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

2018年2月1日清晨，宿白先生与世长辞。下午与师兄志一扶灵，车先缓行于未名湖外围，至德斋北侧短暂停留后前往八宝山。送别先生、返回燕园后，我与还在红五楼值守的同门杭侃和韦正商量，请韦正先拟出先生生平初稿，经征求校内外相关专家意见后，我们与同仁一道字斟句酌，共同完成了《宿白先生生平》：“纯净的学者，矢志不渝、读书报国的爱国学者；淡泊名利、醉心学术的纯粹学人；开创学科、淹博贯通的一代宗师。永远的师者，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新中国考古教育体系的创建者；教龄逾七十的‘北大教员’，中国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以德立身、以身立教的楷模，传道受业、为人师表的典范。至善的智者，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通透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和中国考古学的独特性，治学之道的践行者和垂范者；真正的智者，无畏的仁者，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下文征引未注明者皆出自《宿白先生生平》）

一、纯净的学者

宿白先生，字季庚，1922年8月3日生于辽宁沈阳。1937-1940年，在沈阳省立师范学校（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40-1944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学习。1944-1952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求学和工作；其间，1946年被聘为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助教，1947年兼读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8年被聘为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讲师，1946-1952年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1952年8-11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合办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宿先生以北大文科研究所讲师之名参与训练班工作组并讲授古建筑等课程，自此开始了答疑解惑的教书生涯。1952年11月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合并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宿先生随即转入调整后的历史学系。1956年，宿先生被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兼任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确定和提升教师职称的指示，宿白先生被北京大学晋升为教授。1981年，国家建立博士生招生制度；1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两个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点，邓广铭、周一良和宿白三位教授被确定为首批博士生导师。1983年7月，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离、单独成系，在北京大学第一百二十五次校长办公会议上，宿先生被任命为考古系主任。此外，宿先生1979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会员，1983年兼任北京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同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8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89年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1999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当选为名誉理事长。

2001年，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中写到：“真正引导我走上科研道路的是宿白老师。宿老师的学问是汪洋大海：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佛教艺术、古城市、古建筑、古民族、古器物、古版本，无一不为先生所清理贯通、冲决开拓，使之门户洞开，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先生的弟子如今已成为专门名家的不在少数，但我看无论哪一位都不过承袭了先生一枝一叶，谁也没有纵横于那么广阔的领域，没有屹立为葱茏的参天大树。”

小子不敏，有幸忝列门墙。虽然不时对身为宿门弟子感到自豪，但自知资质平庸，勉强承袭先生的佛教考古一枝。1995年，我协助先生编辑《中国石窟寺研究》索引，但印制时，先生坚持把我名字列上，否则就删掉这部分，最后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同年，因为购置了私人电脑，斗胆请命编辑宿先生著述目录，开始先生不同意，认为既没有必要也辑录不全，待我把草目面呈先生后，他很惊讶我的收集并当即补充了《颛顼考》《少昊考》和《魏晋间人对诸葛武侯的评论》，后来这份《宿白先生学术论著目录》收入徐苹芳主编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这两次机缘，使我对先生有了较多了解。宿先生常说自己只是个“北大教员”，现依《宿白先生生平》（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生平）所记，仅从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简述我所知晓的宿季庚先生和他的中国佛教考古学。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宿先生兴趣广泛，涉猎学科颇多，先后从诸多先生受教。他随孙作云（雨庵）学习中国古代神话及民俗学和楚辞等，在孙雨庵先生影响下撰写了若干相关文章；从容庚（希白）学习历史、古文字、金石学、卜辞研究和书法篆刻等，对容希白先生所授诸课兴趣颇浓；跟寿石工（务熹）学习篆刻，《宿白印谱》所收先生印作五百二十余方，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冯承钧（子衡）学习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颇得冯子衡先生赏识。为了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先生曾在中法大学专门学习法文一年，后来撰写文章所征引喜龙仁（Osvald Siren）著作基本上都用法文版。1947年，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从向达（觉明）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学。为此经太先生向觉明教授荐引，专门跟从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一年。1981年，宿先生应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讲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随堂所画示意图，连当时听讲的敦煌画家都说宿先生所画既准又快。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 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九千零八十七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1946年，名望甚高的汤用彤（锡予）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文学院院长，在北大开设“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等课，宿先生从汤锡予学习佛教史、魏晋玄学等，与汤先生过从甚密。汤锡予先生自西南联大起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宿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原想做《十六国春秋》辑校，但汤先生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后来改撰《麈尾考》，不过此文誊抄后一直没有发表。读研究生期间，即1948年宿先生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汤锡予对宿先生说：你现在已经是讲师了，就不要再做研究生了，故而宿先生的履历表一直都填“研究生肄业”。

由于受到诸多大家亲炙或熏陶，宿先生的学术根基极为宽厚。仅从文献来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担任陈寅恪助手的王永兴先生对宿先生的文献功底赞誉颇高。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曾写道：“宿先生利用文献资料推进考古学研究的最好例子，是大家熟悉的利用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重建了云冈石窟的年代体系和后期的营建历史。”《金碑》原石早已毁灭，连拓本都不存在，文本也一失再失、转抄秘藏，没有一定的文献功力，怎可能慧眼相识，因为做了几十年云冈石窟考古的日本学者压根也不知道这份重要的云冈石窟营建史料。“对于敦煌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文献是原立于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可惜原碑早被折断，敦煌研究院仅保存此碑中部偏下一小块残石，已不足原碑三分之一。《中国石窟寺研究》附录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三种拓本与两种录文合抄》，系宿先生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喜海缪荃孙递藏拓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柳风堂张氏旧藏拓本”、向达1944年手拓“残石拓本”和伯2551号唐卷录文及《西域水道记》录文完成。宿先生“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如果不是对石刻文献烂熟于心，是无法从大海里捞到这样的珍宝”。

1952年7月，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北京大学博物馆及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合并成为考古教研室文物陈列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里设立的第一个考古专业。1952年以后，宿先生主要承担历史考古、考古学通论及相关课程，陆续讲授过《古代建筑》《考古学通论》《中国历史考古》《中国美术史》《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专题考古》《中国考古学下》《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以及《汉文佛籍目录》《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等。

据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历史系档案，院系调整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高等院校的历史学科没有统编教材。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材建设，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已逐步齐全，“中国考古学的新教材经过反复修改已经趋于完稿”。1960年7月，宿先生编写的《中国考古学（初稿）》第五编《魏晋-宋元部分》铅印面世。2009年3月25日，我曾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一册，后来拿给先生时，他说：“这样的内容及写法只能是我的，别人不可能这样做。魏晋与南北朝相连，而两汉则不然。”他还说：我带去那本铅印讲义中的改动文字，应该是他写的，但已经不记得了，包括那本讲义他都不记得了。这本《魏晋-宋元考古学》讲义，应是宿先生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1971年冬季，为了准备考古专业恢复招生，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在1960年铅印《中国考古学》的基础上，重新编写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考古学讲义。1974年2月铅印的试用讲义《三国-宋元考古》上（中国考古学之五）系先生所写，但不包括隋唐以后部分，因此2003年前后再次铅印时，封面改作《魏晋南北朝考古》。实际上，宿先生1985年新编写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大八开本油印讲义曾当堂发给选课同学。1975年，西北大学段浩然和南京大学秦浩计划与宿先生一起编写《隋唐考古》讲义，但因各种缘故最后未果；1976年前后，仅铅印了《隋唐考古教材: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又，1975年5、6月，宿先生主持的考古短训班试用讲义《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2级工农兵学员编写、湖北省纪南城文物考古训练班印制；这两册讲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传较广。

“先生授业逾七十载，晚年将一生讲述辑为《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六种，为后人确立了课堂讲授的典范。”其中，《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先生并未在北京大学讲授，那是他被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客座教授、为该校美术史系研究生授课时于1982年8-11月编写的，原题《三至八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中国石窟寺遗迹》。2006年2月13日，我从美国密西根大学包华石教授索取原稿并录入电脑后交给了先生，后来正式出版时才改用现名。宿先生之所以未在北京大学系统开设此课，因为阎文儒先生从1957年开始就在北大讲授《石窟寺艺术》。1984年，马世长接续这门课程并改名为《佛教考古》。

宿季庚先生开创学科、淡泊名利，是真正“醉心学术的纯粹学人”。

二、永远的师者

佛教考古学，是宗教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佛教有关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社会科学。

宗教在中世纪时期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生活中曾一度占据重要地位。因此，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必然涉及中世纪的宗教；从事中世纪的考古，也必须进行宗教考古。除佛教外，南北朝以降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aeism）、景教（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和伊斯兰教的接踵传入，既极大刺激了中西商品贸易、文化艺术往来和科学技术交流，也丰富了中古时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中世纪的宗教，佛教是主流。除了历史上发生的“三武一宗”灭法事件外，其它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从北魏开始，佛教即“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唐代长安城分设一百余坊，每坊几乎都设寺院。故而，中国魏晋以降的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有关佛教遗迹和遗物的发掘与整理，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些遗迹和遗物，包括古代交通路线、地面佛寺和石窟寺、雕塑、绘画、器具等，是佛教发展历史的物化资料。它的特征和内涵，与外来文化在中国发展、融合和蔓延的状况及历程息息相关。通过佛教遗迹和遗物的表像特征，结合文献分析遗迹性质，进而探求其所蕴含的诸多历史信息，最后将这些历史信息经过分析、比较和研究，揭示出某种信息的演进规律和历史内涵，从而达到重建或恢复历史面貌的目的，促进东西方的彼此了解。因此在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宗教考古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支学科，而佛教考古则是该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佛教考古”学科是宿先生首倡的，它的英文对应词应为Buddhist archaeology。佛教考古的对象，主要应包括二类、三项内容，即第一类遗迹（地面佛寺遗址和石窟寺遗迹）和第二类遗物。第一类遗迹中的地面佛寺，包括古代社会各阶层舍宅而建的“住宅型佛寺”和按照流行模式新建的“独立型佛寺”两种。前者乃帝王将相、郡县官吏及富贾大族为了宗教信仰，捐献自己名下豪宅或花园作为佛寺并加以适当改造，即文献记载的“舍园为寺”或“舍宅为寺”，如北魏城阳王徽“舍宅为寺”；后者系独立营造的地面佛寺，由于是辟地新建，少受或不受固有地物限制，在规划设计上可以充分体现佛教经、律及四众各种宗教行为的需求，因而受到了社会各阶层信徒的青睐，如北魏洛阳永宁寺。至于在河溪旁依山靠崖开凿的石窟寺，既是对地面佛寺的模仿（an imitation of buildings constructed in timber），也可视作同时期砖木结构或泥笆草庐之寺的石化形式（petrified vers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brick-and-timber or the humbler wattle mud-and-thatch structures）。这点在印度和中国早期石窟，尤其是古龟兹石窟中反映得颇为显著。第二类遗物，含盖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佛教造像、经典和佛教用具。其中造像既包括地面佛寺和家庙内供养、礼拜或奉献的单体雕塑、画像和造像碑，也包括顶礼膜拜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经典主要指古代写经、印经和镌刻在岩石上的石经，如响堂山石窟刻经；而佛具所包含的范围更广，除了袈裟、钵、锡杖、如意、麈尾之外，梵钟、磬、幡、香炉、华盖以及其它法具都属于佛教用具，尤其密教用具颇为复杂，如消除烦恼退治疑惑的金刚杵和为唤醒众生佛性而鸣的金刚铃等。

虽然中古时期营造的地面佛寺数量庞大，但现存九世纪以前或已发掘出土的古代寺院遗址却很少，现存遗迹只是早期佛寺中最重要的主体建筑物—佛塔，而各个时期佛寺独有的标识物——大型佛像则多已残毁，故其重要性远不如第二项。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遗迹，广泛分布于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青藏地区，开凿时间约始于公元后三世纪，盛于五至八世纪，最晚的可到十六世纪，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提供了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独特的见证与担当，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因其在历史、艺术和科学方面“突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已有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石刻、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和四川乐山大佛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2014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遗产“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更包含陕西彬县大佛寺、甘肃麦积山和炳灵寺、新疆苏巴什遗址和克孜尔石窟群。因此，中国佛教考古的主要内容虽然包括三项，但迄今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第二项。

1998年，宿先生在《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中写到：“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革后，逐渐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强调实践的学科，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就是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文献，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和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

作为“北大教员”，宿先生倾注毕生精力于教育事业，一直重视学生的培养，从1959年开始招收魏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方向的研究生，为此花费了大量心思和精力。其中，宿先生以“佛教考古”之名招收的研究生共二次。第一次（1978年）录取许宛音、晁华山和马世长三位，第二次（1985年）是研究生班的李裕群、陈悦新、常青、赵青兰和李崇峰五位。1994年开始，以“合作导师”之名招收的佛教考古博士后研究人员有李裕群、李崇峰、耿剑、陈悦新。当然，宿先生以汉唐或宋元考古方向招收的研究生，有些学位论文也是做佛教考古研究，如隋唐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薄小莹，学位论文是《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汉唐宋元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李裕群，学位论文是《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的石窟寺》。作为中国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宿先生为提升各地石窟寺保护和管理单位考古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样尽力予以帮助和指导。下面简述我所亲历的几件事情。

1989年7月，我把《敦煌莫高窟北周洞窟的分期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初稿寄给宿先生，先生审阅后回信并附了三张具体修改意见。信原文如下——

崇峰同志：

文章，我看了两遍，知道你下了功夫，费了不少心力，但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衡量还要重新改写。一篇文章改写二、三遍，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学习写论文的同志。其实，我一直到今天，每篇小文，都要三易其稿才觉得心里踏实些。

三张意见，第一张的前多半是随看随写的，后少半和第二张是看完后总起来考虑一下写出的。第三张是看了第二遍后补写的。这个顺序，请你注意，你考虑修改时，会有用处。北周洞窟数量不多，遗迹也较少，用它做一次考古学整理是较方便的。北周文献和其它实物也有限，结合整理出的结论，做点进一步的研究也是方便的。因此，我想你再费些时间，主要是多动动脑筋，会产生较好的成果的。一定要跳出美术史圈子，一定要跳出文献考据圈子，这两个一定，要努力去做。不是弃之不用，而是要让它们为考古学所用。“所用”不是混合起来，而是把它们的有用部分，融化到考古学中来。第三张意见，词句有些苛刻。不苛刻不足以表现必须克服的要求；也想让你受点刺激，好下决心好好改写。

从这篇文章看，你的确有了改行的基础了，而且基础还较深厚，但还需要锤炼。宿白 1989/8/5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宿先生对学生的爱护和培养，应该说先生的要求是严格的。这是我第一次学写考古论文。先生意在我们初学写作时，一开始就要把方法搞对，路子走正，尤其要弄清考古学论文中“手段”与“目的”之关系。这种训诫，我将终身受益。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最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与研究》。我常常对人说：因为我天资愚钝，可能是门人中被先生训诫最多的一位。我后来陆续写就的论文，都曾得到本师教诲，其中《佛寺壁画与天竺遗法》应是先生帮我审阅的最后一篇文稿。如今斯人已逝，余音在耳，精神永存。

1986年8月至1987年1月，我们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在宿先生和马世长老师带领下到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做考古实习。先生在那里住了近十天，每天白天带领我们到洞窟考察，晚上还要检查我们的日记。因为是第一次随先生考察石窟寺，在洞窟现场所做笔记潦草，一听先生说晚上要检查笔记，想赶紧誊抄一遍，无奈还是没有按时抄完，反倒被先生批评一顿。他说：笔记是给自己看的，又不是展示，只要写清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浪费功夫再誊抄一遍。这次实习，为我以后学习和从事佛教考古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8年7月，我和李裕群等完成响堂山石窟的考古调查。回京后，宿先生安排我和李裕群分别撰写响堂山石窟研究史和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龛的调查简报。因为当时我已毕业离校，无法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先生便把他自己的借书证给我并专门给校图书馆写信，申明查阅资料原因。他说要仔细阅读1936年《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四期刊发的马丰文章，即《赴磁县武安县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工作报告》。当时先生所说马丰文章刊载的期号几无差错，要知道他1957年以后再也没有阅读那篇文章，其记忆力真是惊人。

1986年，宿先生为佛教考古研究生班讲授云冈石窟研究史及未来考古工作时，殷切期望尽早出版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云冈石窟考古报告。1988年7-9月，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在大同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联合举办“首届石窟考古专修班”，参加该班学习的有来自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四川、广西等石窟寺保护和管理单位近三十名学员，办班目的就是为我们自己编写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尤其是云冈石窟考古报告做准备。为此，宿先生对专修班的筹办和教学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全部课程分作中国石窟寺、印度与中亚佛教遗迹、中国佛教史和石窟寺测绘四部分，邀请马世长、丁明夷、晁华山、许宛音、业露华和王树林分别讲授相关课程，我和李裕群及邢军参与教学辅导。宿先生专门讲授了《中国石窟寺考古》，我也受命介绍“有关中国佛教考古的西文书籍”。在宿先生主持下，马世长和丁明夷负责具体实施教学计划，每天上、下午授课，晚上宿先生常常到教室检查，督导学员复习。每门课程结束之后，都有严格的考试。最后进行了为期三周的石窟寺测绘和文字记录的实习。“通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学员们不仅在佛教考古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有较大提高，而且基本掌握了石窟寺管理、保护、研究的操作规程和方法。”

1990年6-8月，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率考古小组在龟兹石窟考察，我是小组中的一员。8月初，宿先生参与的“丝绸之路沙漠路线第一次考察团”踏查克孜尔石窟。那天先生见到我后，说：李裕群已经考回北大，你有什么打算？我马上实话实说：这次来库车前，我在敦煌莫高窟接待了印度驻华大使任嘉德（C.V. Ranganathan）。在参观洞窟的过程中，任大使获悉我做佛教考古，答应从印度政府找奖学金资助我去印度留学。而去年（1989年）下半年，芝加哥大学斯德本（Harrie H. Vanderstappen）教授来信还是希望我去美国读博士。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宿先生说：如果你还想继续从事佛教考古，那就应该去印度源头看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好的机会。芝加哥大学的情况我知道，到北京大学继续深造你也还有机会。这次先生对我的劝勉，增强了我去印度进修佛教考古的决心。因为研究佛教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尤如勘测一条河流；要想了解其全貌，不但要看中游和下游，而且必须考察上游。这样，才能对其有一总体印象。为了赴印留学，我启程前做了一些专业准备，但当时在敦煌研究院能找到的印度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方面的资料相当有限。1991年7月，我开始在（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进修。经过一段考察和学习，我打算在印度德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做什么题目有点拿不准。为此，我专门写信给宿先生。先生回信希望我做古代天竺地面佛寺或者阿旃陀石窟研究，并随信附了一份相关考古书目。应该说，宿先生所附印度佛教考古书单的大部分我那时都有了一定了解，但在我赴印度留学之前则多不知晓。我为先生阅读范围之广敬佩得五体投地，因为宿先生并不研究印度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他怎么会看过这么多专业书籍呢？按照先生指示，我先把有关材料找来阅读，然后在同年11月系统调查了印度北部地区的地面佛寺遗址，结果发现不好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因为有些较重要的佛寺遗址没有做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如与西藏桑耶寺关系密切的阿旃延那布尼或欧丹多补黎（Odantapuri/ Uddaṇḍapura）佛寺遗址就找不到任何考古发掘资料。至于说阿旃陀石窟，经过阅读前人论著，发现作为后学我要与欧美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无法发挥我的汉文文献优势。最后，经与宿先生商量并征得印度导师同意，选择以塔庙窟为中心做中印两国石窟寺的比较研究。

1998年，北京大学经历了百年校庆，宿先生彼时心情相当愉悦。校庆后，先生曾写过一幅字：“中国佛学对外来佛典的阐述不断有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中国佛教艺术同样发展出符合自己民族精神特色的各种形象，需要我们进一步清理分析和深入探讨。”实际上，宿先生在书写时并没有“分析”二字，等到赠予我时，先生觉得还应加上分析，最后以铅笔补入。这幅训条一直指导我此后的佛教考古工作，尤其是关于中印佛教艺术的比较研究。也是校庆后某一天，晚上我向先生请教完后陪他沿未名湖边小道散步，走了一圈之后，先生说：再走一圈吧。我们边走边聊，后来谈到了二陈（陈寅恪、陈垣）。先生说百年树人，不太容易再出现二陈了。我当时年轻，就说：像您这样的考古学家是断前的，能否绝后难说，但恐怕百年之内不会再有。稍停片刻，先生突然说了一句：“你以后写文章、发表东西要谨慎，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宿白先生题字

2001年6月18-24日和12月22-25日，我在半年内两次陪同宿先生前往南京栖霞山考察。其中，6月18日在北京-南京的飞机上，先生对我说：这次去南京，主要是帮助他们做栖霞山千佛崖考古报告，我们自己不写东西。他向南京文物局等单位的同仁说：我们这次来，就是帮助大家尽快完成栖霞山千佛崖的正规记录并整理出考古报告。先生向人介绍时，说我是他的助手，这既让我受宠若惊，也使我惶恐不安。为了这部报告，我代表先生十年间赴南京栖霞山十几次，迄今没有专门写过栖霞山石窟的文章，尽管考古记录和报告中的不少内容都是我先口述、当地同行记录完成，所有千佛崖窟龛的测绘图也都经过我修改。

2004年9月，为了实施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的组织，宿先生率领我们赴龙门石窟，按照他规划的课程全面培训“石窟寺考古报告培训班”学员。他不仅具体讲解石窟寺考古报告工作的各项程序和必须严格遵循的学术规范及原则，而且特别强调：“档案工作是国家文物局对国保单位的基本要求，因为它既是本单位其他工作的基础，也是保护本单位重要文物的一种手段，它是为物质文化特别是地上遗迹残损或破坏后复原提供翔实资料，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单位能够真正完成全面系统的档案工作。石窟寺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是中国历史考古重要遗迹的一部分，因此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都应当按照档案的内容和考古的要求来编写。龙门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首要的、最基础的学术工作应当从石窟寺档案做起，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洞窟考古报告的编写。”

宿先生要求：我带领龙门石窟年轻的考古人员做测绘、文字、影像和墨拓记录，在此基础上整理出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区窟龛考古报告；我们不参与报告的具体执笔，但要做现场指导、核查和后期的修改工作。2006年4月18日，我为此再次陪同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先生到现场考察，宿先生对前期所做测绘和文字记录都做了具体指导。最后说：他第一次来龙门石窟是1952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到龙门了。

“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的负责人是宿季庚先生，但因先生年事已高，我受命代先生在现场做实际工作，或者说是作为先生助手参与实施，尽管我深知自己并不称职。宿先生一直说佛教考古是操作性的，实习很重要。2008年8月20日，先生再次对我说：搞石窟寺考古是操作性的，佛教考古主要是田野工作，做考古学的全面记录不是坐在家里就能完成的；石窟寺考古报告，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关于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的体例，我们在仔细研读日本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共著《云冈石窟》考古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经与宿先生商量，最后决定按照一般考古报告的体例编写，不仿效日本学者那种正文与图版说明分开的编排方式，因为龙门石窟擂鼓台区窟龛较云冈石窟要简单得多。为此，我与文物出版社蔡敏先拟出擂鼓台区窟龛考古报告的编写大纲，经项目组成员充分讨论并由先生修改后执行。2009年3月23日，宿先生看了擂鼓台区考古报告草稿后再次强调：《云冈石窟》的编排方法，对云冈石窟合适，对别的石窟群不一定合适。他还说：假如就是这三座洞窟，我们可以帮助龙门石窟研究人员大改，甚至我们可以代他们重写，但我们是教员，教员的成果是学生，我们要培养人才。遗憾的是，宿先生晚年倾注大量心血的《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由于各种人为干扰先生没能亲眼目睹其最后印行面世。这是永远的遗憾！

作为杰出的考古教育家，宿季庚先生留给世人的不仅是其丰富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考古学界，包括佛教考古领域培植的严谨学风和以身作则、昭示后学的高尚师德，他是“以德立身、以身立教的楷模，传道受业、为人师表的典范”。

三、至善的智者

作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人，宿季庚先生以其深厚的考古学与文史哲功底，将本学科与其它边缘学科融会贯通、纵横驰骋，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具体说来，“先生开辟城市考古新局面”“确立墓葬考古新范式”“将手工业遗存置于考古学体系之中”“创立宗教考古，对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倾力尤多”；“先生最早将古代建筑纳入考古学领域”“在中外文明交流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先生深谙古代文献，精通版本、目录”；“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缉丛》等著作，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宿先生的许多论著，都曾荣膺国内外大奖，如《中国石窟寺研究》先后获美国史密森学院和日本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颁发的“岛田著作奖”（1997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98年）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在十一项获奖专著类中，只有宿先生此书为个人所著，其余十项皆为集体完成），《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荣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年），《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更于2001年摘取国家图书奖桂冠。

现以《中国石窟寺研究》为中心，简述宿季庚先生在佛教考古学科的卓越贡献。《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的必读之作。

《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1997年9月26日下午，令世界艺术史界瞩目的第三届“岛田奖”颁奖仪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举行。该奖项，是美国史密森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所属弗利尔艺术馆和塞克勒艺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与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Metropolitan Centre for Far Eastern Art Studies，Kyoto）为纪念已故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岛田修二郎于1992年设立的，每两年举办一次，目的是奖励那些在此间出版的用任何语言文字撰写的有关东亚艺术史研究的杰出著作。“岛田著作奖”，是国际学术界在东亚艺术史研究领域中设立的一项大奖。这是中国学者首获此奖，值得庆贺，令人欣慰！我们认为：宿白教授获此殊荣，既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学术贡献所给予的极大荣誉，也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充分肯定与赞同。正如弗利尔艺术馆前任馆长、著名东方美术史学家罗覃（Thomas Lawton）博士所强调的那样：“本书既使用了全新的材料，又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美术史宝贵而深刻的洞察”。

我国的石窟寺研究，最初是从注意和搜集石窟的题记开始的。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期，研究工作才进入实地踏查阶段，但都偏重于艺术方面的研究，使用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方法，只注意个别龛像样式的考察、画塑题材的考证、艺术风格的演变以及雕塑或绘画技法的发展。对石窟寺及其内容的考察只注意其表面，无法重视其内部联系，不能掌握较全面的资料。国外学者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状况，也大体如此。

作为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石窟寺考古学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是从调查云冈石窟窟檐遗迹开始的。宿先生当时所注意的这项工作，对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62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做的《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从理论上和方法上为中国石窟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徐苹芳语）”。宿先生认为：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讨排年、分期和性质。因此，既要仔细考察窟龛形制、布局、分组和画塑形象的题材、组合及造型特征，又要重视各种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历史背景的研究。要注意石窟寺创建与重修历史的恢复。在石窟外面要留意崖面遗迹、窟前木构和窟前地面的发掘；在石窟内部着重层次与标型。而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首先要求做好石窟寺遗迹的全面记录（包括文字、测绘、照片和墨拓等），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排年，然后再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以云冈石窟的研究为例，抗战期间，日本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人利用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云冈石窟做了一系列考察，但所做工作大多偏重艺术史方面的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半出版的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共著『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16卷，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6年；『雲岡石窟續補；第十八洞實測圖：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の佛教窟院』，實測/製圖 水野清一、田中重雄，解說 日比野丈夫，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5年）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应该代表了彼时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虽然这部书中的“序章”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他们在云冈石窟的分期次第、云冈石窟的渊源、云冈石窟的历史、云冈石窟的影响、类型的对比和文献学等方面都有许多明显的不足。

1947年，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盛铎旧藏时，从缪荃荪抄《永乐大典·顺天府》七中，发现引自《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录文。五十年代初以来，宿先生又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1951年3月，宿先生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太先生向觉明为此特别加上副标题“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后改订发表在1956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此碑文对云冈石窟的分期断代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1976年，为辅导北京大学学生参观云冈石窟，宿先生编写了《云冈石窟分期》，后正式发表于1978年第1期《考古学报》，名作《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宿先生通过对历史上云冈石窟的寺院设置及沿革、洞窟的整体布局和分期的深入研究，进而对云冈石窟的分期、排年做了调整，由此引发了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的一场讨论。

1980年7月，长广敏雄先生在『東方學』第六十辑发表了「宿白氏の雲岡石窟分期論を駁す」，认为：研究中国石窟寺的方法，第一，应该从石窟构造与佛像及其他一切雕像、彩画的样式出发；第二，弄清造像题记；第三，参考可靠的历史资料、文献；第四，参照研究史。在这四项中，他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第一项“样式论”。长广敏雄最后明确地说：议论的根本是雕刻论，即高低、深浅的立体问题，那是基于视觉和触觉的艺术。

宿季庚先生在1982年2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认为：作为历史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云冈雕刻，无论“样式论”“雕刻论”如何重要，但要排比它们的年代和解释它们的变化，却有赖于第二、第三项。考虑石窟问题，总是以第二、三两项来探索、解释第一项的。而第四项即前人研究成果。前人研究成果当然要吸收，但每当新资料被发现后，必然要对以前的研究进行复查，这应是学术前进的共同道路。其实，就是仅就原有的资料，提出另外的看法，也是学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事情。

实际上，长广先生与宿先生关于云冈石窟分期之论争，是一场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方法的大辩论。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尽管这场论争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如日本吉村憐1990年11月在『國華』第1140號发表的「論雲岡石窟的編年：批評宿白、長廣學說」，不过长广先生后来写到：“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宿先生所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的科学性。

宿先生认为：虽然石窟寺考古有其共有的宗教特征，但由于各区域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石窟寺也同其它考古材料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如古龟兹地区的石窟寺，它的发生、发展既不同于葱岭以西的中亚和南亚地区，也有别于敦煌以东的内地。而龟兹佛教文化中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对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则要比其它窟龛形式和画塑的影响更为重要。此外，宿先生对克孜尔石窟洞窟类型和洞窟组合关系的研究，是他对龟兹石窟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五世纪前半期凉州一带的窟龛造像，大约是自敦煌以东最早形成的重要佛教遗迹。它可能是承袭了魏晋以来洛阳及其以西的佛教传统，并结合新疆于阗和龟兹两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而五世纪后半迄六世纪初北魏平城（今大同）开凿的武州山石窟寺（云冈石窟），虽然受到早于它的凉州的影响，但在窟龛形制、造像组合及形象特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与北魏汉化的不断深入相关联的。而它直接的借鉴，可能是当时平城兴建的具有越来越多中原和南方因素的地面佛寺。平城，是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武州山石窟寺的创新，即平城模式，很快便成为北魏境内各地开窟造像所仿效的典型。北魏迁洛后，洛阳附近出现的石窟寺大都可视作武州山石窟寺工程的继续。而洛阳地区石窟寺稍后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可能源于在形象造型和装饰上更多受到南方影响的洛都地面佛寺。敦煌莫高窟虽邻近新疆，但现存的窟龛造像，更与武州山石窟寺和洛阳地区的北朝石窟接近，这大约与北魏当时逐渐强化对敦煌的控制有关。而敦煌那里保存的诸多古代遗迹，尤其是辉煌的艺术巨制，主要应转手于当时东方的某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江南栖霞山和石城龛像，既表现了它们与中原更早一个阶段的联系，也反映出它们对北朝佛教龛像的影响。十三世纪末叶以降，随着藏传佛教的东布，藏式龛像亦出现于内地。杭州飞来峰和吴山的遗迹，是我们了解萨迦派所奉尊像的重要实物。而莫高、榆林两处的藏传密迹，又是探索唐密和藏密及其相互关系的极为难得的形象材料。

1998年第2期《文物》，刊发徐苹芳长篇书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徐苹芳认为：《中国石窟寺研究》，“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我写这篇文章便是要从阐明这部学术著作的意义上来做些评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事。”“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藏传佛教遗迹，历来是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1996年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代表了九十年代藏传佛教寺院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藏传佛教考古的里程碑。在开拓这个新领域的过程中，宿先生既注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能把中国传统的考据手段和西方近现代较先进的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成功而有益的探索；在藏传佛教寺院制度、造像的配置与组合、古代建筑的分期、西藏本土同内地及其与印度和尼泊尔佛教之关系、历史上各教派之兴衰等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罗炤在1998年第7期《文物》发表的《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写到：“宿白先生在西藏历史考古学领域中的筚路蓝缕之功，值得钦佩和讴歌，他献身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与奋勉，更让人崇教。”2000年，沈卫荣《评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刊发王尧主编《贤者新宴》，他认为：“宿先生既重实地考古发现，也重文献资料，对每个古建筑遗址，都力求在文献资料中找到佐证，令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读宿先生之文，则不仅发现他治学之方法紧循王国维先生之轨则，可谓神理相接，一脉相承。”“不但常读不厌，而且每读必有新的收获。”“宿先生奉献给学界的这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依然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部全面讨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研究著作。”

在梳理了佛教石窟寺和藏传佛教寺院遗迹的基础上，宿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又敏锐地把视角触及了内地的地面佛寺遗址，对东汉迄唐佛教寺院的布局和等级制度做了系统研究。宿先生原拟撰写《汉地佛寺布局的演变》。其中，第一章内容就是《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第二章是《隋代佛寺布局》，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和《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不过，五代以后的佛教寺院布局和等级制度因各种缘故没有最后整理完成。《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所收上述四篇文章，应是汉地佛教寺院考古的开山之作，不仅在佛教考古研究中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从事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地面佛寺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宿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可见其“博通古今，学贯中西”，“通透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和中国考古学的独特性，（系）治学之道的践行者和垂范者”。苏哲曾用《礼记》中“博学而不穷，笃学而不倦”来评价宿季庚先生近七十年的学术实践，而借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来评价宿季庚先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论著，应该也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