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亚洲五国减贫案例分享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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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报告

2020

博鳌亚洲论坛日前发布了《亚洲减贫报告2020》专题研究报告。报告以“全球化变动与公共危机影响下的亚洲贫困”为主题，梳理亚洲减贫的最新进展和面临的挑战，总结亚洲减贫的成就和经验。

本文分享的是报告的第四章节选——五个亚洲国家减贫的具体案例及其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分析。报告全文及注释请点击“阅读全文”。

中国减贫经验案例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大规模农村扶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也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除贫困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系统和具体。具体表现在：

第一，1978年以来中国保持了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农业增长、其后以乡镇企业驱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国家整体的工业化及迅速的城市化构成了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基本动力，开创了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的基本机制。

第二，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即便是益贫性经济增长模式也无法避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的减贫效益递减的问题，因此从1986年开始启动了国家有计划、有目标的农村扶贫工作。

2011年，国务院印发新千年第二个扶贫开发纲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为了完成《纲要》提出的到 2020 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2012年中国政府启动了精准脱贫攻坚战。

一方面继续通过开发式扶贫带动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脱贫，缩小与富裕人口、发达地区的差异；一方面通过福利性转移支付措施对失能和弱势贫困群体进行兜底保障。

到2019年末，按照中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低到0.6%，农村贫困人口为551万，到2020年底完成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已无太大悬念。

而精准扶贫策略的实施则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扶贫制度创新：

一是实行“第一书记挂帅”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将扶贫工作悬置于各级政府工作之顶；

二是直接瞄准贫困群体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识别机制，确保了真正穷人的覆盖度；

三是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之上对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进行了分类并做出了“五个一批”的具体部署，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还有就业扶贫、健康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方式对贫困户进行分类施策；

四是创新扶贫模式，如扶贫车间、土地流转、电商扶贫等实践模式；

五是为系统和严谨的第三方独立考核评估确保脱贫攻坚质量。

越南经济增长与减贫

目前发展背景。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仍然非常大，但正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研发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为其他亚洲国家创造了机会。2007-2017年，中国制造业占 GDP的比重略有增加，从30%增至34%。与此同时，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制造业开始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越南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6%增加至2017年的22%。此外，2019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更多制造商加速考虑生产基地多元化布局。

基于这些变化，2014-2017年间，中国占新兴经济体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从55%下降至52%。同期，越南的份额增加了2.2个百分点，随着中国逐步摆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越南正成为主要受益者。

电子产品是亚洲投资规模最大、贸易量最大的产业之一。越南的电子产品出口正在迅速增长，2008-2018年间增长了18倍。根据越南电子产品行业协会的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电子产品企业在越南共投资超过150 亿美元，建设生产设施，并与本地零部件制造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越南电子产品行业发展的一个特定因素是与韩国的活跃合作，韩国占越南电脑与电子产品国外直 接投资流入的79%，帮助越南成为电子产品制造中心。

越南的供应链已经比十年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寻求东盟或其他市场进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美贸易战，供应链正在向越南转移。

越南发展的成功故事。始于1986年的宏观结构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业的改革，解散了农业集体组织，把土地按20年的合同期分配给小农户，这使当时70%都从事农业的越南人受益。贸易体制也进行了相应改革，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到1990年代末期，商业、贸易与农业改革的成功已经很明显，产生了3万家私有企业，年均经济增长率在7%以上。自1990年代初期到2005年，贫困发生率从50%左右降低到29%, 这些成就的取得，同样依赖越南国家对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和包容性的 经济增长。然而，越南要在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需要在公共部门进行大量 投资，这也是越南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挑战。

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后，这种挑战更加严峻，因为越南的减贫工作主要靠工资性工作的强劲增长所驱动（2016-2018年期间增加了280万非农就业，包括180万工资性工作就业，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加工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的转移），许多家庭依赖工资性收入。

而在疫情危机期间，加工业、旅馆业与餐饮业以及零售业因为供应链的中断临时关闭，减少或暂停了用工需求，可能会在2020年上半年临时性增加贫困，从而阻碍减贫。

新冠疫情已使许多人，尤其是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人们因失业、就业不足和收 入损失而陷入贫困。到2020年6月，越南估计有3080万人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而53.7％的工人收入减少了。例如，从事服装业成员的家庭的贫困率可能从14％翻倍至28％。此外，对于从事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生产的家庭来说，收入损失50％可能会在六个月内使贫困发生率翻倍。

孟加拉经济增长与减贫

孟加拉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2018年7.9%的水平，达到了8.2%，创出2019年亚 洲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高水平。也正是这种高速增长，即使在今年新冠疫情发生的情况 下，亚洲开发银行仍预计孟加拉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5%。

在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支持下，孟加拉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每天1.90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该国的贫困率从1991年的44.2％降低到2016/17年度的14.8％。同时，预期寿命，识字率和人均粮食产量大大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增长为取得进展提供了支撑，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为年均6.5％。迅速的增长使孟加拉国在2015年达到了中下收入国家的地位。2018年，孟加拉国首次达到了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LDC）名单上的所有三个毕业标准，并有望在2024年实现毕业。

孟加拉的减贫进展也得益于其稳健的经济增长。然而，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效应已远不如以前。在2010-2016年期间，GDP快速增长达到年均6%，但减贫的步伐放缓。快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快速的减贫，部分原因是平均消费的增长滞后于GDP的增长。

2010-2016年住户调查结果显示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74%减少到2016年的69%，就最贫困的40%人群而言，他们的消费增长率从2005-2010年期间的1.8%下降到了2010- 2016年期间的1.2%。另外一个原因是城市贫困几乎没有减少，或者说城市化对减贫的效 果很有限。

孟加拉国的经济将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国内和全球对制成品的需求下降，尤其是制衣业，这有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和加剧贫困。城市贫困人口受影响最大，而农村 贫困人口会增加。国家采取的封闭措施将影响私人消费。尽管预计中期内经济将恢复增长，但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根据南亚经济模型网络（SANEM）估算，孟加拉国的贫困率可能比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翻倍，达到40.9％。穷人和弱势群体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因而可能会使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

柬埔寨经济增长与减贫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柬埔寨经历了重大的转型，到2015年达到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并希望到2030年达到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在服装出口和旅游业的推动下，柬埔寨的经济保持了8％的平均增长率。从1998年到2018年，它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略有缓和的同时，增长依然强劲，在2018年好于预期的7.5％的增长率之后，在2019年已达到7.1％。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冲击严重影响了2020年的柬埔寨经济，其中包括旅游业和建 筑业活动减弱。在基准情景下，预计到2020年增长将急剧放缓至2.5％。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全球经济活动的缓慢复苏，以及长期的金融市场动荡，对柬埔寨的增长前景构成了威胁。柬埔寨的贫困状况继续下降。根据官方估计，2007年的贫困率为47.8％，2014年已下降到13.5％，大约9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柬埔寨在2009年实现了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MDG）。

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经济问题严重打击柬埔寨，柬埔寨的贫困率预计将激增。与疫情相关的工厂关闭，许多小额信贷组织的客户的个人债务增加，失业率迅速上升，出口下降不仅是因为疫情，而且是最近对欧盟出口的优惠税收法规的终止，以及影响深远的旅行限制所导致的旅游业萎靡，对1650万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伤害。尽管柬埔寨过去二十年的良好经济发展使贫困率稳步下降，但这一进程目前正在发生逆转。预计新冠疫情危机可能会使130万柬埔寨人陷入贫困。

印度的经济增长与减贫

印度在过去20多年中贫困人口出现了大幅度减少主要得益于其经济增长。《2020年多维度贫困指数》报告指出，印度在2005/2006–2015/2016这十年中，多维度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减贫人数达到2.73亿人，是过去十年多维度贫困人口数量减少最多的国家。

就收入贫困而言，印度在2011-2015年有9000万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20年9月10日公布的《2020年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数据，印度在2004年贫困发生率（1.9美元标准）为38.2%，到2011年减少到21.2%。

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用了“进口替代”与发展服务业的模式，重点突出了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20年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数据显示，2000年，印度的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为23.6%、29.9%和46.8%；到2019 年，该比例演变为17.8%、27.5%与54.8%，农业占比下降了5.8%，工业占比下降了2.4%， 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了8%。

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印度在2014年到2017这4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7.4%、8.0%、8.3%与7.0%，均超过同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7.3%、6.9%、6.7%与6.8%），但自2018年开始，印度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基础，印度在减贫方面尽管取得了明显进展，一个重要驱动力是得益于印度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在新冠疫情发生的情况下，减贫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印度要在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

图片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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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报告|亚洲五国减贫案例分享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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