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马瑞翎访谈——民族地域儿童文学的新原生态写作

受访者

马瑞翎，回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及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已出版小说集《最后的乐园》，学术散文集《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长篇小说《怒江往事》《石月亮集市》《独龙江上的小学》。作品曾获云南文艺基金奖、云南《百家》文学奖。先后三次获中国作协重点扶持。

访问者

李秀儿，女，满族，1978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现为上海师大人文传播学院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曾多年担任电视新闻主播。在《中国作家》《散文》《少年文艺》《文艺报》《文学自由谈》《文学报》《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滇池》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获奖，小说《晚秋》获2017年度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已出版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花山村的红五星》等8部作品。

“改道”或缘起

李秀儿（以下简称李）：马老师你好。曾经读到过你的《怒江往事》，知道你以前是一位成人文学作家。当我读到你的《独龙江上的小学》，我知道，在云南，一个善于把握和开掘民族题材而且游刃有余的儿童文学作家诞生了。请谈谈你“改道”写作儿童文学的缘起好吗？

马瑞翎（以下简称马）：喜欢这样的直接。如果我说“缘起”于冉隆中老师（请你转告）当年的几句评语，不知道冉老师相信否。差不多十年前吧——2011年4月，我的短篇小说《树妖》获云南省《百家》文学奖。在颁奖礼上，冉老师宣读授奖词，评述我小说的语言“天真、纯粹”，并说我的获奖“与文学之外的因素无关”。那个阶段我的确够天真纯粹的。游离于文坛之外，思想独立，心灵自由。写出来的东西有那么一股子灵动劲儿。后来我调入文联，此后又调到昆明一家省属国企。“文坛”和“国企体制”这两个东西既庇佑和提携我，也无时不在捆绑我。等到了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的作品、精神和体力很不对劲的时候——大约是2018年前后吧，就日益怀念起从前的“天真、纯粹”来，妄图摒弃“文学之外的因素”。于是我像一个走夜路的人那样，靠着那两句遥远的评语的照明，摸索着，企图走进儿童文学的世界里去，找回那份天真与纯粹。

“新原生态”？

李：接着来谈你的《独龙江上的小学》，那本书当中，很多人说你在书中写了民族地区孩子有关苦难、艰难、温暖、成长、希望等纠结再一起的原生态状况。我觉得，如果要用这个词来概括，恐怕前面也要加一个词缀：新原生态。还是先请谈谈你的理解和表达吧。

马：我不完全赞成这个归纳。我觉得，对于笔下的那些孩子来说，所谓的“苦难”与“艰难”，恐怕只是局外人的想法。现实中的当事人并不认为自己在承受苦难与艰难。我甚至觉得大山上的孩子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富有感，因为他们拥有整个大自然，不会被逼着去学自己不想学的东西。即便物质匮乏、地理环境封闭，他们也会长大，而且是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长大。目睹一个孩子自由、愉快地玩耍、劳动和长大，是世界上最有期待和悬念感的希望。至于“温暖”，我觉得物质方面比较清贫的人身上更容易散发温度。深山幽谷里的土著，他们心中的世界是一种质朴简单的样子，那么他们身边的世界就真的会是那个样子。在土著所处的那个奇妙的人文场景中，就连开荒烧地，也要“恭恭敬敬地在大石头上供奉两个荞面饼子”，先行祈祷，求得大山的同意，请小虫虫们避开才敢动手。在生态恶化、疫情频发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向深山峡谷里的土著学习一点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那些太复杂、太精明、太善于算计的人，我常常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但人终归要说话的，以免憋得慌。于是我借作品中的人物来说我想说的话。你看《独龙江上的小学》中，阿鼎父子去集市出售山货，买主趁大人不在场，使了个坏心眼，宣称与孩子达成了协议。爸爸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宁可在金钱上吃亏，也不肯让孩子在诚信上受损。我借这位父亲的口说出：“集市上有很多名堂。这里边有很多学问，够人学一辈子的！不过我懒得学这些。”这位父亲“懒得学”的东西，也正是我不想学的。他不肯去城里，他说他在城里会“找不着太阳睡觉的地方”。而事实上，这位父亲在黑森林里都不会迷路，又怎么可能在城里找不着方向？他害怕的东西，同《海上钢琴师》中那位不肯下船的音乐天才一样。

经典或热闹

李：你的《独龙江上的小学》，貌似还是主旋律范畴。就像我前面说你书写的是新原生态一样，你的主旋律似乎融入了新解。请谈谈你对儿童文学主旋律和多样性的个人的体会。

马：主旋律作品总是容易落入“主题先行”的圈套。主旋律儿童文学作品尤其容易隐现一副说教的脸嘴。我总认为一部成功的“正能量”作品，应该是通篇没有一句“高大上”的赞美，但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生活、对人性、对大自然的赞颂却无处不在。其所具有的特别阳光、积极向上的格调，读之应能够作用于人的心灵、唤起人的情感，并使读者对自身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思考，反躬自问，从而获得前行的力量。

“儿童文学的多样性”这个词儿使我想起生物多样性。儿童文学的多样性虽不像生物多样性那样复杂，但也足够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了。单从类别上来说，文学体裁中的所有样式——儿童诗、儿童散文、儿童小说、儿童戏剧——儿童文学都有。这四大类样式，每个都像俄罗斯套娃，大的下边还有小的和更小的。这四大类之外，还有一个报告文学。前些年曾有出版社编辑建议我写一部儿童长篇报告文学，据说当年从事这个的还几乎没有。现在应该是已经有了。我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拥有独特的基因。我想可能每位儿童文学作家都抱有以下梦想吧：要么让作品在社会环境中，能够像生物及其环境那样，形成一个完美的生态复合体，为世界留下经典；要么写出那种热闹的、虽浅薄却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的作品。

李：如果要区分和选项，那么，你主观上希望自己接近哪个梦想？

马：其实两者都是山峰。这两座巅峰矗立在天边，有少部分巨人可以脚踏两座山。我本人不喜欢热闹，而且觉得追求经典遭到失败，比追求浅薄遭到失败要有面子一些，所以，如果一定要我选项，我会选择——追求经典吧。

异域性的共性

李：以你目前的写作，似乎指涉少数民族的儿童文学或云南生态儿童文学两个场域，你对此有何评价或看法？

马：我是刚到的新手，怀揣着从前的积累而来，还没来得及系统了解你所说的“涉及少数民族的儿童文学作品或云南生态儿童文学”。 我个人认为，从事少数民族题材写作，首先得根除那种“代言者”所惯见的局蹐，决绝抛弃那种风俗猎奇式的心态和手法。其次得尽力使作品实现“具有异域性的共性”，努力使作品“好看”、让各种类型的读者都能够在作品中找到关注点，让读者在付出时间以后能够得到报偿。文字背后应该有厚重的民族文化的底子。这些也是我为之奋斗的方向。贴上某个民族的标签、但文字中却找不出什么民族的东西来——这样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品。

借此机会延伸一下，希望能对那些“跨族群”写作的作家们产生一点参考意义：我本人是回族，于2004年越过界限，从自己的精神空间和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转移到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的地盘上去。在此后的长达13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待在我的“写作对象”之中。我的位置很奇怪——既是他们中的一员、又永远成不了他们。当地一些民族元老很乐意教我傈僳语和怒族语，但我坚决不学。因为我想做一个局外人。我非常害怕陷入那种地域性写作的困境。一个作家与他自身的知识、生活储备的关系，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当他打开仓库，感到自己与仓储的关系，不是一种相互捆绑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切自然的重逢。

李：从事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创作，需要特别区分吗？作为双栖作者，请谈谈你的体会？

马：我觉得不需要刻意区分。感觉使用哪种载体更适合承载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就采用哪种载体。

李：目前你已经写作过的儿童文学、正在写作的、储备将要写作的有哪些？

马：在《独龙江上的小学》之前，我还出版过一部傈僳族儿童文学题材小说《石月亮集市》。《石月亮集市》是我尝试转型的成果，当时尚未摆脱宏大叙事的惯性，虽极力刹车，但还是出格不少。不过在民族性上还是很有体现的。我在未来几年计划完成一个边境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书系，含六部小说。目前正在努力完成其中的一部佤族题材作品。

李：从你的阅读范围内，分享一下你欣赏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包括世界的、中国的、云南的（大致名单）？

马：我是个新来的，目前我也在问别的儿童文学作家相同的问题，就像吃货打听别人验证过的美食那样。我的书单一旦制定，我将坚决买买买。在打入儿童文学内部之前的那些岁月，我喜欢看安徒生作品（叶君健先生译本），认为他的作品充满生命之美。奥特玛托夫《白轮船》，他处理结构的能力真是登峰造极。此外觉得周晓枫的儿童文学作品很是与众不同。

烧地种庄稼

李：对你所处的云南，就文学环境和儿童文学环境而言，你有什么看法？

马：个人觉得，在云南，作家自身的文学观念、文学行为，各级作协为将文学发扬光大而付出的种种努力，乃至制定的种种扶持奖励政策，以及出版环境，看起来都在往更好的方向行进。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破坏生态的情况吧。作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最终总会往好的那个方向去的，过程要么捷达、要么碰碰磕磕。

云南作家脚踏的这个本土世界，民族色彩绚丽斑斓。作家于云南，仿佛土著站在山坡，身边草木（素材）无比繁盛。正像《独龙江上的小学》中烧地种庄稼那一幕。作家最后的收获，取决于自己割草、烧地、制造草木灰作为肥料，继而播种、守护，在这整个过程所付出的心血与劳动。

原标题：《群山丨马瑞翎访谈——民族地域儿童文学的新原生态写作》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