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100年的顶级家族

2021-01-14 13:3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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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岁的梁启超第一次遇见33岁的康有为,梁启超感觉,自己犹如被当头棒喝。
这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那时,年纪轻轻,还是个少年的梁启超早已是举人身份,而康有为却还仅仅只是一位秀才,双方第一次会面,从早上8点一直聊到晚上7点,人到中年的康有为直接呵斥少年梁启超说,国家危亡,你故往的学识,不过是“数百年无用旧学”,当晚,梁启超只觉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致“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一大早,这位虚岁17岁就高中广东乡试第八名举人的大才子,早早又前往拜见康有为,从此成为康有为门下弟子,日后,这对师徒的恩怨情仇,即将见证一段中国最为惊心动魄的风云史。
在康有为门下的广州万木草堂求学三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结伴进京参加会试,此前的1893年,康有为在连考七次后,终于高中举人,师徒二人结伴进京,不曾想此时正值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刚刚代表清廷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有为、梁启超共同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邀请了聚集北京的1000多名举人联合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此后,梁启超又在《万国公报》和《时务报》中担任主笔,阐述维新变法的迫切与必要性,很快就名满全国。
作为洋务派的中流砥柱,两广总督张之洞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文章,1897年,61岁的张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亲自接见了这位年仅25岁的小举人。
两人会面的这一天,张之洞非常兴奋,破例下令打开武昌城的中门迎接,并且问下属能不能按照迎接钦差大臣的规格鸣炮接风,只是当下属强调梁启超只是个举人、于礼不符之后,张之洞才悻悻作罢。
但已入暮年的张之洞,显然知道这位少年英雄的意义所在,于是力邀梁启超担任自己的幕僚兼两湖书院院长,月薪“千二百金”。
张之洞是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跟随他的意义不同凡响,因为要知道,当初李鸿章就是从曾国藩的幕僚做起的。
但梁启超拒绝了,这位搏击在时代浪尖的青年,有自己的远大理想,尽管此后 ,他将被清廷追杀、流亡多年。▲青年梁启超(1873-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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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后影响中国百年的梁氏家族先祖,梁启超与张之洞会面的1897年,同时也是中国多个家族的兴衰转折点:此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成为替罪羊,正处于生命的倒计时阶段;而从美国归来的传教士宋查理,则正追随孙中山,聚集在兴中会的旗号下酝酿革命。
出身广东新会,家族背景平凡,祖父、父亲都只是一个普通秀才的梁启超,即将迎来命运的逆转。1898年7月,光绪帝接见了作为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但比起光绪帝与康有为长达几个小时的初次会谈,一口广东普通话、此时国语奇烂的梁启超却让光绪帝听得云里雾里,但这并不影响光绪帝对于维新变法的强烈支持。
随着戊戌变法的展开,感觉到强烈冲击的慈禧开始展开反击,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随后,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斩杀于北京菜市口,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梁启超则与康有为一起逃亡日本,对此,当时担任日本首相、发起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指示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
“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从此,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在日本一流亡就是14年,此后,他先后创办《清议报》、
《新民丛报》,并作为改良派代表,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保皇改良还是革命推翻清廷展开辩论,尽管革命党人最终占据上风,但在晚清民初的风云史中,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他的文字和思想洗礼,诗人黄遵宪就评价说:
“(梁启超)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后来毛泽东则回忆说:“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同样作为时代青年的郭沫若后来也评价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中年梁启超,傲骨依然。
清末的改良与革命之争,最终以辛亥革命的爆发、1912年清廷的覆灭告终,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梁启超最终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返回国内,1913年,梁启超接受袁世凯的邀请,担任民国司法总长。
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渐暴露,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1915年,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准备公开反对,袁世凯听闻后,让人带了一张20万元的银票前去游说不要发表,没想到梁启超却当面退回:
“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随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公开决裂,袁世凯在1915年12月公开称帝后,梁启超拥护蔡锷组织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并多次起草布告、电文讨伐袁世凯,袁世凯因尿毒症在1916年去世后,1917年,张勋又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对于这次复辟,康有为也在此中上蹿下跳,对此,梁启超又不惜与昔日恩师决裂以拥护共和,当有人对此表示质疑时,梁启超说:
“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早在18岁时,梁启超就在康有为的启发下,开始从一个传统的守旧派知识分子,转向支持维新变法;人到中年时,梁启超又从拥护君主立宪,改而支持共和、反对复辟;离开政坛投身学术后,他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政治的幻灭后,又重新转向东方文明寻求“拯救世界”之道。
对于梁启超人生中的这种多变、善变,很多人因此怀疑他的人品,却不知正是这种激流勇变,使得梁启超得以始终屹立在时代潮头,而不是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因循守旧,最终被时代抛弃、滑出历史的主流。
张勋复辟失败后,支持共和的梁启超又在北洋段祺瑞的政府短暂担任财务总长,此后,他转而投身学术研究,对于众人的质疑,梁启超在剖析心路历程时说:
“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对于自己的多变、善变,梁启超的自我总结是:
“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梁启超与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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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晚清民国风云激荡的历史中,很多时代的伟人例如孙中山、毛泽东都曾经有过心路历程的巨变,因为世界格局在变、国家形势在变,如果因循守旧,则势必将为时代的洪流所淹没,而梁启超的“多变、善变”,其本质仍然是一个孜孜以求强国之道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沧海横流面前,所不断作出的调整和适应性改变,其主旨仍然是梁启超所自述的“爱国与救国”。
但与政治选择上的“多变善变”相比,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却相当传统。
梁启超一生共有两位夫人,梁启超在17岁那年高中举人后,被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主考官李端棻一眼相中,李端棻转而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介绍给了梁启超为妻,李蕙仙共为梁启超生育了梁思顺(女)、梁思成(男)、梁思庄(女)共两女一男;另外,梁启超又将跟随李蕙仙到梁家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小妾,王桂荃则为梁启超先后生下了梁思永(男)、梁思忠(男)、梁思达(男)、梁思礼(男)、梁思懿(女)、梁思宁(女)共四男二女。
加起来,李蕙仙、王桂荃共为梁启超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个孩子,日后,在梁启超和两位夫人的教导下,这九个孩子个个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更是成为院士,梁启超门下也因此被赞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九个孩子中,其中 长女梁思顺(1893——1966)是诗词研究专家;
长子梁思成(1901——1972)是著名建筑学家、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哈佛大学硕士,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则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参加淞沪抗战,因病逝世;
次女梁思庄(1908——1986)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同时也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
四子梁思达(1912—— 2001),是著名经济学家,曾参与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
三女梁思懿(1914——1988)在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成为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
四女梁思宁(1916——2006 )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后来在抗战中投笔从戎,加入新四军,历经生死考验;
五子梁思礼(1924—— 2016)则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梁启超子女相片。
梁氏家族的辉煌,在中国200年近现代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但很多人只看到台前,却没有看到梁家幕后的家教,梁启超出生的广东新会,离南宋灭亡之战的崖山古战场不远,早在孩提时,作为当地秀才和知识分子的祖父梁镜泉、父亲梁莲涧就经常向梁启超讲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而“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更是在幼小懵懂的梁启超心中,播下了爱国的种子,后来,梁启超经常对子女说:
“我们梁家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了自己家门本色!”
考诸历史,伟大人物在自身成功的同时,在琐事缠身之中,仍然不断拨冗倾注在子女的教育之上,如此方能成就一个不断继往开来的家族。
梁启超经常对孩子们说:“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梁氏家族寒苦出身,一定要勤俭、朴素、务实、好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外流亡14年,虽然经济窘迫、生活困难,但却始终笔耕不缀、不减志气,在“身教”这一点上,梁启超首先是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子女。
在日本流亡时,梁启超亲自教长女梁思顺读书写字,还教她写诗作词,后来梁思顺成为著名的诗词专家,写出《艺蘅馆词钞》,也得益于梁启超对她幼年即开始的手把手教育。
为使女儿文理全才、均衡发展,梁启超还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学习“数理化”,并且在家中自己建了一座实验室,教育理念在晚清的社会中,可谓超前又全面。
在打好子女的知识积累时,梁启超又非常重视子女的“德育”工作,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中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因此他非常重视孩子们在童年时期的教育,他常常对孩子们说:要忠厚为本、不可损伤人格,“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
尽管脱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但梁启超在生活态度上,却主张“趣味主义”、拒绝“哭丧着脸”,他教育孩子们说:“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在他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子女们大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学有成才而不枯燥,做严肃君子又不失风趣为人。
等到孩子们开始长大成人,四处求学、任职后,梁启超经常也奔波在外,但仍然坚持给孩子们写信谈人生、谈理想、做朋友,梁启超一生共留下2000多封信,其中300多封是写给子女们的,这些家书前后持续15年,少则寥寥十几字、多达几千,或谈家事、或谈学业、或谈心聊天、或纵论时事,这种持续数十年的言传身教,即使是今天交通、通讯发达,也是极少家长所能做到的。
对于自己的长女梁思顺,即使她已是几个孩子的妈,梁启超也经常给她写信,并在信中亲切地称之为“我的大宝贝”、“乖乖”,对于自己的小儿子梁思礼,他则称呼为“老白鼻”(老baby)。
尽管亲爱,但梁启超却非常懂得让孩子们磨练品格,1923年,长子梁思成被汽车撞折腿骨住院,以致落下终身残疾,还延误了一年到美国留学,梁启超虽然心痛,却不急不躁对梁思成说:“你一直以来处境都太顺利,这种小挫折正是磨练德性的好机会,切不可心焦萎畏。”
梁思成赴美国留学后,梁启超特地给他寄去了全套的宋代建筑丛书《营造法式》,并嘱咐儿子一定要学习中国古典建筑,以求学贯中西,梁启超甚至给梁思成规划游学路线,要他去欧洲具体那些国家、如何观摩古典建筑,这也为梁思成日后成为中国的建筑大家,打下了深厚基础。
梁思成1928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同时接到了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的执教邀请,对此梁启超要求儿子不要去生活舒适的清华,而是要到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去任教,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工作要从艰辛起步,切不可贪图安乐。
梁启超的二儿子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梁启超为这位学习考古的儿子,亲自联系当时的考古学家李济,甚至自掏腰包,要求儿子梁思永前往参加实地考古工作,而震惊中外的殷墟考古,便是得益于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发掘,最终,梁思永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
但这位梁氏家族的缔造者,最终未能战胜时间,1926年,梁启超因为尿毒症到北京协和医院手术,没想到医生却误将梁启超建康的右肾割掉,而留下了病变的左肾。这起重大的医疗事故之后,梁启超的建康持续恶化,考虑到西医初入中国,如果公开抨击协和医院,更将加剧国人对西医的质疑,因此梁启超选择将此事遮掩下来,对此,他的想法是:“愿为众生病。”
到了1928年10月12日,梁启超拖着病体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于是摘录下了这篇文章中的四句: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之后,梁启超再次病发被送往医院抢救,这四句话也成为了他最后的留笔。
救治一直持续到1929年1月19日,最终,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并安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
梁启超去世后,学习建筑的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共同为他设计了墓碑,墓碑除了纹饰,没有任何文字,此前,梁启超曾经说: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而友人沈商耆则为他送上挽联,作为对梁启超一生的评价: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晚年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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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去世,梁家的第二代也隆重登场。
梁启超病逝前一年,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共同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梁思成前往东北大学任教,并亲手创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建筑专业人才。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风雨,梁启超显然有着超前的认识,在叮嘱在海外留学的孩子们时,梁启超说:
“你们回国后职业问题大不容易解决,现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学校教授也非易,全国学校除北京,几乎都关门了……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过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不能?”
在艰难困苦之中,梁思成顶住了风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梁思成改而南下北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梁思成与林徽因率领着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队,走遍了国内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00多处中国古建筑。
这是中国建筑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主持建议下,始建于北宋时期的杭州六和塔最终被重修一新,而梁、林夫妻俩人更是四进五台山,最终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发现了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佛光寺大殿,从而打破了日本人断言中国根本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的结论。
对于这持续多年的古建筑考察保护之旅,林徽因曾经在1936年一封信中,谈到她和梁思成在前往山东青州路上的经历:
“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尽管出身名门,但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样并不以为然,她甚至在生完孩子后不久就跟着梁思成一起长途颠簸、上房攀瓦,到处测量考察,以求记录保护民国时期年久失修的海量古建筑。▲林徽因与梁思成。
在时代的巨变中,这个家族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行,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当时,梁启超的三子梁思忠已经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此时刚好担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忠随即带领战士投身淞沪抗战,在战斗期间,由于误喝了战地上有毒的脏水,梁思忠最终染病去世,年仅25岁。
与兄弟们的奋斗拼搏相似,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也不甘人后,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毕业后,随即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当中,并在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的炮火中坚持科学考古,并为殷墟的系统发掘奠定了功勋,由于长期坚持野外考古,到了1932年,梁思永得了烈性肋膜炎,医生从他胸部中整整抽出了四瓶水,但稍有康复后,他立即重返了殷墟考古现场。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又跟随着抗战军民一路辗转迁到西南的昆明和李庄,由于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加上工资低微长期饮食不良,梁思永最终发展成了肺炎,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永为了重返考古现场,当听说通过切除肋骨可以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时,这位硬汉竟然找到了当时重庆的高唐奎医院,切除了自己的七根肋骨!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重返他心爱的田野考古现场。
由于病体影响,梁思永此后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休息,站立时必须拄着拐杖,1948年,梁思永和哥哥梁思成一起被评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位科学硬汉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这位硬汉最终因为心脏病去世,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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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一个月,1937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前后历经四进四出,终于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曾经在敦煌壁画中见过的佛光寺大殿,并在大殿内找到了铭文,确认其是国内幸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但喜悦并没持续多久,随着全民抗战的烽烟燃起,梁思成和林徽因毅然决定跟随抗战军民撤退后方,他们一路辗转经郑州、长沙、湘西、贵州迁到昆明,由于物价飙涨工资低微,林徽因不得不每天来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赚钱补贴家用。
为了维持生活,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也和西南联合大学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路边摆摊变卖衣物,来维持生计。
由于日军频繁轰炸昆明,1940年,梁思永任职的史语所和梁思成任职的中国营造学社,被迫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由于四川气候夏天闷热、冬季湿冷,结果林徽因很快病倒,当时,林徽因的老毛病肺结核发作得厉害,她经常连续几周高烧不退,夜间则盗汗不止,后来林徽因的女儿梁思冰回忆母亲说:
“李庄没有医院,她瘦得简直可以说不大像个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头棒棒了。”
林徽因重病在床,但梁思成却由于中国营造学社经费困难,不得不去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乞求支援,以维持中国营造学社的生存,梁思冰回忆说:“(父亲梁思成)他说他当时就是个叫花子,经常要去化缘。”
在战乱的动荡和疾病摧残、经济窘迫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却仍然坚持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以求将多年来的古建筑调查成果整理成书,为了节约经费,梁、林二人对于设计图纸和建筑施工一直亲自亲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欠下了不少债务。
万般无奈之下,林徽因只得写信向美国友人费慰梅求助,希望友人能资助一笔钱,协助梁家渡过难关,费慰梅很快就寄来了100美元和一封信,并邀请梁、林夫妇前往美国讲学,以求摆脱经济困境和治好林徽因的病。
没想到林徽因却回信拒绝了,林徽因的回答是:
“我应该留在祖国,共赴国难!”
就在四川期间,当时仅有几岁的小儿子梁从诫曾经问林徽因说,“妈妈,如果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没想到林徽因却坚定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长江)吗?”
林徽因的意思是,如果抗战失败,那么全家人唯一的路,就是将以身殉国。▲抗战期间的林徽因和孩子们。
梁家,幸运地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开始扩张城建,并计划听从苏联专家建议,拆除北京古城,听到这个消息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寝食难安,他们和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授陈占祥一起,力主应该保留北京的古城墙和众多牌坊等古建筑,为了争取保留古城,梁思成甚至在会议上与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坚决不同意保留北京古城,梁思成为此在现场失声痛哭,他说:
“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性格向来刚烈的林徽因更是不饶人,她直接指着吴晗说:
“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但北京古城终究没保住。
林徽因则等不到那一天,1955年,长期拖着病体的林徽因最终病逝,年仅51岁。
此前,这位曾经让徐志摩为她魂牵梦萦的著名女诗人,曾经在诗歌《深夜里听到乐声》这样写道: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美丽的想象。”
这何尝不是后人,对林徽因美丽一生的幻象与终结,人们似乎更热衷于她年轻时候与徐志摩曾经传出的绯闻,以及她写出的那些美丽诗句,却很少关注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了古建筑的测量保护,以及抗战事业所作出的坚持和牺牲。
她是一位弱女子,但她同时也是一位至刚至强的知识分子。
林徽因去世后,一生都爱恋她的哲学家金岳霖教授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那位诗意与美的化身的女子,再也回不来了。
而梁思成则在林徽因去世后,一直坚持到了1972年,最终于文革期间去世。▲消失的北京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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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家的故事,不止于梁思成和林徽因。
1949年,就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毕业的梁启超的第五子梁思礼,也毅然放弃了留在美国的优渥前景,选择了回国建设新中国。
此后,梁思礼在艰难困苦之中,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对地导弹、带自控系统的带原子弹弹头导弹等重大工程,1993年,梁思礼最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而梁启超的四女梁思宁,则在抗战中投笔从戎,毅然投奔新四军,后来在1950年代,陈毅元帅有一次还曾经跟梁思成当面说:
“当时在我的部队里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就是你妹妹(梁思宁);另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梁思宁历经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生死考验,此后一直到2006年,以91岁高龄去世,生前她对身边的人说:“我要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
而梁家的第三代也一直奋斗不息:作为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则在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几年,此后,他又回到北京从事世界史研究,文革期间,梁从诫因为有一个曾经做过“保皇派”的爷爷梁启超,被牵连下放到江西改造劳动,改革开放后,梁从诫最终离开体制,到了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教授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工作。
但到了晚年,这位倔强的老人最终转向,开始了自己的关注环保事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的环保问题也日益突出,于是,1993年,梁从诫选择了创立中国民间第一家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对于在急速发展中的中国,这位始终秉持着祖先家国情怀的老人,始终觉得自己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自己的国家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作为国内环保事业的先驱,“自然之友”曾经在北京的公园里,劝说过遛鸟的大爷保护鸟类、释放笼里的鸟儿,结果大爷们直接反怼说:“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把鸡蛋黄给鸟吃了,还想怎么对它好?”
还有一次,梁从诫到某县考察环保,当地县长拿出好酒招待,没想到性格耿直的梁从诫直接怒怼:“你们河里的水都像酱油汤了,怎么还好意思喝酒呢?”
到了1995年,云南德钦县计划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梁从诫听说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森林保护,而且德钦县的这片原始森林,也是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为了拯救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梁从诫四处向媒体求援,并且利用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直接向领导建言,最终保护住了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的保护战,也是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后,全国各地反映环保问题的信件雪片般寄到“自然之友”的办公室,这使得梁从诫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但他仍然继续坚持,为了保护藏羚羊,1999年,已经67岁的他甚至和“自然之友”的会员们一起,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对收缴来的近400张藏羚羊皮付之一炬,以此宣示保护藏羚羊的决心。
但2006年,74岁的梁从诫在骑自行车时,突然遭遇车祸,被送医后他又被查出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此后,梁从诫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记忆力迅速减退,尽管如此,他却对所有来看望他的朋友们,统一称呼为“自然之友会员”,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忘记了很多事,却唯独没有忘记,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环保事业。
由于梁从诫对环保事业的贡献,国家林业局特别向他颁发了“大熊猫奖”。2010年,这位79岁的老人,最终在北京去世。▲梁从诫常年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对此,就在车祸前,梁从诫曾经对媒体说,如果说梁家三代人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沉重的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而对于爷爷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事业,和父亲梁思成壮志难酬的古建筑保护事业,以及自己任重道远的环保事业,梁从诫不无自嘲地说:
“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可是屡战屡败,仍然屡败屡战。”
尽管梁家祖孙三代从政治到财富,都呈现不断“退化”的趋势,但这个家族投身家国的雄心壮志,以及为祖国、民族和人民奋斗终身的知识、教养、胸怀和贡献,却足以让他们虽然失败,可仍然足以傲然立身中国一百年来最卓越的顶级家族之列,这无关乎权力和名利、地位,而关乎情怀和家国、奉献。
致敬,一个屡败屡战的中国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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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失败100年的中国顶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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