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润、金钱更深刻的问题

原创 傅国涌 读库

按：近日，“大商人”系列作者傅国涌老师在多座城市主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追溯从张謇到卢作孚的事业家精神。

他们对品牌、责任、技术、管理、团队、文化、公益的探索和实践，会让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工商业曾发展到如此进步的程度，出现过如此科学和民族的管理方式。

他们的实践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一种充满启发性的思路——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著地改变社会。

▼

不是胡雪岩们

上世纪80年代末，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曾在一本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将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

经过四十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蓦然发现，一个曾经消失的阶层不仅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几乎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中心。

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历史的链条曾经中断，一切归零。脱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成长于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在21世纪全面崛起的这个新阶层几乎从零开始，在新一轮允许追求财富的大潮中重新生长出来的。

伴随着这个阶层的日益壮大，是发财术、掘金术的泛滥，充斥书店的是大量满足人们发财欲望、教人一夜暴富的书籍，报纸版面上到处弥漫着金钱的气息，刊物封面是娱乐明星和财富明星二分天下，电视屏幕上到处演绎着红顶商人、大宅门、白银谷这类老财富神话，或未经沉淀的当代新财富神话，压抑了四十年的发财梦一夜之间被释放出来，如同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

曾几何时，连高居学府讲坛之上无比显赫的经济学逐渐丧失学术的尊严，或明或暗地成为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贫富两极分化的鸿沟仿佛将这个泱泱大国撕开了，仇富的心理和追逐财富的愿望一样遍地生长，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缺乏自己精神背景的新阶层，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都是浮浅的，面容苍白的，没有底气的，很难继续往前走，以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起历史的未来。

前些年，当我们听到个别企业家呼唤工商文明的声音时，可以说，这个新阶层当中至少有人开始在思考比利润、金钱更深刻的问题了。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人们常常把眼睛投向异域，西方那些第一流企业家的作为和表现成了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讨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背景和企业家意识时，我们的参照系常常来自横向的外部世界。

这个时候，纵向地追寻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家传统，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我们在讨论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时常常会想到“路径依赖”这个说法，那些在工商业领域积极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新兴企业家追根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晋商的身上，追到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里，这些题材已产生了大量的虚构文学、电视剧，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经营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和官场打交道的能力，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本。

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山西太谷、祁县的那些百年老宅，几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这个根实在是追错了地方。尽管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其中蕴涵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因素，比如诚信为本的理念等等，但他们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产生于一个封闭社会当中，经商只是他们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经商不能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内在追求。

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全力经营事业的自觉，不可能发自内心地把经商作为终极的追求目标，只不过是仕途无望不得已的选择，商人们最终向往、膜拜、在意的还是那个红顶，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碍。

只有到了晚清，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纷纷生长起来，洋货占领市场，刺激国人自办企业，以寻求救国之路时。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变局，皇权衰微，甚至连朝廷都公开奖励投资工商业，不惜以子爵、男爵来奖励投资者，并且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此时才有可能出现新型的近代工商业以及新型的企业家阶层。

我们知道，创立湘军，帮助清廷削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号称“中兴名臣”，功高震主，显赫一时，也不过得了个侯爵，长盛不衰的李鸿章只是个伯爵。而到了晚清，一个人凭投资办企业就可以得子爵、男爵，光宗耀祖，对于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这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同时，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由此产生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几乎与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同步，这两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同命运、共呼吸的，在晚清民国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同时崛起，并发挥极为重要的影响，参与创造历史。

他们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如果说知识分子建立了近代的报业、出版业和新式教育（从大学、中小学到职业教育），那么，企业家手创工厂、现代商业和银行，他们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相当的共识，许多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北大校长胡适还担任过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挂名董事长，原因就是他和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之间的交情。

上世纪50年代，从批陶行知、批胡适、批胡风到反右运动，和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整个企业家阶层集体消失差不多同时，意味着近代新兴的两大阶层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建立的并不久远的传统戛然中断，但是中断并不是消亡，他们的努力已悄然融入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一旦去挖掘，那些传统还会带着泥土的气息重新浮现出来。

此刻，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将目光落在中国本土企业家曾经的传统上，看看前人曾经达到的高度，寻找一个新起点的时刻。此刻，我们回过头来寻找中国本土企业家曾经的传统，看看前人曾经达到的高度，站在前人的起点上，比完全从零开始要好得多。历史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

因此，找回那个中断的传统，不只是为了回望过去，而是更好地往前走。一旦找到了真实的根，明白自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面生长起来的，这个新兴的阶层就将拥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背景，不再是依附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也不至于只能到域外去寻求自己的精神资源。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大约2005年夏天，我逐渐意识到，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一直坚持走自己独立道路的那些人书写的。拉开历史的距离，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看，后者往往更具有建设性，留下的遗产也更为实在，更为具体。

一部近代以来中国的企业史，关于近代企业家的活的历史，还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下。要想复活一个已中断的历史传统，固然需要具备一系列制度性的历史条件，但是，将这个被沉埋的传统重新呈现出来，至少今天就有这个可能。

读史的过程是漫长而寂寞的，到2006年底，我深感仅仅停留在纸上的寻找是远远不够的，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初，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到过无锡、南通、上海、南京、天津，到过武汉、重庆、宜昌、乐山五通桥……

在晚清以来几代企业家们留下遗迹的城市、乡镇，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昔日的追求，昔日的创造，昔日的梦想，昔日的辉煌，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失望和无奈。经过多少风雨沧桑，风云变幻，他们的企业几乎都已湮灭，有的只留下一个厂名，昔日的传统也都已无处寻觅。

但是，站在物是人非的旧厂房，乃至荡然无存的遗址上，我仍然有过一次次的感动，有过一次次的欣喜或哀伤，一次次的振奋和失落。我深切地体会到，当我站立在他们曾经努力过的土地上时，我离他们仍然是如此的近，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没有随时间而成为齑粉，因为有历史在。历史是如此的奇妙，抵达历史现场，我们可以穿透时间的隧道，在相同的空间想象当初的场景，想象当初的心灵脉动，想象当初建设者的智慧、劳苦和执着，这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在掌握可靠史料的基础上打通时间的界限。

回到历史现场，因此而变得十分重要，在那里，往往会有读书所没有的收获，获得对历史新的感悟和理解。随着时光的消逝，那些早已离世的企业家形象渐渐在我的心中复活，他们办企业，办教育，投身公益，致力于推动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健全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塑造的过程。

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所能凭借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背景。

我第一次到南通，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走马观花，一天之内看了张謇在南通留下的主要遗迹，在他离世八十多年后，经过无数的变迁，南通处处都还有他的影子。毫不无夸张地说，张謇仍是今日南通的灵魂。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造福一个地方。我到了他创办第一家大生纱厂的唐闸镇，在运河边上看着夕阳西下，码头依旧，钟楼依旧，只是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这是张謇建设南通的起点。

20世纪初的南通市景

南通唐闸工业区

我将自己此行的行程和感受写成了《南通访张謇遗迹》一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面，被张謇先生的嫡孙张绪武先生看到了，他邀请我再次去南通。这一次住了七天，把张謇在南通、启东、海门一带留下的遗迹到处看了一遍，除重访唐闸镇，把这个昔日进入世界地图的工业小镇细致看过一遍，我还到了大生二厂、三厂所在地，通海垦牧公司所在的海复镇，以及残留的一段海堤——“挡浪墙”，狼山脚下为那位殉职的荷兰工程师建的墓址……在那个动荡不定的时代里，实业救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拱卒。

无锡荣家兄弟号称“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的第一家面粉厂旧址，昔日荣家事业的发祥地，如今成了“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在荣巷中心小学，我们还能找到荣氏兄弟创办的第一家公益小学的遗迹。梅园的梅花开得正闹，郁达夫在《感伤的行旅》中感叹荣氏将私家的梅园免费向社会开放。

在上海江西路上，荣家鼎盛时期建立的三新大厦，如今看来已算不得气派。沿着苏州河、黄浦江星罗棋布的荣家企业已全部无处寻觅，荣氏后人新建的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公司，与过去的申新公司并无传承关系。上海滩上，只有荣家两兄弟往日的别墅仍在，一在繁华的路口，一在僻静的弄堂，如同兄弟俩不同的性格。

我到西南寻找卢作孚的遗迹，从他的故乡合川到他建设的北碚，从万县到宜昌，民生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处是个庙宇，摇摇欲坠，里面还住着人，进门有狗吠，花开，只有断壁残垣见证着民生初创时的艰辛，从一条小船起家，民生的船队进行了整个长江，通向了世界。

我在宜昌长江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感受那场中国实业史上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刻大撤退”，那些紧张有序、激情满怀的日日夜夜。正是卢作孚指挥民生的船队，精密计算，分段航行，不畏艰险，日夜不停，调动所有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公司的运输能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大概是一个民营企业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抗战期间的宜昌大撤退

到天津寻找历史时，我念叨着一句顺口溜：“天津三件宝，永利、南开、大公报。”《大公报》旧址如今是一家眼镜店，在张伯苓创立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校园内，还能找到旧时的建筑，可以缅怀那些逝去的时光。

在塘沽永利碱厂内，已找不到范旭东他们创业时的老厂房了，只有大门口爬满了青藤的“科学厅”据说是老屋，厂门外不远的黄海社旧址现在做了厂史陈列室。天津市区内久大公司办事处的欧式大楼，一家婚纱影楼在租用。遗憾的是范旭东种过菜的那个小院怎么找也没找到，李烛尘住过的老屋倒是有好几处。他们把一个荒冷的小渔村建成了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自己住的却都是租用的房子。

20世纪30年代的永利碱厂

在长江北岸的卸甲甸，今天的南京大厂区，当年“亚洲第一大厂”的雄风已了无痕迹，永利錏厂完成了范旭东从盐到碱再到酸的梦想，如今范旭东广场上范氏的铜像仍在孤独地看着车流往来、长江东去。

在乐山五通桥，当我和开车送我前往的王建军大爷，在当地政协一位干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永利的老厂，看到范旭东手书那块“新塘沽”的石头，那些石头建造、标明建造年份、至今仍在使用的坚固厂房时，内心曾无比激动。从天津塘沽沦陷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永久黄”团体西迁入川，在这里重建中国化学工业的基地，毫不气馁，毫不退缩，岷江水见证了那一代企业家的精、气、神，他们源源不绝的创业冲动，他们不断与外部环境抗衡的内心力量。

不做大炮，做微生物

一幅近代企业家的群像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他们各具个性特色的努力所构成的本土企业传统也渐渐在我眼前浮动。这个独特传统的内核就是实业救国，我的“大商人”系列选择了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他们都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

实业救国，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不是个别人的选择。所以，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著名的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二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范例。刘鸿生晚年回顾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

卢作孚对于轮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资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只有把办企业本身看作是终极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门砖，把办企业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自身即拥有最高价值，才有可能产生永不枯竭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卢作孚创立的民生公司朝会

制度建设，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真正发扬光大是从张元济进入开始的，他的抱负是扶助教育，同时他又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他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亲手为商务制定了大量的制度，从企业运作、财务管理、人事进退、奖惩到职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难职工子弟的教育补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定。

比起这些有形规定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体力行提供的示范，比如他请客公私从来分开，比如他主张高层管理者子弟不准进公司，他儿子张树年留美归来想进商务，就被他拒绝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曾造访商务，印象颇深。191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前来取经，索要商务印书馆的有关章程，当时南洋公司刚把总厂迁到上海，准备进行一系列的改组，希望参考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和人事等制度。

1921年进入商务的王云五，从主持编译所到主持整个商务，他引入了科学管理法，对于1932年商务遭遇浩劫之后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手里，商务不仅继续保持出版业的领军地位，而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他之前，穆藕初创办的德大纱厂最先引入过科学管理法，卢作孚在民生公司也强调科学管理，而且落实到每个细节上面。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之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大生最后的失败固然有种种原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保持独立性，这是近代企业家阶层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商会在晚清的孕育，到民国的勃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对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多数时候商会都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凭的是实力和资望，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

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的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把实业作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办师范、办普通中小学、办幼稚园甚至办大学，然后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以企业办社会。

南通成为张謇建设“新新世界”的试验田，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张南通”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以他创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张謇在南通设立的师范学校

荣家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于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看。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训练人，一方面办工厂、开矿，然后办学校、办图书馆、办电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重庆北碚公园里的清凉亭

在寻访近代企业家遗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干脆连地名都叫“三厂”。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渔村变成了繁华的华北工业重镇。永利南京錏厂所在的大厂区以前就叫大厂镇，退休的老职工今天仍以“亚洲第一大厂”自豪。

这些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活着的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也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依靠一个企业家、一家民营企业完成的，我们感叹的又岂止是工业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在这些因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追问、去寻思、去研究。

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张謇以三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

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

本文作者：傅国涌

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

原标题：《比利润、金钱更深刻的问题》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