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层（下）

原创 梁芝芳 陕西网

伊当湾——一个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村庄。

这是一个地贫、缺水的村子，然而却有6000多个蔬菜拱棚，年总产值高达2.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

这是一个偏远、平常的村子，然而早上从地里采摘的蔬菜，当天就能摆进北京、武汉、西安的菜场，隔天就能摆上韩国、日本的餐桌。

这是一个地下无矿、地上无厂的村子，然而来自云南、四川、河南等地上千名劳力常年在此打工。

这是一个曾经沙漠袭扰的村子，然而现在已然是绿水青山，已然是金山银山。

土地、产业、植被与乡村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定程度上说，生态决定着人的命运。

相较于我见过的很多村庄，伊当湾村更“年轻”——除了上大学出去的，还有干公家事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村里。村上也统计过一次，发现“80后”“90后”占到大棚种植户的七成。

村支书贺秉礼告诉我，村子以前也留不住人，变化就在这十多年。

进入新世纪，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能轻松盖新房，过得比较滋润的，还是村里的能人、少数生意人或者有吃公家饭的家庭。

人们纷纷进城：会开车的跑运输，有手艺的做些精细活，最不济的，去工地搬砖运水泥也比顶着烈日弯腰一天锄几亩地要轻松。那时田间地头务农的年轻人并不多见。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

农民打工挣下钱，都要拿回家盖房。村里的新房越来越多，可是无一例外地上着锁。

沙治好了，树变绿了，金山也就来了。等到蔬菜产业发展起来，种地也能挣钱了，这些上着的锁才一把把打开，它们的主人陆续回村。“建棚、操控设备、育苗、防止病虫害以及质检等都需要新型农业人才，搞农业现代化，还得懂技术、会创新的年轻人。”贺支书说。

这几年，回来的年轻人，就像地里的蔬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

海权与建锋

一年之计在于春。殷建锋要在伊当湾村站住脚，就得先从这块春天的画布画起。

说实在的，建锋自打拿定主意辞了武汉军工厂的“铁饭碗”回乡种地，就没少踅摸，一门心思想着在地里刨出一块“狗头金”来。过去那些个老玉米啊，洋芋啊，他都不想种了。不赚钱啊！

他就想种胡萝卜。

建锋大专毕业，学的是航空机电设备。种地，专业不对口。好在他是农民的儿子，上手不难。可这胡萝卜，家里谁也没种过。

两眼一抹黑咋成？先得找门路啊！他想到了海权叔。

海权也姓殷，50岁，是市人大代表，县工商联副主席。

在伊当湾村，殷是大姓，问十个人，就有三个姓殷。建锋家里跟海权沾着亲，论辈分，他管海权该叫叔。

海权这些年办合作社、注册农业公司，干得风生水起，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大能人。

对于能人，庄稼人一般都是很尊重的。

不过，建锋找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东坑的胡萝卜名声在外，而海权又是萝卜种植户中的佼佼者，听说村上最早出口的那批萝卜就是他种的。

海权见识高，也乐于帮村里人。不像原来一些老农民老思想，打农药时生怕旁人看见用的什么牌子，便在晚上偷偷打药，更有甚者，连瓶子上的字都会刮掉。

正因此，村里的年轻人总喜欢找海权拉话。

村里人人都知道海权能：“别人走路他骑车，等别人骑上车，他又开上了摩托车，别人还是两轮，他早换上了四轮……不管干甚，总能快人一步。”

鲜少有人清楚，为了这“一步”，海权每年都要“交学费”。

▲装车分销前的蔬菜必须经过清洗、分拣、包装等工序

2012年，海权的兴农合作社种了500亩胡萝卜。他外出考察学习，发现萝卜要冷库储存，回来立刻投钱修冷库。

冷库建起来，客商找来了，可品质不过关——100根萝卜中选不出10根。

咋办？换种子！

“我自己掏钱引进‘红金川’萝卜良种，事先跟农民讲好，若是种不成功，种子算合作社白送的。最后30万元种子钱全部收了回来。第二年又涨到60万元，然后100万元……现在每年光卖种子的钱就有1000万元。”他还联系外地客商和社员们签订了保护价收购协议。

“下种之前就签了协议，由我们提供种子、技术，同时签订保护价。当市场价格高于保护价时，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反之则按照保护价执行。”海权说，就他所知，这样的模式在村上很多，“要不然，像今年这样的情况，即使你愿意出高价，也很难带走一根萝卜，因为绝大多数农户都是有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的。”

接着，海权马不停蹄，改良种植技术。

胡萝卜娇气，不喜多水，也不能太干。过去的大田漫灌无法实现土壤水分调控。他垫资为社员的萝卜地里铺设滴灌设施，教会社员们在滴灌条件下的水肥一体化种植方式。

这样一来，土壤的养分和微量元素适合胡萝卜生长，亩产达到1万斤以上，商品率是过去的2倍。

建锋上门时，正是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推广的第二年。叔侄两个拉了两句闲话，建锋便单刀直入，说明来意。

“叔，我也想种萝卜，你看能行不？”

“你娃打小就爱动脑子，能行！”

“听起来不像体力活，倒像是脑力劳动哩。”

“谁说不是啊！像你爷你爸那种只出蛮力、不讲科学可行不通。庄稼和人一个样，也会感冒、生病，打个比方，种萝卜就像养娃娃，你要会看老天的眼色，栽种时盯准天气预报，避开暴雨期；还得琢磨萝卜的脾气，长着长着叶子发黄了，为甚，该补锌了，不光补锌，钙、铁都得补。地力、种子、水也都要讲究。”

拉得火热，建锋家里40亩地，当年便种上12亩胡萝卜，卖了10余万元。

建锋心气正旺，2016年，一鼓作气包了156亩地，不料赔得一塌糊涂。海权建议他出去看看。

海权每年都会外出，去全国各地看庄稼——没错，一不去景区，二不逛城市，就只下地。

一次，海权上北京参加一个种子会，想着带婆姨陈红美逛一回首都。结果，他不是待在种子公司，就是下到田间地头，全程把陈红美晾到了一边。

学完一圈，海权总结下来，山东、福建的农业技术特别先进，日本的食品安全搞得好，“我们给日本出口，光手续就有234道”。

建锋听从海权建议，选择去气候条件差不多的宁夏固原学习。一下子找到症结，“人家都是‘单垄双行’，我们种了四行，太密，导致土壤板结。”

学习回来，接着上网恶补田间管理技术知识。

“每个品种的种植密度、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个子矮的要控水，你几天不浇水，土壤深处湿气大，它就会自己往下钻，长个子；个子高的正好相反，要多浇水，让它长胖一些。”

建锋发现，市面上3到6两一个的胡萝卜最好卖，但他种出来的萝卜大的大、小的小，卖不上价。于是，把“二红”换成了颜色、亮度、品相更好的“大红”。

“做生意嘛，一定要先看市场。”建锋说，东坑胡萝卜走俏市场有一个重要原因，每年7月中下旬萝卜集中上市时，正是全国萝卜上市的“空档期”，而到8月中旬内蒙古等地的萝卜上市，陕西的萝卜就开始掉价，这中间有20天左右的黄金销售期。

“菜价一天一个样，七月贵八月贱，越早上市越挣钱，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想占有更大的市场，萝卜必须比往年提前20天上市。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战胜当地的气候条件，营造出一个能够使作物顺利生长的“小环境”。

▲（图片来源于网络）

建锋又从河北带回无纺布覆膜技术。

“无纺布对覆盖的地表温度控制精确，可以长期保持在5摄氏度左右，不会像塑料薄膜，容易产生温度积聚过高的状况。在遭遇大风天气时，因为透气性好，不像传统的塑料膜，极易被风吹倒、吹破。”

建锋不光站在收益的角度，他还考虑到了环保——以不可降解的塑料农膜为主的农资残留，是目前农业污染的一大源头。

尽管使用无纺布每亩地种植成本要高出140元至150元，但更好降解。“现在农资无纺布的生产技术已经成熟，厂家可以通过采用不同配方，按照客户的需求生产出不同降解周期的无纺布。”

海权的一个感觉，年轻人也许不如父辈能吃苦，但他们更善于学习新东西，接受新事物。

“比如说，县上或镇上有人参加外地的展销会或是经验交流，带回一些关于新品种、新技术的信息。之前的做法是由政府出面引进，然后进行试种、推广。而现在，今天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一些大的合作社或是种植户，不出三天，他们绝对就会自己跑去看、跑去学。”

而且，学回来就用，早上学的技术下午就用上了。

镇上做过一个统计，近10来年，种植技术已经经历了4次大的革新，而各类蔬菜品种更不知已经换过了多少茬。

就拿建锋来说，什么手指萝卜、五彩萝卜，他全种过。而且年年扩大萝卜种植规模，从下种、间苗、拔草，到收萝卜，都是雇人。

今年建锋在本村包了260亩地，“收编”邻近的陆家山村、海子滩村310亩，种了398亩胡萝卜和洋葱，剩下的都倒茬种玉米，算下来收入近百万元。

“手里捏着泥土，计算着一年的收获，踏实！”相比城市，乡村生活让建锋觉得更温暖自在。

喜林与雄伟

只靠两只手在地里刨挖的农民，这两年才尝到了当“甩手掌柜”的甜头：买种子化肥，三农公司送上门；整地插秧，雄伟农机合作社代种，农机下田，啥都不耽误。

三农公司董事长叫张喜林，1983年生人，原先在上海、西安搞过装修。“能挣下钱，可一年回不了两趟家：走的时候树上没叶叶——没发芽，回来树上也没叶叶——掉光了。”

喜林另一个头衔是万亩园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按他的想法，成立了合作社，引入好的种植理念和产品，大家统一生产、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这样，村里的菜，就不止比其他地方多卖一两毛钱，还能挣更多。

因此，除了给社员打包搭配供应肥料、种子、农药、农膜、种苗等产品，合作社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引进良种、农业生产技术和相关培训，帮助农民改善种植结构。

喜林最近受邀参加了“2020中国微生物肥料大会”，回来后第一句话，问的就是公司与北京农科院的合作项目——“土壤菌群检测、产品靶向配菌”。

“这是一个集科研、生产、推广、应用为一体的开创性合作模式，将土壤致病菌检测、治理与测土配方施肥相结合，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土样采集、检测、分析、归纳、整理，构建起胡萝卜、洋芋种植土壤大数据平台，为土壤改良、健康发展提供新的依据和发展思路。”做推广时，喜林讲得神采飞扬。

农民听得云里雾里。

他只好又转换成“土言土语”：“就是给地做个‘体检’，看我们这里的土壤缺甚营养，就补甚，不缺的就不白补了。”

这么一“翻译”，菜农们都听懂了，又问起最关心的价格：“菌肥贵不贵？”

“比正常施肥代价要低。”喜林给出了一个让他们满意的答案。

“现在农民的用药意识也在逐渐转变，能不使用农药的，尽量不用。”喜林说，如今农民使用的都是无公害的生物杀虫剂和有机肥，“要不然，菜怎么能销到国外呢。”

他判断，得益于政府的扶持鼓励与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赋能，农业产业升级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拐点，农业将是下一个产业发展的风口。

▲喷灌马铃薯（刘潇 摄）

这个观点，跟罗雄伟不谋而合。

“一亩地播种100元、犁地50元，‘一条龙’350元，只要规模上去了，种地就能挣大钱。”34岁的雄伟彻底颠覆了我对种地的认知，“过去一个后生累死累活最多种十亩地，现在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汉，轻轻松松包种几百亩。”

今年，雄伟种了2800亩洋芋——全部交由他的雄伟农机合作社代种。不像以前，一到洋芋收获的季节，人就跟那洋芋蛋一样，在地里吭哧吭哧、滚来滚去。

合作社有5台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打药机、收割机等加起来40多台，连房一共占了3亩地。“一开始小打小闹，还是贷了一部分款，才凑够30万元买了台拖拉机，后来挣了钱，慢慢配齐了从种到收的一整套机子。”

规模大，开支自然也不小。“如今机器更新换代快，不等机子老了、坏了就得淘汰，这块每年至少要投10来万元。”

雇的2个人，每人一年5万元工资。其中一个是门上人肖阳阳，1998年的后生，从18岁上跟着雄伟断断续续干了3年，现在也买了拖拉机“自立门户”。

在伊当湾村，每到种菜、收菜的季节，菜农们就得雇人，有从云南、河南、四川等地来打工的，也有周边几个省份的农民，加起来有千余人次。

与此同时，村里也有人出去打工。只不过，有的是对方高薪聘请的技术员，有的则把地种到了外省。

这不，刚忙完秋收，雄伟又跑到了内蒙古，四处打问哪里有地承包。“好地不多，不提前下手，就都被别人抢了。”雄伟指的“好地”，首先要集中连片成规模，农机能派得上用场；其次，水电路齐全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沙地，种出来的洋芋品质高。当然，不能不考虑倒茬，“去年种了洋芋的地，今年就倒茬种玉米，增加土壤有机质。”

刘芸与海权

每年八九月，是伊当湾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穿村而过的青银高速，直达靖边县城的产业路，还有一条条通乡、通村柏油路上，上百辆满载胡萝卜、芹菜、辣椒、洋芋等蔬菜的红色半挂车铺开阵势。一看挂着甘、鄂、湘、晋、冀、闽等字打头的牌照，便知来了不少远路客商。

今年菜价不赖，菜农们个个红光满面——眼看就要数钱了，大半年的辛苦，就在这一下。

▲收装胡萝卜

早上5点起，刘芸的电话就没断过。他按着来电顺序，在本子上记下菜农名字，出多少菜，安排上哪个车。然后一车车盯货、装车、出单子，一直到夜里十一二点，他的手、眼、心思都在卖菜上。

刘芸和他爸刘海浪、他哥刘伟都是代办。每年这段日子，代办是村里最红火的人。

代办，也就是农产品经纪人。菜农将自家种植的蔬菜集中到刘芸这里，再由他统一发给外埠客商，他自己从客商处赚点中介服务费。

一般情况下，年轻人干代办的不多，代办多是伺候庄稼地的老手，而且社会交往面广，手里有客商资源。

伊当湾村属于“二般情况”，负责收购蔬菜的24家代办点，有一半是“80后”“90后”办的。

刘芸就是一个典型的“90后”，跟整天在地里操磨的父辈不同，他偏偏是个爱折腾的主，心眼活泛，做庄稼和搞买卖都是一把好手。

一般情况下，陕北婆姨们说起家里那位，总是略带羞涩地称一声“掌柜的”。

当然也有例外，在刘芸家里，他婆姨刘春玲才是名副其实的“掌柜”。刘春玲跟刘芸是中学同学，后来刘春玲上了大学，刘芸外出打工。等刘春玲大学一毕业，俩人就结了婚，双双回乡。

起初做代办，刘芸是“拦羊打酸枣——捎带”。

2014年，朋友给刘芸介绍了河南客商刘长浩，对方张口就要200万斤芹菜，显然比较着急。可刘芸自己只种了14亩，差着一大截。他当即上地头打问，按市价5毛一斤，自掏腰包收购齐了200万斤。

就这样，他交下刘长浩这个朋友，有了第一条长期稳定的客商渠道资源，索性专业干起代办。

第二年不等芹菜上市，刘芸就接到了刘长浩的订单。“10吨、17吨的车换着来，每天一车，发到榆林、山西、武汉、北京，总共发了110车。一吨菜40元代办费，三个半月挣了4万多元。”刘芸自己也吓了一跳，抵得上他原先在内蒙那边安装门窗一年的收入。

几年下来，刘芸手机里存了上百个客商电话，微信里的蔬菜信息联络、交易群也多了十几个。

▲陕西榆林农忙丰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现在每天发20多车，200多吨，代办费就是8000多元。”刘芸说，这样的收菜高峰期每年三个月左右。

5月中旬，大棚芹菜、辣椒、大白菜、甘蓝上市；6月中旬，大田蔬菜也陆续熟了，大白菜、甘蓝、芹菜、胡萝卜、洋芋，一直能卖到9月中旬；然后，接着卖第二茬大棚菜；到了冬天，刘芸也不闲着，他从外地买回来西红柿、黄瓜等时鲜蔬菜，拉到镇上、靖边去卖。

一年下来，不算种地的收入，能挣上百万元。

当然也不能光算账，客商付代办费，刘芸得负责把好关。

“出一次问题，客商就不跟你打交道了。换位思考一下，我自己的菜不好，都不敢卖给人家。真要收下烂菜，你叫他卖给谁？可不敢弄虚作假糊弄人！”

可是，农村毕竟是熟人社会，本乡本土，人都爱扯个关系。“真像城里头那样把合同搬出来说话，基本上农民就只回你一句，这不是见外了么？”

刘芸去找海权叔倒苦衷——海权是最早干代办的那一拨人，若论起当年的风光，谁也比不过他。

干代办之前，海权跑了12年客运卧铺车，后来榆林、靖边都通了高速路、有了火车，生意越来越难做。2007年，趁着还没开始赔钱，海权把手里的3条客运线转手，卖了240万元。

怀揣着这笔钱，海权回村——他看准了村里正在冒头的蔬菜产业，准备依靠常年在外跑车积攒的人脉，搞代办。

当年，代办还是个稀罕事。农村人嘴杂，看笑话者有之，不相信者居多，有敲怪话的，也有撇凉腔的：

“二杆子”“想上天摘星星哩”“骆驼钻针眼——异想天开”……

海权也不多言传，早噌噌干上了。

他和哥哥殷海彦合办的东坑镇兴农农民洋芋合作社，前身是镇农业协会，2007年，当合作社法一颁布，兴农合作社就诞生了。

靖边属黄土高原向鄂尔多斯台地过渡地带，光热充裕，昼夜温差大，气候爽燥，降雨适中，是洋芋优生区。伊当湾村接近毛乌素沙漠，属于北面的风沙滩水区，土壤疏松、沙化，灌溉又好，种出的洋芋形状好、个头大、芽眼浅。

在秋天，洋芋最后收获。先是水萝卜、芹菜，其次是胡萝卜、玉米，然后才是洋芋。这时，洋芋地里是一个个山包一样的洋芋堆，收过的田野如土浪翻滚，砍断的茎和根像游丝漂浮在黄土表面。

▲陕西榆林土豆丰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天气不等人，地头的洋芋最怕冻，一上冻就有可能进水，见水而化，就卖不成了。

海权印上一摞名片，背着合作社的洋芋到全国各地串菜市场。也不白串，雪片似的撒名片，联系下天南海北的客商。当时的信息不畅通，只能这么干。

去武汉卖洋芋那年，高速还没通，海权带了4个车，路上颠簸了三四天，翻了好几座山头，一路吐得天昏地暗。

外乡的人来收洋芋，海权对他们好茶好饭，还免费提供住宿。

就这么一步步打拼下全国市场，别人卖不出去的他能卖出去。到后来，东坑镇各村的洋芋会自动运到兴农合作社，堆积如山，坐地可以拉走几百车皮。当然，也有别的菜。

当初撇凉腔的人，羡慕地咂巴嘴。

“当时还不会用银行卡，没有POS机，也不懂转账，就找两双婆姨穿的长筒袜，把钱缠到腰上，到咸阳市场卖完辣椒回来‘腰缠万元’。”海权讲起当初卖菜的“糗事”，惹得几个年轻人一阵笑。

“不像现在，客商直接跟代办合作。有些合作时间长了，人都不用来，直接支付宝、微信把钱一转，你只管订车、送货。”

刘芸如今的烦恼，海权也经历过。

他给刘芸的建议是：“必须硬气点，不然砸你自己的招牌事小，客商跑了，也是毁菜农的路。”

原先收菜，都是农民自己装好袋扛来，不可避免地，便有人好坏掺着卖。收菜时海权当场摊开来让大家看，众目睽睽，好坏一目了然。“这也是见人品的时候，一旦偷奸耍滑被发现，只会臊了自己在村里的脸面，没人愿意再收你的菜。”

“有那捣鬼的功夫，不如下点势把庄稼务好。”海权总结，“产业如同娃娃，需要仔细呵护、慢慢培养，需要外界对它的认可。这是一个务实的过程，急不得、躁不得。”

不过，海权发现，近些年农民的观念在逐渐转变。

“以前有些农民卖农产品时总会以次充好，感觉只要卖了就占了大便宜，现在农民都抢装最好的产品，很自觉地把残次品去掉，生怕商家价格给不上去，而次品送到蔬菜脱水厂一样卖个好价钱。”

“其实只要诚信体系建立起来，自然有人撵着投资、银行撵着贷款。”说这话的时候，海权刚接了一个投资电话，是赵长岐打来的，他退休前是县农业局局长，有一名商人听说海权想建一个蔬菜烘干厂，托赵长岐转达投资意向。

海权还说到农民对市场的认识。他认为，以前农民种地总喜欢跟风。但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历练后，怎么种、种什么、卖什么，农民心里有谱。

“人们已经认识到蔬菜价格出现起伏，是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正常现象，也能够坦然面对这种局面，不为其所左右。”海权觉得，这是现代农业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

“代办这行的规矩：不欺商，不坑农。欺客就是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欺农就更不会了，我也是菜农，知道种菜受下的苦，能眼睁睁看着菜农吃亏？信任都是相互的，农民也不憨，真要在你这吃了亏，以后谁还敢把菜往你这拉。”

海权这番话，让我想起了费孝通的一个理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陕西榆林乡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志玲与小飞

国庆节前，村委会搬了新家，新大楼就建在老村部旁边，跟原来那几间旧房子一对比，更加显得面貌一新、气象炯然。

如今实行村干部坐班制，群众要想开个证明、盖个章子啥的，只要是上班时间，村委会一准有人。

果然，刚一进门就碰上了方志玲。志玲是村妇联主席，分管着民政、计生、妇联好几摊摊事，还负责所有跟文字、报表相关的工作——这是原来的大学生村官考走后，她接的“班”。

志玲是打县城边上嫁过来的，娘家在镇靖乡枣刺梁村，离伊当湾村20里路。她扎一把马尾辫，说话柔声细语，之前是采气厂的仓库管理员。

婚后第二年，志玲辞职回家带娃，跟着婆婆马志娥务菜。如今，志玲两口子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前年花11万元买了小轿车，为娃将来上学打算，明年还准备在县城买套房。

不过，一开始种地，志玲还真不习惯。虽说她也是农村娃，但娘家地少，上面又有哥哥，前20年手没沾过地皮。

好在志玲这女子不娇气，勤学勤问，手脚也麻利，很快成了庄稼地里一把好手。只是天天侍弄土地，手也长茧了，脸也晒黑了，再也不是原先那个白嫩嫩的俊女子。

丈夫徐小飞心疼自家婆姨，铲车也不开了，回家帮忙务菜。2014年，志玲种了20亩芹菜和辣椒，8亩莲花菜，总共卖了26万元。

收益说话，小飞这次彻底辞了工，也当起菜农。

“芹菜行情好时，一亩地能收入上万元，但务得也精细，要勤灌水、追肥。”刚开始是手动放水，两三天放一次，志玲力气小，水口都挡不住，浇一垄地要忙活大半天。

“那些年种地就是下苦！不管天晴下雨，成天都要泡在地里。现在一对比真是享福了：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开关一打开，掐着点去关掉就行。”

原来一天的活，现在一个小时搞定。

腾出来的时间干甚？

志玲上网学习种植技术，边学边实践。一有机会，也到外地学。

2018年，贺支书带着全村60多个婆女子，到山东寿光学习先进经验，都是从15个村民小组选出来的“歪婆姨”，志玲就在其中。

陕北人说“歪”，就是能行的意思，说明在家能主事。

这次寿光之行，让志玲眼界大开：“看人家农民种地简直是一种享受，他们把庄稼当成自己的娃娃一样精心管理，通过掌握浇水、松土、施肥的时间和频率就能控制红萝卜长多长、多粗、怎样的形状。”

回来后，志玲也鼓动小飞开始“玩棚”。他们今年种了4棚芹菜、3棚辣椒、2棚胡萝卜，芹菜6月卖了一茬，8月再卖一茬。“菜价好，农民就硬气！这在以往，芹菜要一根根割下来，自己称斤捆好，今年直接论棚卖，坐在家里甚都不管，菜卖完了。”

等菜都卖完，田里扫尾的活计也差不多干完，伊当湾的土地便进入了冬眠。

这时，河床宽了，群山瘦了，大雪不期而至。大路小路不见了，整个村庄一改往日的黝黑，显得又白又胖。当大都市的雾霾接二连三爆出黄色预警时，村庄却蓝天高远，白云悠悠，空气异常清新。

农民院子里整整齐齐垒着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玉米，满目金黄，十分耀眼；屋子角落，堆着南瓜，黄的、绿的，一切都是满满当当的；准备过年的钱、或存银行的钱，整整齐齐点好，哪怕一元两角都一清二楚；主人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细细地盘算着今年的来项与明年的计划。

每当这个时候，就该闹秧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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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土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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