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故事】五代法制的“滥”与“治”

来源：法治日报 作者：殷啸虎（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

版权说明：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如转载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或者您也可以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zslhqrmfy@126.com。

本公众号周六转载分享【法史故事】，与您共品法史文化魅力。

说起五代时期的法制，几乎所有的法制史论著的评价都是“酷”与“滥”；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南宋的洪迈。他在《容斋随笔》中，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其实，洪迈写此条的真实用意，是想说明后唐明宗李嗣源“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平反冤案，但“滥刑”却从此成为了五代法制的一个标签。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说“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并罗列了一些案例，称“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洪迈和赵翼说的都是事实，所举案例也都是“正史”中的记载，但把五代法制完全说成是“本无刑章”，一无是处，则有失偏颇了。其实，刑罚酷滥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五代时期只不过是将这种现象放大了而已。五代时期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也把法制作为建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是“滥”中有“治”，治滥并存；五代时期的政权也同样重视法律的作用，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在法律制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而且这些成就大都被后来的宋朝所继承，对宋朝的法制尤其是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代时期法制的“治”，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五代除了后汉立国时间短暂，没有进行系统的立法活动外，后梁、后唐、后晋和后周都进行过法典编纂活动。后梁建立后，为了使政权合法化，仿前朝先例，于开平三年（909年）下诏删定律令格式，于次年完成，共有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总计一百三卷。从内容来看，基本上就是根据原唐代的令、格、式删辑而成，并沿袭了《唐律》及“疏议”。为了同旧政权切割，在新法颁布后，将唐朝的律令格式等全部焚毁。后唐在立法时就曾指责后梁的立法“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并且“下诸道追取本朝（指唐朝）法书焚毁”。也正因为如此，后梁灭亡后，这些法律也被后唐全盘否定了。

后唐以唐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在立法上也力图恢复唐朝中期以来的法律制度。由于唐朝的法律文本焚毁佚失，最终在定州衙门找到了比较完整的唐朝法律文本，抄录了唐律令格式二百八十六卷奏上，在此基础上删定为十三卷，于同光二年（924年）颁布，是为《同光刑律统类》，它实际上就是唐《大中刑律统类》的翻版。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又以唐朝律令格式为基础，对通行的法律进行了修订，并“详订”《大中刑律统类》。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规范繁多且前后不一的情形，对适用的标准进行了清理。如当时对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开元格》和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开成格》一同适用，但两者相隔了七位君主，近百年时间，既有“重叠舛误”的问题，也因为“年代既深，法制多异，且有重轻”，如果并行适用，“实难检举”。因此确定了统一的适用标准，沿用时间上相距较近的《开成格》。

后唐另一方面重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对君主的“敕令”进行汇编，称为“编敕”。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有《天成杂敕》三卷，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二年（935年）又将可以永久适用的三百九十四道编为《清泰编敕》三十卷。这种立法形式也被后晋所沿袭。后晋基本上是沿用了后唐的立法，尤其是详定后的《大中刑律统类》。从《五代会要》等史籍的记载来看，有不少适用《刑法统类》定罪量刑的事例，由此也可见后唐详定的《大中刑律统类》是后晋时期所适用的一部主要法典。而后晋最主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在后唐的《清泰编敕》的基础上，对旧敕重新进行详定，编纂《天福编敕》三十一卷。

后周延续了“编敕”的立法形式，将后晋、后汉及后周初年发布的有关刑法的敕条26件分为二卷，附于法书之后，称为《大周续编敕》。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加之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的现状，以前朝律令及《刑法统类》和《编敕》为基础，编纂新的法典，于显德五年（958年）完成，共二十一卷，名为《大周刑统》（又称《显德刑统》）。

从五代时期的立法看，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刑法统类》（简称《刑统》）这一法典编纂形式。这一法典编纂形式源于唐宣宗李忱大中七年（853年）制定的《大中刑律统类》，与《唐律》相比，《大中刑律统类》在体例及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唐律》的基础上，分类为门，并附以唐高宗以后各朝颁布的敕令格式之可用者汇编而成。从史籍的有关记载看，《大中刑律统类》在律文之后并没有附“律疏”（即《唐律疏议》），律疏三十卷是单独被适用的。

由于《刑统》这一形式具有注重实用，便于随时增补、灵活援用的特点，因而也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律形式。尤其是后周的《显德刑统》在《大中刑律统类》的基础上，参以律疏及五代时期的敕条，重加详定，“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谐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轻重未当，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违，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无或牵拘”。在体例及内容方面作了较大修改：“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硃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

后周《显德刑统》与唐《大中刑律统类》相比，在内容上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除了律文及令格式敕条外，还补入了《唐律疏议》的内容，并根据各条的具体情况，或全录、或节录。二是增加了五代时期颁布的一些敕条，“刑名之要，尽统于兹”。从现本《宋刑统》所收录的五代时期颁布的敕条看，尚有后唐13条，后晋2条，后周38条。

正由于“刑统”这种形式在体例及内容上在继承、发展前朝律典的同时，注重了法律的实用性，不仅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典编纂形式，而且对后来北宋的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北宋主要法典的《宋刑统》就是直接以《显德刑统》为蓝本的。

原标题：《【法史故事】五代法制的“滥”与“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