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灿鹏︱流动的《梁书》：书影背后的版本线索

如果把书本的生命比作河流，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这种线性的、历时性的要素，呈现出流动的面目。与此同时，主体与支流、原版与补修、刷印年代的先与后、篇卷的完整与残缺、版刻的完善与损坏、版本价值的高与低、校勘程度的深与浅等相对的关系，使得版本谱系具有丰富而复杂的结构层次。学者溯流上下，试图把握其间的脉络条理。我的视域有限，距离目标仍很遥远。或许套用《周易》的象征说法比较合适，《梁书》的修订不是“既济”的完成式，而是一个“未济”的开放过程。

《梁书》修订本的版本书影有八幅，数目是比较多的。在已出十种“二十四史”修订本中，与《隋书》相同，仅次于《史记》的十幅。然而还是缺少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宋本，这是我们特别想冠于书首的一种。中华书局也作了很多努力，由于疫情的原因，出版时间紧迫，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如愿展示在读者面前，有些遗憾。作为次佳的（second best）方案，现在用百衲本影印本作为替代，下真迹一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

残宋本

台北的残宋本是百衲本的底本，在存世《梁书》版本中最为珍贵。我作了统计，全书共有刻版七百零三叶，其中南宋绍兴年间刊刻原版七十馀叶，南宋中期补版一百三十馀叶，合计宋版约有两百一十叶，比例达到全书的三成。而修订中使用的六种三朝本（包括上图、国图、台北“国图”与日本静嘉堂、内阁文库等处收藏），书中俱未见南宋初年原版，南宋中期补版只有约二十叶之数，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残宋本十四册，其中宋版叶数目在二十叶以上的，依次是第二册（三十六叶）、第四册（二十八叶）、第一册（二十六叶）、第八册（二十叶）。景蜀慧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时了解到，第二册曾作为宋版善本书举行过展览，看来院方主事者是很有专业眼光的。但第一册、第二册中的宋版叶，都属于南宋中期的补版，未见南宋初期刊刻的原版。我较为仔细地阅览全书，发现第八册中原版有十八叶，最为集中。我们选择的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书影，就出自这一册。

三朝本

《梁书》五十六卷，残宋本有四十卷，缺少的十六卷，百衲本用三朝本配补。现在存世的三朝本大约有十部（另有几部残本），修订中使用了六部，但都不是百衲本配补使用的那一部（该书载《涵芬楼烬余书录》，知未毁于上海“一·二八”战火，疑尚存于天壤之间）。

书影选择了三种三朝本。上海图书馆藏本是《中华再造善本》的底本，原为湖南湘潭袁氏“刚伐邑斋”藏书。顺带可以一提的是，刚伐邑斋旧址位于沪西武康路，邻近古法华寺。1950年代初期顾颉刚先生借居于此，利用袁氏藏书，著有《法华读书记》二十五册（《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至六）。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

国图所藏两种三朝本，第一种与上图藏本相比，版刻情况较好，文字残阙漫漶较少，然而它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是明代补刻版叶的版心上方象鼻处“嘉靖×年补刊”字样，一律被除去，可能是旧时书商做了一些处理，所以版本有失真之嫌。《中华再造善本》之所以选择上图藏本，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选择的书影是南宋中期补版品相较好的一叶，文字笔画与版框栏线较为完整，其刷印年代应早于上图藏本，放在一起对照，情形就很清楚。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一

国图第二种三朝本品相较差，坏版阙文很多，但是书中（卷三九末叶）有宋人曾巩等所作疏语一条，可见仍然部分地保存了宋本面貌。此叶疑为元代补版，是现今存世三朝本中仅见者，非常珍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二

现在看来，百衲本配补使用的三朝本，其版刻完善程度，与我们所见的几种相比，似有逊色之处。可以举几个例子。

百衲本据三朝本配补的卷一〇《邓元起传》，第十七叶版框右外沿有墨笔小字一行，说明右半叶缺上半，据北监本补四字至十字不等。其阙文情形，与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相同，而上图、国图藏本（一）不缺字。百衲本补字时，有新的错误（脱文）发生，修订中作了改正。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此叶据三朝本配补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

卷二二《安成康王秀传》的情形也很类似。第四叶版框左外沿有墨笔小字一行，说明左半叶缺末三行，据北监本补足。其阙文情形，与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相同，而国图藏本（一）版面完整无缺，上图、静嘉堂藏本只缺上部每行各三字。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此叶据三朝本配补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一

又如卷四五《王僧辩传》，亦为三朝本配补，第十三叶（左半叶，第1－2行）“宠章所隆”句。“所”字，上图、国图藏本一、静嘉堂藏本作“既”，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漫漶不清，北监本、殿本作“所”。可以推知百衲本所据三朝本漫漶，故据北监本描改作“所”（张元济《梁书校勘记》未出校，当为暗改）。然而南监本、汲古阁本、金陵书局本亦作“既”，“所”字后出，当为北监本臆改，我们作了订正。

南监本

现在收入书影的南监本，是国图所藏清顺治、康熙递修本，有清李慈铭批校。修订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华书局提供了书局图书馆收藏的南监本，为清顺治修本，书中未见康熙修版，年代比国图藏本要早，间有佚名批语，以史评为主。书影取舍的考虑是，李慈铭批校本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比较珍贵。李氏批校的学术价值较高，民国年间由王重民先生辑录为《越缦堂读史札记》十九卷。修订中参考了《梁书》和《南史》的札记。《梁书札记》前身为此本批校（《梁书札记》卷首误写作北监本，因而有学者以讹传讹，说李慈铭《梁书札记》根据的是北监本，不确）。书影选叶天头有李氏批校一则，内容与《梁书札记》基本相同，节文见于修订本卷五六校勘记，读者可以参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监本

有一个问题值得在这里简单谈谈。南监本二十一史，是明清时期读书人最常用的正史版本，直到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金陵的火灾，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从明万历初年开始，新刊诸史书版持续使用二百余年，而《晋书》《唐书》《宋史》《元史》数种，版刻始于元代及明朝初年，寿命长达四五百年之久，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此前三朝本的情况也类似）。因为是常用版本，大批量刷印，书版容易损坏，经过频繁的补修及抽换版叶，现在不大容易找到万历年间原版的南监本。民国时张元济先生影印百衲本《梁书》，阙卷以三朝本配补，其中阙字坏版的地方，用北监本（而不是南监本）补足，应当是未能获得原版南监本的缘故。经眼所及，上海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南监本《梁书》，属于明万历年间的原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未能获见全书，但就卷一首叶书影来看，应该也是万历原版。

原版万历新刊南监本诸史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及字数（如《梁书》卷一首叶有“邓钦　三百三十四”的字样）。后来的递修印本，版心上方象鼻处“万历×年刊”的字样还保留着，但剜除了下方的刻工姓名及字数。以前学者使用南监本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将来似应予以重视。

李国庆先生编《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是收录明代刻工资料的一部大书。其中邓钦条目载明万历年间刻书二十三种，史部有《史记》《晋书》《南齐书》《五代史记》四种南监本，未载《梁书》。这四种南监本刻工资料，是根据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间接转录。《善本书志初稿》著录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梁书》南监本，仅有明代刻工裴龙等五人姓名。这个版本影像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网站已经公布，经过仔细比对，它并非原版的南监本，实际上是清顺治年间的递修本。书中有若干阙叶（总计十七叶），所阙书叶毫无例外是顺治递修版叶，这种“整容术”，也是旧时书贾做过手脚的印记。其中万历年间的原版只有四五叶，保留的刻工信息非常有限。不难想见，如果对原版万历新刊南监本诸史进行全面搜检，可以较大程度地补充明代的刻工信息资料。

上海图书馆藏南监本《梁书》颇为特别。它的目录不在全书之首，而是插入书内第三册之首，位置在本纪之后、列传之前；因为目录第一叶缺失，所以卷目从列传第二开始，这可能是旧时书贾“瞒天过海”另行装帧的结果。聪明的书贾并没有认识到这部南监本的宝贵之处。目录之后，有万历四年南监祭酒余有丁序，但没有万历五年南监司业周子义的识语。该叶版心下方无刻工姓名，有“一百四十二”的字样。这个数字，与目录末叶文字、余有丁序和版心文字的合计数目，是一致的。内阁文库藏本的目录末叶，余有丁序之后，有周子义的识语；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吴廷，无数目字。此叶在万历五年补入周子义识语时，应当经过重刻。周氏识语说用礼部宋本及《南史》参校，“凡是正数百字”。由此可知，上图藏本是万历四年初刊本，内阁文库藏本是万历五年修订版本。上图藏本展现了南监本刊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内阁文库收藏的南监本《梁书》有一番来历。日本明历三年（1657）正月十八、十九日，在那场骇人听闻的江户大火中，著名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名忠，号罗山）正在家校读《梁书》，事急避难之时，“先生舆中所携，唯所点朱之《梁书》一册而已。平生造次颠沛，不废读书”，到二十三日他就奄然长逝（《罗山林先生集》附录卷二《年谱》下，下文省称《年谱》下），后世传为佳话。在日本儒学史上，林罗山以“无与伦比的旺盛的读书能力”而著称（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他在去世前一年曾言：“吾自少壮，既知历代始末，而广览数千万卷，唯二十一史全部从头至尾未遑滴朱露，今虽暮龄既迫，犹有一周览之志。若幸保三年之命，则可以遂素志。”这一年他以朱笔句点完《晋书》《宋书》《南齐书》，次年春读《梁书》过半（《年谱》下），壮志未酬即长辞人世。

内阁文库藏南监本《梁书》，目录首叶卷端上方有“林氏藏书”印记（朱文），下方有一个“江云渭树”的闲章。这个闲章，是林罗山本人藏书的常用印记（参见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每卷末尾有署名“林学士”的一行题记（朱笔），记录读史时间，始自日本宽文十三年癸丑（1673，清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止于五月二十日，书末并有署名“弘文院林叟”的题跋一则（墨书）。林学士、林叟，即幕府弘文院学士林鹅峰（1618-1680，名恕，号鹅峰），为林罗山第三子。按《年谱》下，罗山自己有善本二十一史一套，不幸毁于此次江户火灾；此前又以家藏两套二十一史，分授二子林恕、林靖（1624-1661，号读耕斋）。内阁文库藏南监本《梁书》，即鹅峰藏本的一种。

据尾崎康先生调查（《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二部第十章，中华书局2018年版），内阁文库收藏林鹅峰手批正史，无《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宋史》，存《三国志》至《元史》。土屋裕史《本馆所藏林罗山旧藏书（汉籍）解题②》（《北の丸：国立公文书馆报》第48号，2016年）附录有林鹅峰手校手跋本之跋文，自《晋书》至《元史》计十五种。《三国志》卷一题记署宽文乙巳（1665）季冬五日之夕，《元史》书末题跋署延宝五年丁巳（1677）秋七月二十三日。在《元史》的题跋中，林鹅峰抒发了阅读全史的深切感慨：“余初弱冠，再见三史。修《本朝通鉴》之余暇，见《三国志》《晋书》。其后累年，春少窥园，夏分囊萤之光，秋对屋梁之月，冬映雪后之灯。朱露滴尽，笔头枯秃。数千万叶之纸，卷舒以见轴末；二十一史之编，䌷绎以至卷尾。呜呼！先考之遗命，聊可以报之，微力之精勤，亦有其效乎！时维延宝五年丁巳秋七月二十三日，偶当先考讳日，终此大举，不亦奇乎！”林鹅峰花费十多年的时光，将二十一史依次点读完毕。他在五十岁以后，勤读正史作为日课，毅力之强，令人钦敬，真可以说是“善继父志”的大孝之子了！

北监本

国图藏北监本《梁书》的书影是一个惊喜。卷一首叶的品相好，并有三方近乎完美的藏书印记，全面展示了它出于名家收藏的身份。印章分别是“邹仪之印”（白文）、“字补山号晓庭”（朱文）、“锡山蕉绿草堂邹氏书画记”（朱文）。邹仪是清代乾隆时期无锡的藏书家。《四库全书》中有一种宋人李明复的《春秋集义》，底本就是邹仪蕉绿草堂藏本。缪荃孙旧藏明翻元天历刊本《范文正公集》，也钤有这三方印记（《艺风藏书记》卷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监本

汲古阁本

汲古阁本十七史虽刻版于明崇祯年间，经明季战乱颇有损失，至清顺治年间修补完成，始通行于世，为清代士人阅读正史的另一种常用版本。王鸣盛的名著《十七史商榷》，就是以汲古阁本十七史为商榷的对象。晚清著名学者陈澧（1810-1882，字兰甫，称东塾先生），所著《毛本梁书校异》，顾名思义是汲古阁本批校的辑录之作。另一位著名学者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批点的汲古阁本正史，今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等十一种，藏于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收入书影中的，是国图所藏清人叶万等批校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这部汲古阁本十七史，为清代叶万、薄启源校跋并录有宋代以来多位学者的札记及批校，值得学者关注。叶万（1619-1685），又名树廉，字石君，号道毂，江苏吴县人，徙居常熟，清初藏书家，著有《续金石录》《朴学斋集》等。清人孙从添《藏书记要》第四则《校雠》云：“惜乎古今收藏书籍之人，不校者多，校者甚少。惟叶石君所藏书籍，皆手笔校正，临宋本、印宋钞，俱借善本改正，博古好学，称为第一。叶氏之书，至今为宝，好古同嗜者赏识焉。”予以很高的评价（并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叶树廉石君”）。

1970年代“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似已使用这部汲古阁本十七史。《顾颉刚日记》卷一一（1971年8月5日）云：“看洞庭山叶万（石君）所校录《南齐书》，及吴慈培以宋本校殿本两种。看王仲荦所点样张。”这是一个明证。原点校本《梁书》中似乎也有踪迹可寻。卷一二《柳忱传》“忱复同谏”句，诸本俱作“同”字。叶万《梁书》校语：“‘同’疑‘固’。”原点校本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改作“固”字，疑即采用了叶氏的看法。

《梁书》叶万等批校本目录第二叶黏有浮签一，文曰：“硃笔临钱宗伯批阅本。墨笔临熊蘖庵本，评语杂录宋元明名人。又临何小山校宋本。”钱宗伯指钱谦益（1582－1664），字牧斋，为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蘖庵是熊开元（1599-1676），字鱼山，湖北嘉鱼人，明亡弃家为僧，隐于苏州之灵岩，名正志，号蘖庵，《明史》卷二五八有传。小山是何煌（1668－？）的字号，为清初著名学者何焯（1661-1722，称义门先生）之弟。书影所选为卷一九首叶右半叶，其朱、墨二色批校，分别过录自钱谦益、熊开元二氏校本。所谓“临”，当是原样迻录，弥足珍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本

叶万校本录有宋人吕祖谦（1137-1181），明人邵宝（1460-1527，号二泉，江苏无锡人）、邹泉（字子静，江苏常熟人）、于慎行（1545-1608，字无可，山东东阿人）、王志坚（1576-1633，字淑士，江苏昆山人）、王志庆（1591-1642，字与游，江苏昆山人）、朱明镐（1607-1652，字昭芑，江苏太仓人），清人陈允锡（1639-1722，字亹斋，福建晋江人）的评语多则。《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著录云：“清叶万校并跋，清薄启源批校并录清何煌校跋又录明于慎行、王淑士等人札记。”附注项有欠完备，似可稍作修订：“清叶万校并跋，并录清钱谦益、熊开元批校及何煌校跋，又录宋吕祖谦，明邵宝、邹泉、于慎行、王志坚、王志庆、朱明镐及清陈允锡等人评语。”

武英殿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本

殿本的书影，为国图藏傅增湘校、章钰题款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著录。此书目录末叶有章钰题跋，云：“江安傅沅尗增湘校宋眉山七史本于京师图书馆，庚申六月长洲章钰传校一过。”并钤有“章式之校宋本”印记。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章钰（1865-1937，字式之，江苏苏州人）二位先生，是现代著名的藏书家与文献学家。

这部书有一个特别的由来。1913年5月，傅增湘的母亲去世，为了排遣忧怀，他于7月初从天津赴京，至京师图书馆阅书三月，自夏历秋，在馆百有六日，校勘《后汉书》等宋本及校本书十余种，为其一生专力校书之始，后撰有《西涯校书记》纪其事（载《藏园遗稿·杂著》；参见孙英爱《傅增湘年谱》，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此次傅氏所校宋本书中，就有《梁书》四十卷。这个残宋本，前面已经说过，即百衲本底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章氏题跋中的“庚申”为1920年，在傅氏校勘之后七年，始作过录。傅氏的校勘方式，是将宋本的异文及篇题、卷叶、行款、格式等不同之处，逐一标识于殿本相应位置（不过傅校似乎没有做到巨细靡遗的地步）。这是清代学者校书之成法，也就是所谓“死校”。如今《梁书》百衲本和残宋本都可以方便地阅览，傅氏校勘记录，似乎已成为既陈之刍狗，失去其版本与校勘价值。其实不然，但凡涉及漫漶文字辨识等疑难问题，傅校本有很好的参考与提示作用。这里举一个例子。

卷三三《张率传》载《舞马赋》“思展足于南野”句。“南”字，三朝本以下俱无异文，残宋本漫漶，百衲本描润作“南”（张元济《梁书校勘记》未出校，属于暗改）。我们通校残宋本时，此处轻易就放过去了。然而章钰过录的傅增湘校本，指明此处“南”字，残宋本作“大”。我们仔细地观察和辨识，对漫漶文字残留的字形、笔画和笔势进行分析，认为此字确实当如傅氏所校作“大”，而不可能是“南”。百衲本的描润是错误的。“大野”意指广大的原野，与上文“壮心”相对，似乎于义更胜。三朝本作“南野”，可能是后人补刻时的误改。修订本出于审慎的考虑，没有改字，但补充了一条校记，将残宋本的异文列出。张率《舞马赋》仅见于《梁书》，由此恢复了这篇作品的一处早期文字面貌，这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校勘。前辈学者心细如发，眼光独到，真是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