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静如︱文章千古事：杜甫诗中的“犯”字

几年前读杨伦《杜诗镜诠》，注意到《对雪》诗起句“北雪犯长沙”下注曰：“张溍注：北地多雪。今南方亦然，是北雪来相犯也。”张溍注颇窥见杜甫的文心所在，映照文本，堪称两绝：北地多雪，转而南侵，逾越了正常的界限，便是“相犯”。杜诗“北雪犯长沙”的“犯”字经他这么一注，妙处便全然显现出来了。我会心不远，笑容即刻浮在了脸上。造次的比方起来，世尊拈花而迦叶破颜，大约有如此境？但当时我忙于继续读诗，并未作停留。直到有一天我读苏轼诗至《次韵林子中王彦祖唱酬》“差胜四明狂监在，更将老眼犯尘红”一联，才忽然顿住。缘故是，苏诗“更将老眼犯尘红”与杜诗“北雪犯长沙”可谓机杼同一，波澜莫二。何也？老眼该有老眼的样子，岂可遽觑“尘红”？那是地道的少年场。这引起了我的警觉，苏诗的这种用法会不会来自杜甫？

带着这个好奇，我找来了杜集中带“犯”字的诗句：

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陪李金吾花下饮》）

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岁暮》）

垂老孤帆色，飘飘犯百蛮。（《将晓》）

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洛阳》）

蛮歌犯星起，重觉在天边。（《夜》）

这些诗句中的“犯”字，都取基本义，或从基本义引申而来，在意思上相去不远。但我还是感到，至少《将晓》一诗中的“垂老孤帆色，飘飘犯百蛮”别有一种理趣，与“北雪犯长沙”近似。此句《杜诗镜铨》注云：“浦江、云安、䕫州之南，皆蛮地。今为平茶、酉阳诸土官处。”此外并无一语。不知道杨伦有没有联想到“北雪犯长沙”句下他所引的张溍注，但这个地名的疏解已经足够说明问题。这个注解强调夔州之南在过去属于“蛮地”。杜甫意谓我这老头照例是不属于这里的，所以用了一个“犯”字。这个“犯”当然还是从“侵犯”义引申而来，但杜甫一苦命老头，不带一兵一卒，人畜无害，绝不至如上引《洛阳》诗“胡马犯潼关”之“犯”。这种微妙区别，正是理趣所在。苏轼《策断》论面对“北狄”宋朝应采取的政策时曾有云：“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南人北人本不能相犯。”这里的“犯”字固有“侵犯”义，但不限于潜在的实际意义上的兵戈相犯、领土侵犯，它强调的乃是南人、北人当“各辅其性而安其生”，也就是安于彼此的性分，无或拗戾。这种意思，用之于诗，则别有风味。杜甫“北雪犯长沙”“垂老孤帆色，飘飘犯百蛮”的用法，寓理趣于毫厘间，不愧诗中斲轮手。苏轼的“更将老眼犯尘红”不论是刻意捕捉了老杜的妙处，还是自家妙手偶得，都证明了他超凡的语言天分。

正当我沉酣于会心古人妙处时，转念一想，古来治杜诗者号千家，前人就没有发现？于是顺手找来仇兆鳌《杜诗详注》，结果竟然真的有斩获，发现《夜》“蛮歌犯星起，重觉在天边”一联下引卢世㴶语云：“不宜然而然曰犯。公用犯字都有谓。《将晓》诗曰‘飘飘犯百蛮’，言老还入蛮也。《对雪》诗曰‘北雪犯长沙’，言北却侵南也。此曰‘蛮歌犯星起’，言夜终冒晓也。”卢世㴶的论断很精辟，所谓“不宜然而然曰犯”。这使我有一点快意，又有一点失落。我决计做更深入的考察。

杜诗是很多诗人的学习对象。“犯”字的理趣，除苏轼已造堂奥外，像陈与义、陆游也都会心不远。陈与义《寄德升大光》有句云：“难将白发犯秋风。”此中“白发犯秋风”，略近于杜甫“垂老孤帆色，飘飘犯百蛮”的命意，只是理趣还差一些，因为这种搭配下的“犯”字，一般理解为顶着、冒着就完事了。陆游《入省》诗云：“点点轻花堕绿杯，翩翩羸马犯黄埃。”马奔驰于黄尘之中，绝不能说不宜，这原是它安身立命处。关键在于，“羸马”则不甚相宜，故陆游著一“犯”字。就理趣而言，“羸马犯黄埃”正如“老眼犯尘红”也。

那么，这是不是杜甫的独得之秘呢？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试拈三例：

园中有早梅，年例犯寒开。（孟浩然《早梅》）

海花争让候榴花，犯雪先开内史家。（皇甫冉《韦中丞西厅海榴》）

海上东风犯雪来，腊前先折镜湖梅。（李德裕《怀京国》）

这几例中的“犯雪”“犯寒”都与杜甫之意相近，但都没能更进一步。“犯雪”“犯寒”都是从冬、春的季节交替而言，理趣不够幽微。皇甫冉另有《送钱塘路少府赴制举》诗云：“迟日未能销野雪，晴花偏自犯江寒。”较为醒豁一些，因为强调了“晴花”偏出现在“寒江”。但还是不如老杜文心之妙。在“犯雪”“犯寒”这种表达中，“犯”很容易被理解为冒着、顶着、冲着之意，而冲淡了“不宜然而然”这一层意思。

如果一定要较起真来，老杜这一“文心”还可以往前推。谢灵运《入华子岗》诗起句云：“南州实炎德，桂树陵寒山。”这首诗入选了《文选》，《六臣注文选》在句下注云：“善曰：《楚辞》曰：‘嘉南州之炎德，丽桂树之冬荣。’良曰：‘谓南中炎暖，冬月树木荣。’”据李善注，谢灵运句显然本自《楚辞》，不过李善似乎并未窥见谢灵运文心所在；当然，也许是限于笺注体例。刘良（五臣之一）注说“谓南中炎暖，冬月树木荣”，等于就是解释了一下，也无所发明。其实，谢灵运“桂树陵寒山”的“陵”就有“犯”的含义。比如《司马法》有云：“古之敎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这里的“相陵”、“相犯”，近于互文，可以互训。巧的是，江淹《杂体诗》中拟谢灵运的那首《谢临川灵运游山》恰好有一联模拟了谢灵运“南州实炎德，桂树陵寒山”，所谓：“南中气候暖，朱华陵白雪。”而且妙得很，也入选了《文选》。吕延济注云：“朱华，花也。陵，犯也。言花犯白雪而开。”可以说十分明白了。不论是谢灵运的“桂树陵寒山”，还是江淹拟的“朱华陵白雪”都有“不宜然而然”之趣，都属于未曾“辅其性而安其生”。看上去似乎与后来唐人“年例犯寒开”“犯雪先开内史家”并无二致，但还是稍有区别。盖谢灵运句虽本自《楚辞》成句，但前一句云“南州实炎德”，后一句又著一“陵”字，将地理上的南北悬殊所导致的季候、物性上的“不宜然而然”之趣隐逗了出来。

问题是，“陵”字的常规意思是欺压，施力方、受力方二者在力量上不对等，而“犯”字并无此种意思（“犯”有时亦可解释为“胜”，这视乎特定语境，非常规义），不过是说一方侵犯或进犯另一方，出了位、越了界、逾了本分、坏了秩序，力量上是否具有压倒性，不在预设范围之内。因此，那种“不宜然而然”的微妙理趣，“陵”字的表现力就远比不上“犯”，相应地也就不够醒豁。在这个意义上，杜甫是具有开创性的。苏轼继踵而起，一句“更将老眼犯尘红”将这种理趣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