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拥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望城迁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

2021-01-27 13:5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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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湖南日报整版刊发望城区委书记刘拥兵党史研究文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望城迁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以下为报道原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望城迁移的
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
文/刘拥兵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毛泽东思想的最早发源地,也是人民军队最初的摇篮。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的创立、发展和不断壮大,在我党的历史中最为耀眼。作为革命老区的望城,在中共湘区委,中共湖南省委、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7-11月,省委机关迁至望城后,望城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全力保护省委机关及领导安全,积极协助省委在全省各地恢复党组织、支援根据地建设,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推动革命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秘密迁移望城是历史的选择省委机关转移至望城,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当时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望城本身具备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一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1930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民党新军阀为了消除异己,扩张势力和争夺地盘,内部各派矛盾不断加剧,以冯玉祥、阎锡山等为首反蒋各派实行空前联合,策动反蒋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混战持续了半年多时间,严重削弱了反革命力量,国内政治、军事重心迅速北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方兵力空虚,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同时,反蒋的张桂联军从两广北上湖南,进攻长沙,又加剧了南方时局的危机。国际上,因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大危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想通过武力扩张来转移经济危机。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觊觎中国的狼子野心日益明显,民族矛盾逐步加深。而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已逐步从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工农红军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创建了10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
然而,受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影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大好形势面前丧失了冷静,开始无视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现实,片面地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新的“左”倾冒险错误。时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的李立三,在1930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的思想主导下(通告内容为:党目前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或数省,特别是武汉及邻近的省区首先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湖南省委遵照中央指示,将全省分为5个暴动中心区域,即平江、浏阳为一区,安源、醴陵为一区,南华安为一区,大庸、桑植为一区,耒阳、水口山为一区,决定宁迪卿、刘革非、张子翼、石青、刘大荣等省委领导成员分赴各暴动中心区域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并派蒋长卿、易足三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湖南工作。湖南省委成员的这些频繁活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注意,敌人获悉省委领导机关在湘阴一带后,加紧了侦缉与搜捕。5月底,省委机关在湘阴遭到敌人破坏。6月初,湖南省委在益阳重建机关。宁迪卿为书记,王首道负责组织,蒋长卿负责宣传,张学琅担任秘书,郭立山负责青年团工作。随后立即着手恢复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7月下旬,获知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省委立即派张学琅、刁牧民星夜赶往长沙与红军取得联系,要求红三军团向益阳、常德方向进攻,与红二军团配合,夹击敌人。同时,省委立即将机关迁至长沙县杨桥照霞冲(今望城区桥驿镇群力村)省委财经委员周炳文家中,以便就近工作。
二是望城具有良好的党的组织基础。早在1923年,中共湘区委就派郭亮、刘汉之等在陶业工人集中的铜官组织了工人运动,创办了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铜官陶业工人支部,这是域内第一个工人党支部,在我党历史上,它与韶山党支部,同被誉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两个卫星支部。随着中共铜官支部不断扩大,1925年改为特别支部,1926年6月成立中共铜官地方执行委员会;1925年12月,域内又成立了当时河西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中共古塘湾支部,并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村革命斗争;从1926年至1927年“马日事变”前,域内6个镇乡,建立中共区委会达5个之多。到1927年春,望城河西地区已发展到20多个党支部,200多名党员。大革命时期党在望城的发展壮大,为省委迁移望城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和组织保障。
三是望城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省委机关驻地所在的铜官俗称“十里陶城”。旧社会,这里的窑工世世代代过着悲惨的生活。民谣“做坯犹如牛推磨,装窑犹如进瓮坛,烧窑犹如焙淡干(鱼)”是窑工们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窑工体力劳动繁重,但一天只能吃上两餐,称为“四日八餐”,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餐。世代的艰辛磨难,铸就了铜官陶业工人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他们深受压迫,向往革命。早在1922年,毛泽东与郭亮指导铜官陶业工人开展抗“窑门捐”和“窑货税”斗争,取得了反对苛捐杂税斗争的胜利。1923年3月3日在东山寺召开了铜官陶业工会成立大会,郭亮任铜官陶业工会名誉委员长。省委机关驻地所在的靖港、桥驿、茶亭同属农村。这里的农民深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当时长沙县农民协会印制的《农民的救星》这样描叙农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中国农民真正苦.四层压迫不离身;求神问卜靠不住,真命天子出不成;只有一法是革命,铲除祸根不留情;帝国主义要打倒,消灭军阀第二宗;贪官污吏请滚蛋,土豪劣绅要改行;再不革命只有死,农民协会是救星。”因此大革命时期,农民成为了革命的先锋,农民革命激情高涨,域内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波澜壮阔。1925年秋,铜官的郭屏藩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家乡,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农村会员1000多人;8月,建立了临湘镇区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组织开展经济斗争,减租减押;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余孽;进行乡村自治,镇压反动派,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1926年上半年,域内叶魁、易子义、易顺鼎等联合农民骨干400余人,秘密组织工农团,开展武装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河西地区农民协会负责人叶魁于1927年6月下旬,秘密召集农民纠察队主要成员30余人成立复仇大队,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10月,复仇大队改为“工农革命军长沙独立一团”。1928年,叶魁领导的这支武装已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域内一支重要的农民武装,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恐慌。
四是望城具有独特的地理条件。桥驿、茶亭、铜官、靖港四个乡镇都地处湘江岸边,依山傍水,水陆交通便利,北上走水路可抵达当时的党组织活动中心岳州、武汉、上海;向西可与益阳、常德等党组织联系;向南紧挨省会长沙,便于开展革命斗争,便于收集情报,便于省委机关及人员转移。这些都是省委开展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其中,省委机关迁驻的杨桥照霞冲是一个大村落,也是周氏族人的聚居地。村庄周围全部用麻石护坡,墙体用麻石垫基脚,青砖砌至腰墙,屋面盖的小烟瓦,当时的照霞冲有大小房间近百间。省委将机关从益阳迁至这里,就是基于“省委委员周炳文住在照霞,情况熟悉、这里群众基础较好,照霞冲人口众多,不容易引人注目、这里离长沙不远,容易获知省城情报、便于指导湘东、湘中、湘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保持同红三军团的密切联系。”等原因。
省委机关转移到杨桥照霞冲后,便迅速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由于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省委机关时遭敌人跟踪,险遭破坏。为躲避敌人的搜捕,省委机关先后在望城进行了4次转移:第一次是1930年中秋节过后,从长沙县杨桥照霞冲秘密转移至铜官马场坪郭家祠堂附近的郭仲甫家(位于今茶亭镇泉丰村王老屋组);第二次是11月,从郭仲甫家秘密转移至铜官正街,租住黄兰田的房子,并以开设米铺作掩护,王首道当掌柜,王绍坤(王首道妻子)、王绍兰(郭立山妻子)姊妹装作伙计;第三次是由郭立山(共青团湖南省委委员)的哥哥郭伯勋出面从铜官转移至湘江对面靖港半边街,以开设碓坊(米厂)作掩护,王绍绅和王绍兰两姐妹驻守机关;第四次是11月底,由于长沙市委干部王平望自首叛变,危及靖港的省委机关,被迫重新迁往益阳。
二、省委机关迁驻望城期间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和发挥的历史作用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省委机关多次遭受敌人破坏,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从未停止。省委机关秘密迁移望城期间,虽然白色恐怖笼罩,条件极其艰苦,仍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领导全省各级党组织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有力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是在全省恢复、发展和整顿了一批党组织。为了恢复遭受破坏的各地党组织,省委派人分赴全省各地,帮助恢复整顿党的组织。一批特委、县委及基层组织相继得到恢复和重建,全省党员人数也在迅速增加,其中1930年6-10月,由10760人上升到14000余人,增加了3000多人。1930年8月1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重建已被破坏的湘东特委,调浏阳县委书记张启龙任特委书记,并将特委管辖范围与领导关系重新作了调整,确定原属湘鄂赣边特委领导的浏阳、万载、宜春,赣西南特委领导的攸县、茶陵、酃县、莲花,安源特区委领导的醴陵、萍乡、株洲等地党组织划归湘东特委领导。与此同时,省委还决定将浏阳、万载、宜春、萍乡、醴陵、攸县、茶陵、莲花各县赤卫队及安源纠察队合编为中国红军独立团,“帮助湘东各县农民土地斗争,解除地主武装,向长沙发展,与湘北联系,同时向湘南发展。”根据省委指示,张启龙等人经过一番筹备后,8月5日正式重建了中共湘东特委,成立了由袁德生任主席的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同时,以安源工人纠察队为基础,建立苏维埃政府纠察队,并从萍乡、浏阳、醴陵、茶陵、莲花赤卫队抽调部分武装组成警卫队。同年,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省委为了加强对湘北工作的领导,8月1日还作出了另外一个决定:撤销湘鄂赣边境特委,成立中共湘北特委兼平江县委,负责指挥平江、临湘、岳阳、湘阴、修水、铜鼓6县工作;9月,将湘北特委改为湘北行动委员会,受中共湘委办事处领导;11月初,省委指示撤销湘北行委,恢复中共湘北特委。省委机关迁移到望城后,杨汉章、盛炳章、肖海先等十几名同志在铜官狗塘坡开会,成立了中共铜官区委,选举周春泉为书记,刘先梅为副书记,区委主要协助省委发展党组织,搞好通讯联络工作。
二是配合红军再次攻打长沙。193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湖南省委的工作范围主要在非苏维埃区域,中心任务是发动工、农和士兵运动,以配合红军的进攻。并指定宁迪卿、王首道、张学琅等组成湖南省委,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8月28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中央巡视员关向应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布置了长沙、湘东、湘北、湘西、湘南等几个中心区域和铁路、海员工人的工作。为配合红军再次攻打长沙,省委决定由宁迪卿、王首道、蒋长卿、张学琅、刁牧民、李宗白、刘建中等组成省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全省工作。行动委员会由宁迪卿任书记,王首道任组织兼军委,张学琅任宣传兼秘书,刁牧民负责青年团的工作。随后,中共铜官区委配合省委,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尤其是在保持与中央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密,以“李秋菊”作为铜官区委的代号,通过铜官邮政代办所顺利地接收了中央文件,并将省委文件安全送出。虽然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未克,但省委以及望城地方党组织始终与中央保持联系,做到了步调一致。
三是领导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建设。为了组织领导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建设,省委驻守望城期间,充分利用地下交通线,及时向各根据地传递中央的文件和指示,并向中央汇报反映各根据地及红军的有关情况。如1930年10月省委交通处遭破坏后,根据长江局指示,中共湖南省委积极恢复通往各根据地的交通线路。据11月18日省委致长江局的报告,这时由省委到长沙县委再到浏阳赤白交界处已建立了交通站,同时还设法恢复了通往根据地的3条交通线,即由益阳沅江到南县及湘西苏区的益南线、由靖港经㮾梨、王关村至浏阳和湘鄂赣苏区的长浏线及由岳州经长乐、新市一带到平江及湘鄂赣苏区的岳平线。同时,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根据地发展。1930年8月红三军团从长沙撤离后,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向中央提出了尽量供给红三军团军事、政治和基层干部人才的请求。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省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还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和各项必需的生活军用物资,如经常设法从白区购买食盐、火柴、药品和其他急需物资,秘密运往根据地,解决根据地的困难。
三、望城人民在省委机关迁驻望城期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共湖南省委迁驻望城后,望城人民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参与对敌斗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保护了省委机关在望城免遭破坏,保护了王首道等省委领导的安全,保存了革命的领导力量。
回顾湖南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省委不断遭受破坏,在危险中重建、调整并辗转省内外这样一个曲折过程,可谓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1928年1月,省委书记王一飞、省委秘书长李子骥、省委委员向钧、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二十多人被捕就义。省委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全省党组织顿失领导核心。为了恢复省委领导机关,2月,刘英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湖南情况。5月,中央派贺昌为特派员,与林仲丹一道来湖南恢复党的组织,省委主要机关设在湘潭。为便于对井冈山根据地的指导和支援。6月上旬,省委主要机关由湘潭迁移至安源。期间,省委工作人员李涤生叛变,省委常委易庆和在长沙被捕,旋即叛变。8月,省委机关迁往长沙。由于设在长沙的交通总处和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省委巡视员李运钧和长沙县委委员袁汉臣被捕叛变,致使省委在长沙的所有机关和联络点全部破坏。9月,迁移到上海。由于远离湖南,不能很好地指导全省的革命工作。1929年4月,迁至汉口。因省内的一些党组织均相继被破坏,从而使迁入汉口不久的省委机关于10月迁回湘阴。1930年5月底,敌人破获了省委在湘阴的总机关,十一人被捕。同时,益阳党组织也遭到破坏。1930年6月初,又在益阳重建省委机关,并着手恢复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同年7月迁至照霞冲。
从以上省委机关转移的情况来看,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形势发生了扭转,省委机关也不断遭受敌人的破坏,很多党内重要工作人员相继叛变。但省委机关转移到望城后,望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有力地保护了省委机关和主要领导的安全,为革命发展保存了力量,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省委机关极少数免遭敌人破坏的驻地之一(还有湘潭)。1930年10月初,正值中秋节。省委派人到长沙城内购买了一些过节物品,用独轮车运回驻地杨桥照霞冲。不料此事引起敌人的注意,因为有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掩护,迅速将机关转移到郭仲甫家中,才未遭破坏。据地下党员谢福华回忆,是胡保生等人将王淑清(王绍坤)、王淑兰(王绍兰)两位女同志从周炳文家接到郭仲甫家。在郭仲甫家期间,因为南来北往人员较多,省委机关再遭敌人搜查,郭仲甫、李七木匠等革命群众用独轮车将王首道秘密运送出来,逃离险境,省委机关才得以安全转移至铜官老街。
二是有力支援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在确保省委机关安全的同时,望城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以支援和帮助。如在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中,根据上级指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铜官区委领导各地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广泛发动群众,恢复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队,配合红军的攻城行动。1930年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省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望城地下党员周炳文兼任两湖工农赤卫队总指挥,他组织长沙、华容、南县等地工农赤卫队员进一步配合红军的行动。革命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送信、抬担架,不少赤卫队员报名参加了红军。不少贫苦农民绕过挨户团的岗哨,投奔红军。红军攻克长沙后,地下党组织迅速组织农民纠察队,日夜巡逻,维护社会秩序,抓捕土豪劣绅,还组织近万农军进城,帮助红军搬运武器弹药和运送伤员。有的工厂也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协同红军维持社会秩序,还帮助红军筹集军饷。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围剿”,苏区电台被摧毁,与白区的交通大部分遭到破坏,革命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完全隔绝。为了支援苏区的发展,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望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充分利用由靖港经㮾梨、王关村至浏阳和湘鄂赣苏区的长浏线,不断为苏区搜集、输送各种资料和情报。
三是培养了一批信仰忠诚、敢于担当、舍生忘死的优秀共产党员。省委迁驻望城期间,域内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比如,前面提到的周炳文。1930年7月,为了配合上级再次攻打长沙的指示,周炳文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将省委机关秘密迁至自己家中,直接负责机关保卫工作。8月下旬,又在湘阴尖山设立秘密指挥机关,组织指挥长沙附近县的工农赤卫队,配合红军攻打省城。红军从长沙撤退移师江西后,他回到杨桥继续工作。省委机关从郭仲甫家中转移到铜官再到靖港后,他又负责接待和联络工作。不久,在靖港的省委机关也遭到暴露,被迫再次迁回益阳。此时,“清乡”司令部以三千银元悬赏捉拿周炳文。不少亲友都劝他去平江找红军队伍,但周炳文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此外,还有中共长沙市委委员兼省立一中特支书记周应铭、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谭牛山、中共湘江特委委员杨汉章、铜官区委书记周春泉、铜官区委副书记刘先梅、地下党员谢福华和杨保生等,他们都是望城本地受党的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优秀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们临危不惧,英勇奋斗,磨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作者系中共长沙市望城区委书记)
参考书目:
1.《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2.《王首道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陈利明)
3.《中国共产党望城县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4.《中国共产党长沙县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5.《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6.《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7.《中国共产党湖南人民革命历史》(湖南出版社出版)
8.《中国革命史》(主编:陈志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1日第3版)
9.《中国共产党7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0.《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省委遭受六次大破坏的经过及历史教训》(《湘潮》1987年04期作者:陈浮 张学军)
11.《宁迪卿叛变的经过》(《湘潮》1986年07期,作者:华 军)
12.《望城县志》(湖南省望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13.《望城革命史略》(1992年6月中共望城县委党史办编)
14.《湖南地下党斗争实录》(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5.《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组织史资料(1920年冬-1949年9月)第一册》(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等四家单位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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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拥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望城迁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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