济民为主旋律，后期则倾慕闲隐、向往归隐为主基调，而忧心天下、旷达自适则是贯穿于他一生诗歌创作的主题。尤其是其五言小诗，具有意境高远、自然清新、恬淡质朴、醇和雅静的特征，是宋诗中的精品。他在诗歌方面主要成就是当宋初文坛“三体”流行之时，力主诗文革新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拓展了宋诗的发展空间。

范仲淹雕像

在散文方面，范公作为“庆历新政”的中心人物，不仅其改革精神影响了一代文人，而且正是其一系列创作主张与文章，酝酿和孕育了古文革新的高潮。据统计，范公今存之文，有赋38篇、表状53篇、奏疏173篇、书150篇、序12篇、论8篇、记8篇、碑铭墓志52篇。这些文章，文笔流畅，论点剀切，不拘长短，堪称时辈典范。其创作有记叙、有抒情，文辞简洁、舒卷自如，且极富个性特征。

在词作方面，范公的词作虽然不多，《全宋词》仅存5首，存目词3首，其中边塞词2首。最著名的是《渔家傲》《苏幕遮》《剔银灯》等。在宋词豪放、婉约词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在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驻扎泾州时，写下了抒怀词《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情怀。《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全词低徊婉转、而又不失沉雄清刚之气”。尤其是范仲淹向欧阳修倾吐衷肠之作《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情景交融、引人入胜。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病逝于江苏徐州，“死之日，四方闻之，皆为叹息”。消息传至西域，“羌酋数百，举哀佛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欧阳修在祭文中写到：“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已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甚众。”范公集立功、立言、立德于一身，即古人所言之“三不朽”。其人格底色和为官初心，成为后来者之榜样。

崆峒苍苍，泾水泱泱；

范公之风，山高水长！

END

来源：平凉日报

制作：中共平凉市委网信办

原标题：《范仲淹在平凉开启辉煌人生》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