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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志熙：临危有节的钱锺书、杨绛先生

2020-12-22 18: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钱锺书、杨绛两先生作为“博学于文”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当然是毫无疑问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的这一面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肯认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一些宣传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他们塑造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橱内书”的书虫形象。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钱、杨两先生关怀家国、行己有耻的一面则被长期忽视了。钱锺书、杨绛两先生都是洁身自好而又行己有耻的仁人君子，尤其在抗战时期身陷沦陷区上海的艰难岁月里，他们默存待旦、坚韧守望，尽其在我地承担着国民的责任，在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显示出可贵的人格风骨和道德操守。

“行己有耻”：

临危有节的钱、杨二先生（节选）

文 | 解志熙

当明清易代之际、家国危亡之时，著名学者顾炎武上承孔子之教，郑重提示学人：“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重新揭橥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字语录，事实上是所有有心的中国读书人公认的行为准则。

钱锺书、杨绛两先生作为“博学于文”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当然是毫无疑问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的这一面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肯认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一些宣传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他们塑造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橱内书”的书虫形象。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钱、杨两先生关怀家国、行己有耻的一面则被长期忽视了，以至于不了解实情的年轻学子，不免会有这样的错觉——钱、杨两先生不过是只会读书的“书虫”而已，而在一些高调的“批判知识分子”眼中，钱、杨两先生甚至成了谨小慎微、读书避祸的鸵鸟型人物。这是不应有的误解。其实，钱锺书、杨绛两先生都是洁身自好而又行己有耻的仁人君子，尤其在抗战时期身陷沦陷区上海的艰难岁月里，他们默存待旦、坚韧守望，尽其在我地承担着国民的责任，在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显示出可贵的人格风骨和道德操守。

抗战全面爆发时，钱锺书正在欧洲留学，其奖学金可延长到1939年，并且那时的钱锺书已在欧洲汉学界崭露头角、不难在欧洲找到工作，可是，钱、杨二先生还是决意尽早回归抗战的祖国。如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所回忆的：“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的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回国之初，杨绛到上海侍奉老父，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39年11月又应其父钱基博之命，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工作一年半，1941年暑期回上海治病并与妻子杨绛团聚，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失去归路的钱锺书不得不滞留上海沦陷区。在艰难的沦陷岁月里，钱锺书在一家私立学院任教，业余给一些仰慕他的大学生私下授课，收入微薄，家计艰难，杨绛先生不得不尝试撰写剧本、赚取演出费来贴补家用，但钱、杨二先生相濡以沫、相敬为国，绝不与敌伪妥协、绝不在敌伪刊物上发表一个字。那时，也有附逆文人来拉钱锺书下水，被他严词拒绝。钱锺书作于此一时期的歌行体长诗《剥啄行》就透露了此中消息。《剥啄行》写于1942年，那时沦陷区里的一些汉奸文人弹冠相庆，觉得自己侥幸走对了路，有些佞朋也来拉钱锺书下水。《剥啄行》的前半记述一位“过客”造访、极力劝诱钱锺书下水：“迂疏如子执应悟，太平兴国须英才。”看得出来，这位“过客”显然是所谓“云从龙、风从虎”的“识时务”者，一个附逆文人，他所追随的“大力者”应该就是与日和平的汪精卫氏。这位附逆的“过客”力劝钱锺书不要迂疏固执，还是出来“咸与和运”为好——“太平兴国须人才”呀！那么，钱锺书是怎么回答这位“过客”之劝诱的呢？在《剥啄行》的后半，钱锺书回顾了自己在国难当头之际，与那些撒手西去欧美的人背道而驰，毅然挈妇将雏、奔赴国难的坚定意志，作为对劝降的“过客”之回答：“彼舟鹢首方西指，而我激箭心东归。择具代步乃其次，出门定向先无乖。如登彼岸惟有筏，中流敢舍求他材。要能达愿始身托，去取初非视安危。颠沛造次依无失，细故薄物何嫌猜。岂小不忍而忘大，吾言止此君其裁。客闻作色拂袖去，如子诚亦冥顽哉！闭门下帏记应对，彼利锥遇吾钝椎。此身自断终不悔，七命七启徒相规。”其明心见性之旨趣、凛然不屈之节操，可谓掷地有声、断然不容纠缠！只是由于《剥啄行》对那位“过客”并未指名道姓，所以有人以为此诗或是钱锺书拟想之词，未必属实。

其实是事实俱在——当年蛰居沦陷区的钱锺书另有一些旧体诗，就抒写了自己如何在“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做出抉择的情志，这些旧体诗也曾寄到大后方的报刊上发表过。只是时过境迁之后，钱先生不愿自我张扬，也不想让一些当事人难堪，所以未予收集，以致后来人对他当年的立身行谊不甚了了。好在今日还可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国力月刊》等刊物上读到一些篇章，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已是享誉士林的青年学者钱锺书绝不把自己特殊化，而是尽其在我地自觉承担着国民的职守和为人的正道，展现出不屈的节操和凛然的风骨。

一方面，蛰居沦陷区的钱锺书在与师辈及小友的诗书交际中相濡以沫、相互砥砺、守望待旦，表现出真切的爱国情怀和可贵的担当精神。比如，1942年的重阳，钱锺书拜访老诗人李拔可而不值，乃如安史之乱中的杜工部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样，独登市楼，极目四望，遂兴“四望忽非吾土地，重阳曾是此霜风”之感怀——

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翁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

新来筋力上楼慵，影抱孤高插午空。

四望忽非吾土地，重阳曾是此霜风。

肃清开眼输宾客，衰病缠身念秃翁。

太息无期继佳会，借栏徙倚更谁同？

最让人动容的是1943年春季的某日，钱锺书私下听闻我军克复失地，兴奋如老杜喜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样，写下了喜极欲狂的诗章，表达了坚韧守望以待江山重光的情怀——

漫兴

诗书卷欲杜陵颠，耳语私闻捷讯传。

再复黄河收黑水，重光白日见青天。

雪仇也值乾坤赌，留命终看社稷全。

且忍须臾安毋躁，钉灰脑髓待明年。

另一方面，钱锺书在上海沦陷区期间，也遇到不止一个佞朋来访、来函纠缠，多是为其附逆行径“诉委屈”的，其间也不无拉钱锺书一同“下水”之意。比如李释勘、龙榆生和冒效鲁之流，他们或曾是钱锺书的父执辈，或曾是青年时期的诗友，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苦衷”而附逆。就中数龙榆生和冒效鲁最能黏人，他们登门拜访或常写诗函来纠缠钱锺书，而钱锺书答复他们的诗作，则直谅以待、委婉讽劝、克尽朋友之责。比如冒效鲁困居上海期间，写来《夜坐一首寄默存》一诗，慨叹生活无奈、流露妥协之意，钱锺书立即赋诗劝诫——

夜坐

试扪舌在尚成吟，野哭衔碑尽咽音。

生未逢辰忧用老，夜难测底坐来深。

忍饥直似三无语，

（东坡以毳饭戏刘恭父，谓饭菜盐三者皆无）

偷活私存四不心。

（方密之削发为僧口号云“不臣不叛不降不辱”）

林际春申流寓者，眼穿何望到如今？

诗中“偷活私存四不心”一句及其夹注“（方密之削发为僧口号云‘不臣不叛不降不辱’）”，可谓针锋相对的提醒。按，方密之即明遗民方以智，他入清后即披薙为僧，遁迹山林，而不忘恢复，节概可风。而钱诗末句所谓“眼穿何望到如今？”仍传达出殷切的瞩望之情。但冒效鲁并未听劝，不久，就去南京出任伪行政院的参事、成了伪府的笔杆子之一，而仍无耻地写诗来纠缠钱锺书，可能也试图拉钱锺书下水吧，钱锺书则毫不客气地将冒氏踢出了朋友圈，好几年置之不理。其实那时钱、冒二人的空间距离很近：一个在南京，间或也会回上海，而另一个则“默存”沪上，可是在《槐聚诗存》和《叔子诗稿》里却看不到二人在1943—1946年之间有任何诗书唱和之作，足证交道之不存了——对钱锺书来说，这是做人的原则问题。

词学家龙榆生也常写诗函来纠缠钱锺书。龙榆生此人名利之念甚深，好与汪精卫等政坛大腕交接。汪精卫出逃至上海之初，就派人与龙榆生接洽，双方达成默契，待到南京伪政府出台，汪伪即发表龙榆生为伪府“立法委员”、伪中央大学教授。龙榆生“考虑”不过一天，就赴南京就任了。可是，“佳人做贼”还要顾及脸面，所以龙榆生附逆之后，便频频向以前的师友写信写诗写词，反复表白自己的苦衷以乞求原谅。由于抗战前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与龙榆生曾一同任教于光华大学，从年龄上说龙榆生也算钱锺书的父执辈，所以龙榆生在1942年的岁末也给蛰居上海的钱锺书寄去了乞怜的诗函，钱锺书则徇情给他回了一首诗——

得龙丈书却寄

缄泪书开未忍看，差堪丧乱告平安。

尘嚣自惜缁衣化，日暮谁知翠袖寒!

浩劫身名随世没，危邦歌哭尽情难。

哀思各蓄怀阙笔，和血题诗墨不干。

此诗写得皮里阳秋、语含讽喻。譬如“尘嚣自惜缁衣化，日暮谁知翠袖寒”二句，就婉而多讽。所谓“尘嚣自惜缁衣化”乃指龙榆生的词友吕碧城劝他信佛事——从1938年到1942年，吕氏多次致函龙氏劝其信佛，其实是教他以逃禅出家之法保全节操，但龙氏却一直因为尘念太深而犹豫不决，并可能将其犹豫告诉了钱锺书，而钱诗所谓“自惜”其实是有歧义或多义的：“自惜”固然可以理解为“自爱”因而“缁衣化”，但“自惜”也可以理解为“自怜”，而一个“自怜”者是否能断然“缁衣化”，那可就不无疑问了。至于“日暮谁知翠袖寒”所栝的老杜《佳人》诗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乃赞颂佳人不畏天寒日暮翠袖薄而独倚修竹不改高洁，而钱锺书的诗句却暗含疑问——试想一个自怜日暮翠袖寒的佳人还能保持高洁吗？此所以钱锺书最后有“哀思各蓄怀阙笔”之议，“怀阙笔”用古代遗民惯以“阙笔”暗寓铭感不忘之例，与龙榆生共勉身处沦陷而心存国家正朔也，但仔细体会“各蓄”一词，实含有你自你我自我、各自好自为之之意，可谓寓婉讽于劝勉而言尽于此矣——钱锺书其实并不相信龙榆生能够“哀思怀阙笔”，所以有“各自”好自为之之分析。事实是，那时的龙榆生一边恬不知耻地发表政论、主编伪刊，积极支持汪伪的“和平”主张、兴高采烈地诱劝蛰居上海的文人“咸与和运”，一边却装出一副可怜相，不断写诗写词给钱锺书“倾诉苦衷”、乞求谅解。对这样一个无耻的两面人，钱锺书再也不想搭理——双方的交际后来就中断了。

古人云“时穷节乃见”，信然。在钱锺书的现存诗作中，《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翁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漫兴》以及与冒效鲁、龙榆生的应答诗，无疑最为坚定地表达了诗人“默存”待旦的爱国情怀、尽其在我的担当精神，和行己有耻、断然不与附逆文人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不待说，钱锺书在彼时彼地写作这样的诗并且将它们寄回大后方发表，那是不无危险的，然而，他还是情不可遏地写了，寄了，发了。如此言行如一、诗人不二，足见钱锺书并非如今日的有些高人所说是什么“天下之至慎者”，更非一些妄人所谓对民瘼国运等大是大非超然复漠然的“乡愿”云。如今遥想钱锺书先生蛰居默存之际、夜坐漫兴之时，竟然勇敢地写出笔挟风霜、风骨凛然的诗篇，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此诚所谓：默存仍自有风骨，锺书何曾无担当。对这样一个在非常时期慨然担当、行己有耻的钱锺书，学界确实长期忽视了。

的确，钱锺书先生的这些诗作散佚在外，实在是太久了。我也是十多年前翻阅抗战时期的旧报刊，偶然发现了钱先生当年从上海寄给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刊物所刊发的这些诗作，它们大都作于1942—1943年之间的上海沦陷区。同时，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刊物也刊发了冒效鲁、龙榆生向钱锺书纠缠诉苦的诗与词，那当是钱先生一并寄到蓝田刊发的。由此，我才略略知道钱锺书、杨绛两先生在沦陷区的立身行谊之大节，非常敬佩其为人，当时就把这些诗作打印出来，但并没有想要就此写什么文章，搁置案头直至纸张发黄。后来看到一些高人和妄人信口雌黄、非议钱锺书先生是“天下之至慎者”、是明哲保身的“乡愿”，而那些蝇营狗苟者却又沉渣泛起、咸鱼翻身，被吹捧为诗词名家以至于“国学大师”，其附逆的劣迹则被化解为“文化与政治夹缝中的悲剧”云云，真是是非颠倒。于是勉力撰写了《“默存”仍自有风骨——钱锺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考释》一文，交给2014年的《文学评论》发表，以便杨绛先生能就近看到，略慰老人积郁之怀也。这里再述事迹之大概，希望略广知闻、以正视听也。

2018年3月23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