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致卢跃刚:昆虫王国的……N种读法

李公明

2020-12-03 10:1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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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先睹卢跃刚的新著《下里巴虫(图卷、文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真是一场与昆虫图文的美丽邂逅。卢跃刚自2017年以来在他故乡雅安下里周围二至四公里半径的陇西河畔用手机抓拍了八万张以上昆虫照片,经过挑选、剪裁后可供发表或展示的有四千张左右,收入本书“图卷”的只有五百多张。该书的“文卷:漫游昆虫王国及阅读博物学的通信”由杨浪的信(代序)和卢跃刚的十二篇书信体文章组成,主要的内容是作者关于进化论、昆虫学、博物学等领域中经典著作的研读心得,当然更有对昆虫的观察、研究和拍摄纪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位著名作家、资深媒体人和历史学家在时代的皱褶中俯仰天地的昆虫学、博物学之旅,一个知识分子在昆虫学领域中延伸的思想之旅。我知道卢跃刚的昆虫王国有N种读法,作为他的朋友和读者,我还是以复信的形式谈一点读后感吧。
跃刚:
终于看到你的昆虫摄影书了,想起去年在北京汪家明的工作室看图样的情景,这一年过得似乎好快。再往前,三年前我和行远在雅安与你喝茶聊天,记得那时好像还没有讨论你的昆虫拍摄。但是雅安的潮湿气候、植被,还有你带我们到山里看的那片骄傲挺立的野百合花,已经令我们开了眼界。后来才知道昆虫的阿里巴巴山洞就在你家附近的田垄、山道、河边,你说打开之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与惊喜,昆虫种类的密集与丰富真是天时地利啊。前年你说有一个摄影展要把你的昆虫图像做一个版块,要我做策展人,于是我写了“iphone时代的昆虫记”展览前言,可惜的是主办方没有把那个展览做好。现在这部《下里巴虫》终于可以让更多读者看到你的精彩的昆虫摄影,太好了!
杨浪在“对,去做个博物学家!”(代序)中提到你的“《辛未水患》《以人民的名义》《大国寡民》《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等重要作品”,他说“为什么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在关心民间疾苦的同时,也在细微地关注着另一个世界——昆虫世界;……所有对新领域的尝试和发现在这个思想沉闷的时候都会有它的意义。”读到这里我真感到有一种热流在悄然奔涌,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你还记得吗,十多年前我们在《新周刊》有一篇对话,当时你回忆说一个在底层生活的青年读了李洪林发表在《读书》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浑身在燃烧!今天你在第九封信的开头又提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至今仍然激动人心。这“也是几十年来我们精神相通的渊源吧”。
你的昆虫世界在故乡雅安,我知道在你那“代”人中你与故乡的联系或许是最紧密的,这似乎是上天安排你注定要进入那个昆虫王国。你在第二封信中谈当年知青生活,“农活很重,农具很落后,农作物产量很低,交公粮任务很重,农民的脸上永远镌刻着饥饿、怨恨和绝望。还有赶不净,杀不绝,无处不在的虱子”(30页)。你说这段知青经历奠定了你的人生观、颠覆了你的政治想象和人生目标,同样做过知青的我对此当然深有同感。虽然你是“军队大院长大的革命青年”回原籍,我是广州平民阶层里的中学生到异乡插队,但最后仿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在经历过许多、许多之后,十几年前你选择第二次回乡的意义非凡。虽然用你的话说是“专心温习历史,遭遇昆虫及重读博物学”(同上),其实你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写作使命,同时在个人的精神之旅中完成了一次重塑:在智性的、社会性的历史感之上及时地弥补了自然的、感性的和审美的人格熔铸。在历史的褶皱地带与踉跄时刻,能同时完成这两项工作真是你的幸运。尤其是在知识界落叶缤纷、群体撕裂声咽的当下,能够以大自然的全部感性、美感和个体充盈的好奇心与继续学习的能力作为坚持社会批判和自我审视的坚实基础,这不能不说是真正的幸运之子。
我当然记得你院子周围的环境很美,开满了花,鸟儿落在各种树上,还有无数的昆虫翻飞跳跃。与它们相伴的是法布尔十卷本《昆虫记》(你竟然收藏了三种中译本)、达尔文《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爱德华·O.威尔逊《昆虫的社会》《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布哈林被斯大林处决前写的自传体小说《时代》、《中国动物志·昆虫纲》(五十四卷)……更神奇的是在书与自然之间有很多联系是难以想象的,比如你说认识雅安的昆虫,主要依据的却是台湾出版家送你的台湾昆虫图谱,才知道原来台湾的昆虫与雅安有着高度的一致,比如凤蝶类、蛾类、黄蛱蝶、琉璃蛱蝶、豆芫菁、磕头虫……如果不是你说的,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这样。
其实,在你的经历中有一段重要时光早已为今天的博物学研究埋下伏笔。你当知青的第二年就从田里上来了,到大凉山地质队工作,业余时间学习了地质学、地层学、古生物学、大地构造学,有了野外调查的经验和对金沙江畔植物、动物的初步了解。
你在来信中谈了很多阅读进化论、生物学、植物学和博物学著作的收获,在我们这代人成长期间的阅读经历中这可是容易被忽视的一面。在第六封信中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因为“那个年代中国生物学、遗传学还没有从李森科主义——苏联模式的重创中完全恢复过来……绝大部分人文学者缺乏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起码的书本、野外知识,所以‘社会生物学’如同天外来客”(104页)。说得很对。后来你更深入谈到这个编译版本在学术上极不规范的问题,都同样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共同症状。 
但是,或许也只有你会从这本不太被关注的社会生物学译著中看出八十年代的大问题:“粗糙与匆匆难免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是近现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知识生产的整体精神生态。”“也难怪,时代变化太快,谁都没有准备好,政治‘摸着石头过河’,思想、学术界‘萝卜快了不洗泥’,是末班车,大家都在赶路。启蒙的参与者多是一些读书皮毛、驳杂的‘革命青年’转型者,都没有受过系统的中西学训练,偶有家学也被现实砸个稀巴烂,精神气质完全粗鄙化了。包括我,那时候自诩‘启蒙者’的人胆子大,不懂谦逊,没有敬畏心,啥事都敢开牙。……看那些左右翻飞自如的人,个个才高八斗,几十年下来,依然没有自省、反思的心态、姿态,很能说明些问题。跛足启蒙的成败80年代末很短的时间就看到了结果。‘现代国家’这锅夹生饭还没熟,我们都在锅里,还得架大火使劲煮,能不能煮熟,什么时候煮熟,还得看。”(107页)这真是个“还得看”的大问题!最后你似乎只是不太经意地带出当年王云五主持的“万有文库”的启蒙事业以资比较,引用的那句评价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更让人感慨不已。
你在今天读《天演论》,用文化批判的眼光严重质疑严复的“翻译”扭曲了达尔文、赫胥黎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国民性的文化基因中深深植入“社会达尔文主义”。联系到“文革”反智狂潮期间出版《天演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提出“严复具有近现代知识分子远没有结束的启蒙意义的‘原型’分析价值?”的问题(68页),这都是值得思想界继续深入研究的议题。
还是回到E.O.威尔逊。
为什么去看珙桐花一定要带上E.O.威尔逊?你居然能列出了七条理由,均深获我心;在第七封信更集中论述了威尔逊的“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生物学思想,其中多有你的真知识见。最后你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全译本谈到与万圣书园主人刘苏里几十年因思想和书结缘的交情,也让我想起去年我们仨在万圣书园聊天论书喝可乐的情景。这部书也是我非常喜爱的,多年前和郑也夫曾经有过讨论,他认为在“先天”与“后天”问题上的论争越来越在实证科学的层面上展开,过去那种以“反种族主义”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为根基的反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是注定要式微的。我相信这就是进步,而且也正契合了威尔逊所预期的融入现代综合论的趋势。威尔逊在1999年的再版序言《世纪之交的社会生物学》中谈到古尔德、勒沃汀等反对者与左翼思想的联系,我想这是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今天,社会生物学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毋庸置疑,在蜜蜂的基因组中发现隐藏有工蜂生育能力的“自私基因”也为社会生物学的基因理论提供了科学证明。关键在于,承认“个性和智力变异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与非正义的社会歧视行为和在实质上是以血统论为准绳谋取不公平的政治与经济特权的做法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威尔逊和一位年青学者合写过一本《普罗米修斯之火》(拉姆斯登、威尔逊著,李昆峰译,三联书店,1990年),是对“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思想的精炼介绍。《社》首版于1975年,《火》则发表于1983年,其间在1981年还出版过一本《基因、精神与文化》,这是一条探索人类精神文化发生和起源的登峰之径,最重要的突破点就是《社》。《社》是一本综合性的开山巨著,探讨了从动物社会到人类社会的机制、系统的种种复杂细节,是一座架设在生物与社会之间的宏伟桥梁;而《火》则是一种单兵突进的路数,简捷而精炼。威尔逊自己还写过自传,中译本书名是《大自然的猎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原书名为“Naturalist”,博物学家之意,变为“猎人”可能更符合威尔逊心目中的自我认同)。一方面,威尔逊对于左倾意识形态伤害了自由的学术讨论表示了愤怒,对自由派学者们的明哲保身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他也细致地、准确地勾勒了路翁亭、古尔德等以“政治正确”自居的反对者的面谱。可以说,这是研究学术与政治意识的复杂关系以及科学家个人品性的很好教材。
你在第五封信中几乎是专门论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形成,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因为“充满好奇”,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人、事、思想的搏击充满研究的兴趣。在你津津有味地讲述达尔文收集标本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你很关注的是在观察与发现过程中如何才能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目光与判断力,在这里可以看到书呆子与真正善于读书的区别。另外,在你对达尔文和被我们忽视的洪堡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我知道你很欣赏它们共同的天赋: “二人都有把握和聚焦最小细节的天赋——从一小片地衣的痕迹到一只小甲虫——然后通观全局,在全球范围内比较相似的模式。”(94页)法布尔也曾经说过,把你的精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试试,就像透镜一样。他经过这样的透镜与焦点的研究最后发现,自然界“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依据的,绝非偶然现象”。例如,毛毛虫如何变为蝴蝶、又是如何展翅的?世界上有近两万种蝴蝶,为什么其形态、斑纹、色彩绝无完全相同的?没有什么是没有原因和依据的。
对了,你读达尔文《旅行记》的经历是那个精神饥荒年代中的一幕童话故事:一位穿着灰绿色长裙的仙女阿姨从她家的书柜里拿出一部精装的《旅行记》送给你,但是书拿回去还没读完就被人强行借走,再也要不回来。这真的令人产生一种美丽的伤感之情。
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迈尔在《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刘珺珺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特别强调了生物学与人类价值的关系:“生物学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我们所不知道的和可能不知道的东西在我们心中注入了一种卑微和敬畏的感情。”(87页)你也说过,昆虫“或许是灿烂星空的倒影,一样能激发我们的遐思与敬畏?”(15页)这是生物学与人文科学相亲相融的价值源头。昆虫世界以它们独特的、神奇的习性和极为美丽的色彩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应该学会敬畏、谦卑和感恩。从当代思想的发展来看,目前方兴未艾的生态启蒙与博物学研究有着紧密联系,对昆虫世界的认识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你能够以镜头把昆虫世界的斑驳多彩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感悟之中,用人性去体察昆虫世界的喜怒哀乐,它们的离合悲欢与戏剧性故事,它们的社会结构与丛林法则,它们如何面对无法逃避的厄运,尤其是它们如何坚持对自由的向往——在这里,所有的光与影、形与色都渗透着作者对生命与自由的热爱,折射出坚定而深厚的价值关怀——人与万物均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尊严。
谈到人类社会与昆虫社会的契合性,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多年前三联书店曾引进英国“瑞科图书”(Reaktion  Book)的“动物系列”,其中夏洛特·斯莱的《蚂蚁》(焦晓菊译,三联书店,2009年)令我最感兴趣。原来蚂蚁社会同样具有政治伦理、分配制度和大国崛起的战略博弈,真是大开眼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赞美蚂蚁的社会互助精神,社会主义者与精神病学家奥古斯特·福勒尔从蚂蚁看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自由与高尚;在二十世纪的文学、电影、造型艺术中,蚂蚁分别被看作是贪婪的殖民主义者、专制极权主义者、科层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高效率的共产主义者等等形象。
你谈到阅读梭罗《瓦尔登湖》的感受,我想你肯定也读过让-雅克·卢梭的《植物学通信》(熊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我们都会想到:一个启蒙运动的斗士、雅各宾专政的精神领袖、一个神经质的被迫害狂、一个长期怀有对警察上门盘查的恐惧的思想犯,竟然也是一个在森林中孤独漫步的沉思者、一个专心致志的植物标本采集者和记录者。这既是人类的一种敏锐而好学的天性使然,同时也是那个高压时代的政治思想犯的另类心灵独白。
但是,卢梭并没有把植物学的世界说成一锅心灵鸡汤,没有因为对大自然的热爱而提出要人们回到森林中生活,也不会相信只要人们都在森林漫步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起来。“自然”对于卢梭来讲是一个包含大自然和人类的概念,具有思想启蒙与审美教育的意义。我们都明白,只要生为卢梭,就没有什么不受政治影响的人生和超然出尘的纯粹的植物学。因此,在卢梭的植物学背后仍然回响着他毕生的政治思考与现实批判的足音。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在1771-1773年间在巴黎写他的植物学通信,客观上首先是因为这位“被追踪者”的政治境况有所好转,当他在1770年再次定居在巴黎的时候警方已经“仁慈地暗示过”他不再被盯得紧紧的。我想起你去年完成的那项极为困难和重要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想起在疫情长夜中的热情阅读和讨论,观赏着眼前这片漫天飞来的“下里巴虫”真的就是一种审美享受的回报。甚至有点无厘头地想起小时候看《列宁在十月》记得的那句旁白:“就这样,在地板上,盖着别人的斗篷……在开过决定人类命运的会议之后……。”
至于用手机拍摄昆虫,我认为你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了。正因为你不在昆虫摄影界的主流圈中,因此你完全不受那种虚化环境的唯美主义和昆虫标本主义的拍摄方法(专业单反、微距镜头)的影响,你用的是“土八路游击队”的方法(手机、靠近、再靠近),目标是昆虫世界的生命、故事、情感、戏剧性(悲剧、喜剧、谐剧),要捕捉的是昆虫界的丛林法则、正义伦理和基于本能的社会性情感。你的本色在这里暴露无遗:“我把我的昆虫摄影看作是‘新闻摄影’,试图在拍摄过程中寻找和捕捉某些转瞬即逝的‘关系’。”你还说“我的一位艺术史家朋友将这种拍摄命名为‘iPhone时代的昆虫记’。真正的信息化、扁平化、自媒体化。手机——故事——‘新闻’——戏剧性,命名来得恰到好处”(20页)。我想起了这两年你不断把照片发给我的时候,我们有过的热切讨论。在今天这个信息化、自媒体化的时代,在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真、赏美之情的推动下,你以“iPhone时代的昆虫记”向法布尔的不朽经典《昆虫记》致敬,向科学、艺术与自然和生活致敬。
这些在手机上完成拍摄、编辑和传播的昆虫图像是典型的后IT时代的革命性叙事结构,虽然表面上只是完全改写了以往的技术程序,实质上是全新的影像叙事学,其后设要素是即时、打包、传播、反馈和互动,是图像生产的趋势。另外,其根本要素和美学特征就是你说的 “结构”与“关系”。“这种美学特征包括由科学、新闻、社会属性所决定的时间关系。所有昆虫图像,有时间,有地点,有环境,有语境,有意境,都可以按照科学、新闻的专业要素(如5W)追溯、验证,涵盖着丰富的主题(题材)……。”(203页)例如,第十封信专门谈昆虫的做爱,何等的激情四射、生死与之,简直有点惊心动魄。你说在你拍到的昆虫中,眼灰蝶中蓝灰蝶做爱最为优雅(185页),有点可惜的是在这本《下里巴虫》的图片中没有找到,只看到黄色的细蝶在“调情”(197页)你还由此联系到三十年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那种轰动情景,“蒙昧社会欲望之门洞开,时代道貌岸然、秉持最崇高最伟大的道德理想此刻被窥破了人性底色”(177页)。说到底又显露出当年那个活跃在“新闻战线”的媒体青年的本色。
最后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说昆虫还有一个习性,就是贪吃;你引述法布尔的《昆虫记》讲了蝉的发声器的复杂结构、原理,最后说你曾经在屋后捉了九只蝉来喂你那只可爱的、爱吃蝉的小猫;你还说在亚里士多德的餐盘里,蝉也是美味。(39页)那么好吧,你拍过那么多昆虫,喜欢吃它们吗?你知道粤人什么都敢吃,包括吃昆虫,蝉就是我们从小爱吃的。过去澳洲土著人主要的食物除了鸟类、蜥蜴之外就是昆虫和植物,据说他们可吃的昆虫有几十种。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专门研究过吃昆虫的问题,他说欧洲人或美国人不吃昆虫不是因为它们脏和恶心,相反,它们之所以显得脏和恶心是因为人们不吃它们(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169页)作为好吃昆虫的粤人,我当然赞同马文的研究成果。
好了,期待下次在长满野百合花的雅安山谷相聚。
公明
2020,12,2,于流溪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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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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