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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丈夫后，独自撑起事业和家庭的女人

2020-12-19 10:3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 本期故事关键词：灵魂伴侣-

这次灾难使我失去了人生旅途中最亲密的伴侣和最好的朋友，它所造成的深远而严重的影响，不是我的笔墨所能表述的。在这个打击之下，我的精神几乎完全崩溃，觉得再也没有勇气和精力面对未来了。但是我不能忘记皮埃尔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即使我不在了，你也必须继续工作下去。”

”

本文节选自 |《风雨科学路：居里夫人自传》

作者 | [法]玛丽·居里译者｜杨建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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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我第一次见到了皮埃尔·居里。

见面的起因是我的一个同胞，弗利堡大学的教授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家去玩，他还邀请了一位巴黎的年轻物理学家，他对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十分熟悉而且倍加赞赏。我进入他家客厅时，立即看见了这位年轻人，他站在一个面向阳台的法兰西式窗口处，像嵌在窗子上的一幅画像一样。他身材修长，头发是赤褐色，眼睛大而澄澈明亮。他神态潇洒，表情深沉温柔，当你猛地看见他时，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思索中的梦游者。皮埃尔·居里对我率直恳切，似乎很富有同情心。初次见面，我们聊得很融洽，临别时他表示希望以后能再次见面，以便继续谈论科学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有许多相似的观点，所以很聊得来。

不久，他就到我住的地方拜访我，慢慢地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以及献身科学的梦想和决心。后来，他希望我能与他共同生活，共同实现追求科学的梦想。开始时我不能做出这种决定，因为这将意味着要永远离开我的祖国和我的父亲。

假期来了，我回到波兰，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再回巴黎。但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在那一年的秋季，我又回到了巴黎。我进了巴黎大学的一所物理实验室，开始进行实验研究，以便完成我的博士论文。

我又继续与皮埃尔·居里交往。由于研究方面的原因，我与他的接触日趋频繁，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亲密。到了我们都认识到除了对方谁也不可能找到更合适的伴侣时，我们决定结婚。1895年7月，我们举行了婚礼。

当时皮埃尔·居里刚获得博士学位，被巴黎理化学校聘任为教授。这年他才36岁，但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了。由于他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之中，所以他很少关注自己的职位、待遇方面的问题。这样的结果是他的经济状况很一般。婚前他和年迈的双亲一起生活，住在巴黎城郊的西奥镇。他非常敬重他的父母，我记得他第一次向我谈到他的父母时，他用“至善至美”一词描述他们；事实上他绝没有言过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位资深的医生，学识渊博、豁达大度、性格坚强；他的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皮埃尔·居里有一个哥哥，那时是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皮埃尔对他的哥哥非常敬重，两人关系也很亲密。我有幸能进入这样的家庭，实在令人欣慰；而他们也热情地欢迎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的婚礼极其简单，参加婚礼的人只有不多的亲人和好友，我的父亲和三姐从波兰赶来参加了婚礼，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至于我和皮埃尔两人，都没有特意去购买婚礼服饰。

我们两人共同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供我们居住和工作，别无其他奢求。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处有三个房间的公寓，从窗口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们的双亲为我们购置了一些家具；我的一个亲戚送给我一笔礼金，我们用来购置了两辆自行车，以便出门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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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与前几年孤独一人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们之间情爱极笃，再加上两人的工作又很类似，所以我们几乎总在一起，很少分离，因此彼此间也没有什么信件的来往。皮埃尔在教课之余，把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实验研究上，我也获得理化学校的允许，可以在他的实验室里与他一起工作。

我们的住处离学校很近，所以来去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但是由于我们的收入有限，我不得不用相当多的时间来操持家务，这就与我的学习、研究发生了冲突，要想把两者同时处理好，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我意志坚强，总算勉强把两者的冲突处理得比较合宜。最让我高兴和满意的是，我们的家庭没有让人厌烦的琐事打扰，这使我们可以过上安静、温馨的生活。

我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学习一些课程。为了今后有资格在女子中学讲课，我必须通过一个证书考试。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在1896年8月，我不仅通过了这个考试，而且考了第一名。

在实验室工作之余，我们主要的消遣是散步和骑自行车到乡村郊游。皮埃尔最喜欢户外活动，对于森林中的各种动物、植物有永不衰减的兴趣。巴黎附近所有的森林，没有一处他不熟悉的。我也一向喜欢乡村，所以我们两人常常兴致勃勃地骑车郊游；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在紧张的科学研究之余得到充分的休息，紧张的心情亦得以舒缓。郊游归来，我们常常带回几大束芳香的野花。有时游兴来了，我们会乐以忘归，忘却了时间，直到深夜才回到家里。我们定期探望皮埃尔的父母，他们为我们留有固定的房间。

到了假期，我们会骑自行车到远处旅游。我们走遍了奥弗涅和塞文山区，还到过海滨的许多地方。我们两人都喜爱这种长途旅游，每天晚上总要找一个新的地方住宿。但如果在某个地方待久了，皮埃尔又会急着想回到实验室去工作。有一次假期中，我们到喀尔巴阡山拜访了我的家人。由于这次的波兰之行，皮埃尔学会了讲几句波兰话。

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当然还是科学研究。皮埃尔对所授之课程，备课非常认真，我有时也帮助他搜集一些资料，这种帮助反过来也增加了我的知识。不过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进行科学研究。

皮埃尔没有自己个人的实验室。虽然有学校的实验室可以利用，但这仍然不能满足他研究的需要。为此他找了一个没派上用场的角落，作为自己实验的场地，虽然狭小，但却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从这件事我领悟到，一个人在条件并不完善的情形下，仍然可以设法改善条件，从而心情愉快地工作。这一时期里，皮埃尔正在进行晶体研究，我则研究钢的磁性。我的这一研究在1897年完成，研究报告当年就发表了。

这一年，我们的长女伊伦娜出生了，我们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大的改变。几个星期之后，皮埃尔的母亲去世了，我们在巴黎城郊另外租了一处带花园的房屋，把他的父亲接过来一起生活。皮埃尔活着的时候，我们一直住在一起。

有了女儿后，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如何哺养、照管伊伦娜且让我能不放弃科学研究？放弃科学研究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皮埃尔也认为决不能让我放弃，他甚至没有这样想过。他常常说，上帝特地为他造就我这个妻子，为的是能与他分享一切。我们都没有打算放弃我们两人都如此珍视的科学研究工作。

我们不得不请一个女佣，但我仍然要亲自负责照料女儿的一些琐细事务。当我到实验室工作时，女儿就由她的祖父照管，他非常喜爱孙女，常说他的生活因有了孙女而有了无尽的欢乐。家庭成员相互间的关怀、体谅，使我能够顺利地从事科学研究，也不耽误对女儿的照料。只有在特殊情形下，例如女儿生病时，我得通夜不眠地照料她，生活的节奏也因此会被打乱。

我们以事业为重，不愿意有不相干的事情打扰，因此我们只和很少的朋友交往。偶尔有一两个与我们相熟的科学家来访，大家就在客厅或花园中交谈，而与此同时我还要拿着针线为女儿做衣裳。在亲戚中，只有皮埃尔的哥哥与我们始终来往密切。我的亲戚都离得太远因此很少来往，我的姐姐和姐夫这时已经离开巴黎回到波兰去了。

在这种清静而又非常适合我们愿望的生活方式下，我们才得以完成一生中伟大的事业。这一研究事业开始于1897年，从那时起就从未中断过。

在我寻找博士论文的课题时，亨利·贝克勒尔正在从事稀有金属铀盐的实验，这一实验非常有趣，引起了我的注意。当贝克勒尔把铀盐用不透光的黑纸密封后放在照相底片上时，他发现底片会被感光，就像有日光的作用一样。贝克勒尔认为，底片之所以被感光，是因为铀盐可以放射出一种射线，这种射线与日光有所不同，它可以穿透不透光的黑纸。

我和皮埃尔被这种新射线所吸引，并决心对它的性质进行研究。

我们很快就获得了有趣的结果。实验的结果证明，这种射线的放射实际上是铀元素的原子特性之一，与铀盐的物理或化学性质无关。任何铀盐，其所含的铀元素越多，其放射的射线就越强。

此后我想进一步探明：是不是还有其他元素也可以像铀盐一样放射出同样的射线？很快我发现，钍元素也有相同的特性。正当我准备进一步研究铀和钍的放射性的时候，一个新的发现立即吸引了我。

我曾经用放射性方法检验过许多矿石，如果有相同的射线产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这矿石中含有铀或钍。如果这些矿石的放射强度与矿石所含铀或钍的成分成正比，当然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但事实上却出现了意外：有些矿石放射性强度是铀的3倍或4倍。我仔细地核查了这一新的发现，最后认为这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事实。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真分析后，我认为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这种矿石中含有一种未知的元素，它的放射性远强于铀和钍。皮埃尔认同我的分析，于是我希望尽快找到这一未知的元素。我还认为，只要我和皮埃尔携手努力，很快就会获得成功。我未曾料到的是，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往新科学的道路，而且我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条新的科学之路。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指望这种矿石含有较多数量的新元素，因为这种矿石早就被他人多次研究和分析过。所以我最初估计，这种矿石里新元素的含量很难超过百万分之一。但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才认识到百万分之一的含量还估计得太高，真正的含量比这还小得多。这当然也说明，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极强。如果开始时我们知道含量那么小，我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设备差和经费不足的情形下有决心和勇气干下去。现在回顾起来，由于开始不知道难度有多大，因而决心很大；而后虽然发现困难不断加大，但研究的成果却也有相当的进展，于是高涨的热情使我们顾不上去考虑困难的多少。经过几年刻苦、发奋的努力，我们最终分离出了这种新元素，它就是如今人人都知道的镭。

我们虽然确信发现了两种新元素，但仍有大量后续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我们此前主要是利用放射性的特性从铋盐和钡盐中发现含量极微的新元素，接下来要做的事是要把这两种新元素以纯元素的形式分离出来。我们很快就投入了这一工作。

可是，要从事这项分离出纯元素的工作，我们的设备太差；我们还需要大量原矿以便进行化学分析，但是我们没有钱买这些原矿；我们既没有实验室可以做分析实验，也没有助手来帮助我们。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干起。如果按我姐夫所说，我在巴黎的早期学习时期是我独自生活中伟大英勇的时期的话，那我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皮埃尔从事这项工作的时期，就是我们两人共同生活中最伟大英勇的时期。

时光流逝，除了短暂的假期以外，我们从没有中断我们的实验研究，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向我们显示，我们正日益逼近成功，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后来，我们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不仅可以购得更多的废渣，而且可以在工厂中完成初步的提炼，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有时间更多地从事精密的分离工作。

自从公布我们的发现以后，我们的名声日渐增长，实验室原有的宁静被破坏了，经常有人来打扰，这严重妨碍了我们的研究工作。1903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并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年年底，我们两人和贝克勒尔因为发现放射性和放射性元素，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后，我们的成就被各种媒体大肆宣传，导致我们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安静工作，每天不断有人来造访，有的人请我们去演讲，有的人请我们撰写稿子。

以前，我们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以致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现在由于宣传张扬，我们受到造访者不断的骚扰，这更使我们疲于应付。我们喜欢的宁静而规律的生活被彻底破坏，这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必须完全脱离外界无端的干扰，才能使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来造访我们的人，其本意都是好的，但他们不清楚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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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艾芙·丹妮丝出生了，我被迫暂时中止实验研究。这一年，由于获得诺贝尔奖，再加上社会的普遍赞赏，巴黎大学新开了一个课程，并聘任皮埃尔担任该课程的教授，同时还为他创立一个实验室，任命他为实验室主任。

1906年，正当我们要离开我们使用多年、给我们无限愉快的木棚时，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了。这场灾难夺走了我的皮埃尔，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抚养孩子，让我只身一人继续我们的研究。

皮埃尔去世，正好在他的成就和名字被公众认识和熟悉的时候，所以社会上尤其是科学界普遍认为他的去世是国家的巨大不幸。主要是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巴黎科学教育界决定将皮埃尔任教一年半的课程教席，交由我来接任。这可是一个破先例的决定，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妇女担任过这种职务。巴黎大学能最终做出这种决定，实在给予了我无上的荣誉，使我得以继续从事原来的研究，否则我可能不得不放弃。我原先并没有期望获得这种荣誉，因为我除了愿意无偿地为科学献身以外，没有任何野心和奢望。但在这种悲惨的情形下授予我这一职务，又不由得使我更加悲痛欲绝。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能力担当这一重任。几经犹豫，我觉得起码应该试一试。于是，从1906年秋天起，我以副教授的资格开始在巴黎大学授课。过了两年，我被任命为教授。

在失去皮埃尔以后，我生活中的困难大大增加。以前由我和皮埃尔共同承担的事情，现在都由我一人独自承担。两个女儿的哺育，又必须我亲力亲为。皮埃尔的父亲仍然继续住在我家，他自告奋勇地决定与我共同承担家庭重任。他非常乐意照料两个孙女，自皮埃尔去世后，两个孙女成了他唯一的安慰和欢乐。由于我们的合作和努力，我的两个女儿才得以享受家庭的欢乐。我们心中虽然有万分的痛苦，也决不让她们觉察，因为她们年龄太小，不能让她们过早品尝痛苦辛酸的滋味。由于我的公公非常喜欢在乡间居住，我们在西奥镇租了一套有花园的房屋，从那儿到城里只需半小时。

在乡间生活，确有很多好处，不仅我的公公可以在这儿安度晚年，两个女儿也常常可以到空旷的乡间散步。但由于我白天要上班，常不在家，我们不得不请一个保姆。开始是我的一个表亲来当保姆，后来由一位忠厚的妇女担任，她曾经把我姐姐的一个女儿带大。这两位保姆都是波兰人，所以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讲波兰话。我的波兰亲人，也不时来看望和安慰我。一般我都把见面安排在假期，设法与他们在法国海滨相会，有一次还在波兰山区相会。

1910年，我最敬爱的公公在久病之后去世了，我为此悲痛了好长一段时间。在他生病之时，我尽可能抽出时间在病床边陪伴他，听他讲述往事。我的大女儿对爷爷的去世，非常悲痛，当时她已经12岁，已经懂得有爷爷的陪伴是多么重要。往日相伴的欢乐，她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