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夜行人：我在后海卖放生鱼

原创 胡尧 《107调查》

全文共 11671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4 分钟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八期 / 第八、九、十版

记者 | 胡尧 关亚婷 李讯 冯浩航 盖姣伊 夏小山

事实核查 | 夏小山

2020年11月7日，立冬，恰逢周末，后海热闹极了。

按照老北京的规矩，这一天少不了涮肉。晚上十点，气温降到了个位数，银锭桥南岸的铜锅炭火还烧得通红，桥这头老四的生意才刚刚开始。

天太冷，盆里的鱼好久没动了。坐在奶粉罐上的老四，挑起网兜给鱼淋了淋水，寻思着好歹也算给它们活络一下身子。

他望了望身后的后海，心里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立冬以后河流结冰，他的小鱼就没地儿可去了。

一张残疾证

银锭桥，南北横跨，是前海和后海的分水岭，架于连接两海的细脖处。

作为什刹海水域的最高点，这里两百多年前是乾隆皇帝远眺西山落日的地方，素有“银锭观山”的美誉。

桥南多以清吧为主，过了零点店家就陆续打烊了；后海北沿则不同，晚上十点，这里的夜生活才刚拉开序幕。即使到了冬季的凌晨三点，还有招呼着“萨瓦迪卡”的酒托在寒风中拉客。

老四的摊位就摆在后海最繁华的地方——银锭桥北，往东二百米的位置。

五年了，背靠后海五百亩水田，老四也摸索出了一套“贩卖放生服务”的门道。

好比寺庙里不说卖香，要说祈香，老四在这儿的叫卖也有颇有讲究。“放生鱼吗？一元一条。”他张罗着。

老四摊前概况。卡片上写着方方正正的字“放生鱼 1/2/5元1条”，雀巢奶粉罐是老四的“板凳”。

吆喝时虽说是一元一条，其实老四的摊上还有五元一条的红鱼。它们看上去像金鱼，但并没有观赏鱼那般金贵，繁衍生存能力极强，学名“锦鲫”，是鲫鱼和锦鲤的杂交品种。除了锦鲫，老四的盆里大多都是泥鳅，按大小分，有一元也有两元的。

老四姓徐，1962年生人，银白色的头发，眼睛炯炯有神，腿部的静脉曲张有了年头，这使他走起路来总是一摇一摆的。

近一米八的个头、魁梧的身形，很难看出他是祖籍江苏的南方人。

老四上有三位兄长，是家里最小的一个。1952年，徐父赶上了公私合营的热潮，拖家带口来到了北京，准备投奔老家茶庄的大资本家。

1955年，北京胶印厂成立，作为股东之一的涟水老乡，看中了徐父的勤恳，便把他招进了胶印厂，徐家生活这才有了基本的保障。

徐父文化程度不高，在老家涟水县以务农为主，拉过黄包车来补贴家用，早年还进城给常州的茶馆弄过老虎灶。

来到北京胶印厂后，徐父主要从事印刷期刊杂志的流水线工作，在工人岗位贡献廉价劳动力。配墨、捆纸、裁切、晒板，他都做过。

建国初期国企还是铁饭碗，隶属于北京印刷集团总公司的胶印厂是北京第一家采用胶印技术的工厂[1]，当时连同仁堂的说明书都是北京胶印厂负责印刷的。

厂里效益一直不错，徐家赶上了时代的红利，在60年代初分到了福利房。

当时，老四一家被安置在东堂子胡同，那是一条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古老胡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专办“夷务”的外事机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最早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均坐落于此。[2]

但是，胡同里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备。

那时，锅炉房大烟囱还随处可见，北京非统建地区还未统一实行连片供暖[3]。

老四一家睡的是平房，用的是蜂窝煤，夏季烧饭，冬季取暖，在刚搬进东堂子胡同的几年里，老四和他的三哥都不止一次一氧化碳轻微中毒，大人工作忙，也都没太当回事儿。

直到1969年，父母外出，独自在家的老四再次煤气中毒。

这一次由于发现时间过晚，老四在医院昏迷了整整三天才醒过来。他的记忆力明显减退、反应力大大受损，自七岁那年落下了智力四级残疾。

这是一种适应行为的轻度障碍，属于最轻度的神经残疾，因此老四生活上基本能自理，但他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比常人稍差一些，并且在特定环境下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行为。

比如在闭塞拥挤的地铁上，他会扒着人说话，大声点评乘客的衣着，无厘头的谬赞往往使陌生人倍感不适。

疫情期间，老四把同一个口罩反复洗了好几个月，他舍不得扔。两侧的带子由于使用得太过频繁，只要他稍微扭个脖子，口罩就会顺着面颊滑落，地铁上来回巡视的乘务员总是不耐烦地敦促他“带好口罩”，车厢内的乘客也从不吝啬厌恶的目光。

被乘务员指责后，老四找了一个位置坐下，他不再说话，“乖乖地”闭目养神。

老四对七岁那年的记忆一直耿耿于怀，他常嚷嚷着：“七岁之前我就出过两本《儿童文学》的文集了，要不是中了煤气，我也能和老舍一样。”

老四的文学造诣真假难辨，但他总把这事儿渲染得像真的一样，甚至能精准地把出版社的名字报出来，“我爸的一个朋友在人民出版社，他觉得我天赋异禀，找我出书。”

煤气中毒以后，老四就没怎么上过学了。由于理解力下降，老四很难啃下大部头的书，他把《格林童话》看了十几遍，短篇的故事基本可以熟读成诵了。

老四对文学的感知大多来自老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从小就喜欢逛北京的公园和佛寺，每次都会拿厚厚一沓免费的旅游宣传册回家看，因此老四对老北京的故事和著名景点都了然于胸，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通。

沾父亲的光，1980年，刚成年的老四也进了胶印厂，但由于智力残疾，他连国产单色机的速度都很难跟上，自胶印厂引进德国设备海德堡后，老四就彻底沦为后勤工了。

扫地和烧饭，他都干过，47岁的老四早早就办了内退。

在胶印厂的29年工作生涯中，老四并不喜欢一成不变的日子，离单位不远的中国美术馆门口有一个报刊亭，这便是老四长达近三十年的文艺园地。

工作日中午仅一小时的休息时间，老四都是在报刊亭前度过的。

因此，在后海，他不仅卖鱼，还讲故事，五元一次。

老四识字不多，他写的“故事清单”中有不少错别字，如：“鲁志森倒拨垂杨柳”、“小猫钩鱼”。

虽说在北京已经待了近六十年，但老四还是带着浓重的淮扬口音，讲故事的时候“那前儿”、“后远儿”都是他的口头禅。

老四的嗓门很大，边说边手舞足蹈，每每讲到故事高潮处，他还会一人分饰两角。

讲故事往往会引发人流集聚，摊前的掌声总会吸引一波接着一波的游客，自然注意到鱼摊的人也就多了起来。

对老四来说，“讲故事”和“放生鱼”，两种不搭边的“业务”，为他带来了谋生手段的共赢。

人流散去，对岸的一品昌民谣唱着李宗盛的《凡人歌》，老四嘀咕着：“他唱得还没我好，跟念经似的。”

老四哈着浓浓的白汽，唱起自己的旋律，“我的小鱼儿啊，真呀么真可爱。”冻红了的手指在寒冷的空气中比划着。

漂泊的摊位

虽然智力上的残疾限制了老四人生的很多可能，但老四做的一直是自己喜欢的事，这张残疾证也帮了他不少。

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迷上了鉴宝，摆起了自己的“地摊经济”。

1978年，老四的摊位发迹于和平里西街。以海鲜市场为依托，这里晚上七点的“和平鸽夜市”应有尽有。

“工商所的管理人员看我脑子不好，2块的摊位费只收我一半。”老四在河南一个老大姐那里进草编的童男童女和石膏灰做的玩偶，五毛一个，路过的小孩都喜欢。老四住得近，每每摆到晚上11点才走。

入了“淘”宝摆摊的门，老四发现自己越来越好这口了。

两年后，他开始寻觅更低价的货源。当时北京第一家配送公司——最早的小商品批发市场[4]，位于城南的红桥市场，吸引了老四的注意。

那时国家还未实行双休日政策，老四所在的胶印厂每周只有周五休假。每月前三个周五老四出摊，最后一个周五再来这里补充货源。

他在固定的四家进货。这些好心的老板们觉得老四罹患残疾摆摊不易，每月没卖完的货底都给老四攒着，鸡翅木、木变石手串向来都是低于批发价给老四。

老四在红桥市场的进货成本不高，每件大约在8角到1.2元之间，他一干就是15年。

2020年11月，老四凭借多年摆摊经验，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帮朋友“淘”宝识货。

1988年，转移了进货地点的老四，摆摊位置也不再局限。离开熟悉的和平里西街，老四随之开始了漂泊的摆摊生涯，他先后辗转于象来街、官园、沙滩、花市，大约又卖了十几年。

老四摊上的种类也多了起来，除了廉价手串，他开始青睐具有艺术价值的工艺。

“一个戒指，材质是金属的，截面是玻璃仿人造红玛瑙或是玻璃仿青金石的。”他还进过本钱20元的孔雀石和寿山石图章，卖的时候会稍稍溢价3至5元。

“那时候还不流行菩提子。”摊上最多的是面向低消费人群的秀玉手串，卖出一串能挣4角。

还有一些老四不舍得卖的，他都自己留着。喜欢搞收藏的他，那时候就笃定“要是能把这些东西存个三十年以上，一定会值钱。”

1992年，凭借着自己对工艺品的兴趣，老四还专门去了王府井大街的工艺美术商店跟一对老夫妻学鉴宝。他们去淘货，老四就跟着，“黄的叫翡，绿的叫翠，有根的不好。”（行话“根”：行话，指的是翡翠内部的墨绿色“活斑”，即翡翠的瑕疵。优质翡翠没有翠根 。）

老四初步入门之后，就帮着师傅看瓷质，辨别瓷器的种类，往往一个月下来，老夫妻会“漏”给他一个插花的小瓶子，这对老四来说已是弥足珍贵。

两年间，老四不仅积累了不少精美的小玩意儿，还具备了一定的专业鉴赏能力，他基本可以为瓷器断代了。

“低档钧瓷会发蓝。稍微带点红，这是温度不够所致。高温烧瓷，是纯红没有杂质的。”由于没本钱进货，能拥有一个祭红瓷摆件一直是老四的一个难圆的梦。

但好景不长，老四摊前总有手脚不干净的小混混。

老四本来卖的就不贵，进价5元的小玩意，他最多卖10元，一天下来赚的还不到50块，有的时候还会颗粒无收，甚至赔上本钱。摊前的小混混知道老四好欺负，掠走他的工艺品，揣兜里就跑，老四也追不上他们。一天被顺走一两个，不到几个季度就亏本了。

好心的邻居看不过眼，才给他支了卖鱼的招，“小动物会动，坏小子揣在兜里带不走。”

智力上的缺陷，让老四少了同龄人的世故，多了份略显幼稚的执着，他热爱在后海的这份事业，喜欢每天和鱼待在一起，卖鱼会友。

他在后海一做就是五年。

在银锭桥，后海最热闹的地方，城管破格通融，允许老四可以晚上十点以后来摆摊。

入冬以后，政策还会进一步放宽，老四的“营业”时间被允许适当延长，他可以把鱼摊挪到后海的北沿，宋庆龄故居附近——那一块白天遛弯的市民比较多。

趁太阳还没落山，下午三点老四就来了。老四准备一直呆在这里，等到晚上十点之后再移到老地方去。

夕阳下的老四。来晒太阳的好心人给了老四一个红色的凳子。

但下午的生意明显不如晚上，摊前的人们行色匆匆，有闲情逸致在大白天放鱼的人并不多，他们焦急地赶往各自的目的地。偶有几个天真的小孩会被红鱼所吸引，但也会被父母“五元一只太贵了”的理由给搪塞过去。

阿弛是中传研一的学生，从小就怕鱼，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碰鱼，放生时阿弛告诉鱼儿们要“好好生活、好好吃饭”。

“秋天的时候水比较清。”老四一边安抚着阿弛紧张的情绪，一边念叨着“阿弥陀佛”，阿弛紧闭双眼，随着一阵水声，红鱼就扑腾进了后海，它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一头钻进了水草里。

老四的视力很好，一下就发现了水中活泼的小窜丁，他指着水面，激动地向围观放生的人群喊道：“这鱼就3两儿，青色的小个头，长不大的。”

以老四往年的经验来看，下午摆摊最多还能撑半个月。隆冬时节，等到气温跌破冰点，什刹海完全冰封之时，一年中的“放鱼休业季”就真的来了。

不卖鱼的时候，老四会在小区门口重拾旧业，继续摆摊。“把家里还有的存货拿出来，能卖就卖，卖不出去我就自己留着。”

老四已经有十余年没再来过红桥市场了，他不知道那里早已建起了高楼，唯一记得的只有每月进货时都要花两毛粮票买的门钉肉饼，“一口咬下去都流油，现在都不正宗了，还要8块。”

秦爷和喝了酒的过路人

老四的生意是一门靠天收的行当，艰辛仍是维系生计的常态。

立冬后的一周，同样是周末，老四的生意差得出奇。零点前，一单都没能卖出去。

“除了风力七级以上，气温三度以下，我天天都来。”过了十一月，老四都会套上两双袜子，开始下半夜的营生。

一个中年男子路过老四的摊位，瞟了瞟放在盆前的卡片，微醺着打趣，“放生鱼，这能吃吗？”浅浅一笑，嘴角溢出不屑，还没等老四反应过来怎么接话，他干了一口手中的啤酒，丢下一句“放什么鱼啊，你把我给放了吧。”接着一个踉跄，就走了。

不知是不是成心的，半个脚印留在了“放生祈福”四个字上。

不过老四也没当一回事儿，今晚生意不行，他不愿再错过任何一个过路人，顶着寒风继续叫卖着：“放生鱼吗？一元一条。”

老四知道，这个点在后海最不缺的就是喝了酒的过路人。

但是他憎恨醉成一滩烂泥的人。“有的醉鬼买了鱼，把鱼摔在岸边的台阶上。”老四信佛，每月都有去雍和宫祈福的习惯，求佛祖保佑七成的鱼能活下来。

“这种人，一年也碰不到两回，那一次之后，酒鬼来一个我赶一个。”自此每一个在这里放生鱼的客人，老四都会让他们念一句“阿弥陀佛”。

“放生就是要让它能活，不然没有意义。”这是老四干这一行的原则。

眼看快到零点了，却只卖了十块的鱼，连四十块的本钱都没回来。夜越深，天越冷，人就会越少。

老四有些急了，他站起身，伸出手，甚至想拉住偶有路过的年轻人，但他那一副拾荒者的打扮吓坏了不少午夜下班的卖唱艺人，他们躲开了老四，裹了裹加厚的羽绒衣，加紧了步伐，离开了。

老四就着冷光，摆弄着盆里的小鱼。路上的人很少了，两位飙车的年轻人把摩托停在了老四的摊边。

走投无路，眼看今天就要亏本了，老四开始慌了。

头顶一盏探照灯，一根足足有三米长的大抄子，老四喊住了后海捞鱼的“老江湖”——秦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他问路过的秦爷要了一只龟，把这只“大块头”和一元一条的小泥鳅放在了一个盆里。

后海，是北京的古海港，旧时有漕运的功能，靠水吃水的人不在少数，秦爷就是其中之一。别说是龟还是鱼，只要被秦爷看见了，百分百能抄上岸。

听老四说，秦爷住在后海南岸大槐树旁的平房里，家里还砌了一个池子，专门放他捞的鱼、龟、泥鳅。每到冬天，他会用大塑料布全都给罩起来，就跟冬天暖棚种菜似的，留一个小口，供鱼呼吸。

老四从秦爷那里买的乌龟

老四和秦爷不算太熟。几年前，秦爷也曾向老四推销过生意，他游说老四：“在我这儿买的鱼，你直接搁盆里就能卖，你要是去市场买，还得拎着桶水。”但老四嫌秦爷的泥鳅太贵了，“他们论盆卖，他们收的这泥鳅是20块一斤，我到市场买的泥鳅一斤就10块钱。”

后海的“放生文化”由来已久。位于后海北沿鸦儿胡同31号的广化寺，作为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每年的腊月初八（释迦摩尼成道日）都会给佛教信徒免费施粥，并沿袭着大型放生的传统。

每月逢初一和十五，广化寺都会举行法会，并向香客开放[5]，秦爷就会趁着这两天把积累了一个月的渔获卖给寺门口专门收泥鳅的人。

“广化寺有一女的，她蹬着三轮车把鱼给信佛的人送到河边上。”老四说，“她最小的盆都有我的盆十个大。”

老四心里盘算着，龟比鱼好卖，秦爷这里十元一只的龟和市场价基本持平，不算亏。要是下半夜能把这只龟卖出去，就能把买鱼的本钱赚回来。

老四找来一个纸板，歪歪扭扭地写上“放乌龟，三十元一只”的字样。

凌晨三点的后海只剩下老四和远处连夜赶工的施工队。

老四冻得直打哆嗦，眼皮也直往下耷拉，他带上一双大小并不合适的毛线手套，粉红色的，这是他买菜时经过垃圾桶捡的女款手套。

凌晨三点，老四独守摊前。

又过了两个时辰，老四迎来了这个晚上的最后一趟客人，三个19岁的少年。

他们叼着电子烟，不要龟也不要鱼，热切地嚷嚷着，要听老四讲故事。其中一个女孩儿失恋了，她蹲在地上，泪汪汪地，抬起头看着老四，借着酒劲忸怩地撒娇：“爷爷，我要听你说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并不在老四的故事清单里，但他想起了早年间在美术馆后街的报刊亭看的《大千世界》，里面有不少名人的奇闻轶事。这是一本没有刊号的小道杂志，现已停刊。

“我给你讲一个有关美国少女与德国排长的爱情故事。”老四说得津津有味，但煤气中毒过的他反应有些迟钝，凭借模糊的记忆，七蒙八凑讲了一通。

对于这种以前没讲过的故事，他说得前言不搭后语，总是重复着已经说过的桥段。

“后背上挎着一个冲锋枪，大胖子德国上校一脚把门给踢开了，进了夜总会一个包房的屋里。”“希特勒亲自给这个排长升了团长，给他们办婚礼了，祝他们幸福终生，把这个将军降为排长，还把他发配到了前苏联。”……

老四讲得正起劲的时候，还冒出了几句乱拼的“德语”，年轻人却有些不耐烦了，“大爷，您快进一下，讲重点，咱冻得不行了。”

故事还没听完，远处的同伴喊了声“走了走了，蹦迪去。”姑娘匆忙给了五块钱现金就跑了，年轻人们将赶往夜生活的下一个场。

三个深夜听故事的年轻人

老四还有些意犹未尽，但眼看就要五点了，只能收摊。

他把盆里的鱼都提溜进一只水桶，多余的水被倒入后海。以防大龟把小鱼给吃了，老四还单独拿了另一只桶装乌龟。他动作娴熟，迅速叠起八个空盆，它们分别放入三个袋中，用一片残布系在腰间，径直向鼓楼公交站走去。

路过“李先生”，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饮店，两位老相识喊住了无精打采的老四，“四哥，这么晚才收摊啊，路上慢点儿。”

不用猜，老四都知道是谁，“这个点还醒着的，一位是皇亲国戚，一位是大老板。”五年间，老四对水岸周边的人，都摸了个大概。

烟袋斜街的猫店老板康天佑和醇亲王后裔毓贝勒嫌白天的北京不清净，每晚都会来“李先生”谈天论地。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放鱼，老四与他们结识，得知老四没有手机，收款不便，从那时起他们每晚都会带几张现金，以备老四不时之需。

毓贝勒把老四招呼进了店里，给老四点一杯滚烫的豆浆，“祛祛寒气，别客气。”有的是正蓝旗的局气。

老四归心似箭，他知道，夜班车三十分钟一趟，要是时间没有配好，上一班刚走的话，自己就要在寒风中站上很久。

匆忙灌下毓贝勒的好意，老四双手合十，说了声“谢谢老板，祝您一生平安。”便提起所有家伙，直奔公交站。

老四蜷缩在公交站牌的后面，北京夜里的风大得似乎能把人刮走。

他家住在后海东北边的和平里，直线距离虽不算太长，但他得乘夜10路在交道口东下，再走到交道口南转夜18，才能到和平里北街西口，从公交站走回家还要十分钟。

这样一折腾，加上换乘的时间，大概需要一小时以上。

乘夜班车回家，老四睡着了。

“今天没卖完的鱼明天还得接着卖，本来就没回本，还搭上了一只龟。”老四心中一片惆怅。

苏式筒子楼

和平里——北京东城区的最北端。

老四到家了。和平里7区27号楼。天蒙蒙亮。

推开门，老四的屋子就像一个小型的垃圾堆。

老四屋子内景。床上用来擦手的布，是老四拿邻居给的旧衣服剪的。

散落各处的现金、结了蜘蛛网的瓷杯、打折的夹心饼干、一本从雍和宫拿来的佛法大义……

几颗干瘪的红枣和一袋蒜香花生放在一起，衣柜里塞满了四季的衣服，地上躺着一个供佛像的水盂……

逼仄的八平米里，只容得下一个身位。唯一没有堆放杂物的，就是一块小小的，用来睡觉的地方。

邻居们还没醒。老四的鱼就放在2层的楼道里，盆上还有几张不规则的硬纸板，这是老四给小鱼们盖的被子。

幽暗的走廊里堆满了杂物，老式自行车沿着墙壁靠着，废弃的家具垒在墙角，裸露的电线缠绕在一起，摇摇欲坠，木质楼梯的扶手上刻满了深深浅浅的印痕。

窗是打不开的，结满蜘蛛网的玻璃只作采光用，楼道里通风不畅，浓重的霉味扑鼻而来。

筒子楼内景

这幢楼已经62年了，用的还是苏联的图纸，它见证了50年代中国与老大哥的蜜月期。

房间紧密分列在楼道的两侧，多为20平方米以下的一居室结构，居民共用的卫生间和厨房，中间走廊两端通风，形状如筒子，故得名“筒子楼”。

这是当年单位分给父亲的房，老四和他的三哥一起住。

和老四不同，外人很难听出三哥的外地口音，一口地道的京腔，一头齐耳的银发，精神矍铄，看不出来三哥比老四还要年长两岁。从小就罹患小儿麻痹的三哥，拄着一根实木拐杖，虽然走路一瘸一拐，但眉眼间闪烁着参透世事的通豁。

徐氏兄弟跟随父辈辗转多地，才定居于此。

徐家只有大哥是在南方出生的，父母在北京的第一个家位于磁器口附近，二哥出生后，他们搬到了“沟沿头”，即现在的北京站。

大时代下的地标建设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1958年，刚经过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中国，经济虽已初具规模，但依然处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之下，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央确定兴建十大建筑，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实力与新面貌。

北京站，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工程之一，计划在一年内完工，并定址“沟沿头”。

“沟沿头”属铁道部管辖，是胶印厂的老厂址。

“盖十大建筑的时候，北京站把我们厂给占了。和平里七区的房，以前是林业部的产权。国管局协调两部委，就把我们的厂址安置在了这儿。”三哥说，“党中央一号召我们就都走了，不像现在有钉子户，敢和政府讲条件。”

1969年，老四发生意外后，徐父便一直关心着换房大会的动向。

六十年代，北京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马路边的电线杆上，“换房启事”比比皆是。在迫切的换房需求下，1962年，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和朝阳区房地局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换房机构——换房站。“换房大会”也应运而生。

“北京各区都有房管局，各个片儿有房管所，那时候有换房大会，一年两次。院门口墙上贴的，还有广播里放的，让你哪天去你就哪天去，该去哪就去哪儿，地坛公园或劳动工人文化宫都有。”三哥回忆道。

由于那时都是“公房”，不涉及房子的产权变更问题，办理手续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只要双方互看住房同意后，到市区换房部门办理个换房协议书，再持换房协议书到双方的房管单位变更一下房屋承租人就可以了。

徐家就是在春秋两季的换房大会中，不断挪动住所。

同年，胶印厂位于和平里27号楼的印刷车间搬走。由于苏联房子的特点是墙厚、顶高，筒子楼多采用大框架结构，分割户型灵活，因此这里的大开间加了隔断后经过基本拆改，就用作了员工宿舍。

考虑到刚改造完的27号楼是新楼，有暖气，清洁又安全，徐父便带着全家搬离了东堂子胡同，来到了和平里。

这是徐家从平房到楼房的跨越，这一住就是51年。

大哥二哥均已成家，很早就搬出去住了，父母过世后，老四和三哥图个自在，至今都不愿娶妻，两个老单身汉，搭伙过着日子。

“把你家的房哪个区，想要什么朝向的，多少钱，挂个牌儿，全是自发的，到时候双方一达成，房管所给你出具证明，就成了。那时候不能买卖，这是国家无偿给你的，这房子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三哥无奈地摇了摇头。

1994 年，国管局对和平里进行住宅改造，马路南边的三至六区都改建成了高层单元式楼房，还有了绿化。[6]

“27号楼是1958年造的，已经62年了，按国家规定，居民产权是70年。”曾经的舶来洋楼成了如今的“老破小”危楼。

老四渴盼着八年后的回迁，他常念叨着:“再熬八年，等回迁了就有32平了，到时候我再把屋里的东西归整好。”

灶台上的可口可乐

简陋的居住环境里并不缺温情。

这栋楼的住户多为漂泊的租客，说找卖鱼老四，大家都认识他。

这里没有物业管理，楼里给每家每户自发给附近街道的清洁工人17元，让她定期来打扫一次，这是老四最先发起的号召。

“果果放学了啊。”老四把一个气球递给了一个五岁不到的孩子。这是他早上买鱼的时候在超市免费拿的，不花钱的东西对老四来说总是有吸引力的。

“快叫爷爷。”果果爸爸一边拿钥匙开门一边跟老四寒暄着，“四哥昨天生意怎么样？”

“赚了八十。”老四蹲下身子，一边逗果果一边回答道。

筒子楼里的邻居们常说：“老四做三哥的拐杖，三哥做老四的智囊，他俩一互补吧，就完美。”

老四和三哥过得简单，但并不将就。

三哥腿脚不便，不常出门；老四生性爱玩，一般买菜都是他去，掌勺就交给三哥来。三哥一直秉承着徐家的传统——分餐制，很少做整鱼整鸡，都剁开弄碎了，好分配，吃几块夹几块。

“不像别人家，饭做好了，就跟鸡狗刨食似的，你吃一嘴，他吃一嘴。我们家每个人都要各自的碗筷。吃多少饭拿勺子往自己碗里放，不能扒着吃。”这是他们家父辈就定下的家规，“我们小时候就有规矩了。家里来人了，小孩一边待着去，哪儿有你跟老爷子碰杯喝酒的事儿呀，我们上班那阵儿抽烟还得躲着呢。”

四户公用的公共厨房

三哥还为老四卖鱼提供了周全的后勤服务：不仅播报次日的天气情况，出发前三哥还会把老四要喝的茶水烧上，削上一根黄瓜、两根胡萝卜，装上若干小番茄，放进食品袋里。

除了三哥准备的果蔬拼盘，老四还有一天一瓶可乐的习惯，“我可以少喝一瓶水，但我不能一天不喝可乐。”老四讲究的很，他嫌百事可乐太甜了，向来只喝可口可乐。

楼下的小卖铺里，老四拿出一大袋现金买可乐。

脏乱的灶台上，1.5升的可口可乐插在几根莴笋和胡萝卜中，老四用积攒下来的500毫升的空瓶灌了满满一瓶。

开了三天的可乐基本已经没气了，但老四十分得意，这一大罐够他喝上三四天。

那些提着空桶回家的次日早晨，老四一般10点就会起床，洗漱完就赶着去早市买鱼，否则过了12点红鱼就很难买到了。

和平里西街119路转27路六铺炕下，四十分钟后就可以到达新民菜市场。

那里的鱼分成两种，除了老四常买的锦鲫和泥鳅，还有热带观赏鱼，早年跟着父亲养过墨龙睛的老四，熟悉鱼的习性，娇贵的鱼种放进后海难以成活。

深谙水温对鱼的重要性，入冬以后，老四会接几瓶自来水放在过道里。“水接出来放一段时间水温会高一些。”管道里直接出来的水太凉，老四怕冻着鱼儿。

老四在厨房里给鱼换水。

老四卖鱼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讲究，五年来的经验让他把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

他一般会带八个盆，分别装不同价位的鱼，最开始的时候一个个拎着，好心的客人让他找一条绳子捆着袋子，这样好拿，可以系在腰间的斜挎包上。

他还喜欢吃甜食，每晚去后海还要带一包榛子巧克力味甜酥夹心饼干，这是楼下小卖铺促销的时候买的临期食品，买一赠一。

这时茶水也开了，炉子“滴滴滴”叫着，一壶茶水可以分装进三个瓶子里。特别的是，老四还灌了一杯自来水，这是为后海的醉鬼准备的，他嘀咕着：“后海酒吧多，喝醉的年轻人常常问我借水洗脸，我盆里的水脏。”

由于老四没有手机，他每日都要带上一个食品袋，里面装着一百五的散钱，用于现金找零。

他把塑料袋用力地压进内层衣服的口袋，小心翼翼地拿回形针别住口袋缝，再套上一件过膝的大衣，“这件外套是我在垃圾桶里捡的，别人不要的我看不脏，卖鱼的时候穿。捡的衣服长一点，膝盖保暖。”

不在夜间卖鱼的时候，老四一般会穿得短一点，他常说“衣服好不好看都一样。”

老四把所有和卖鱼有关的东西都装进了袋子里，准备出发。

老四去后海并不专门带板凳。几年来，他都坐在一个特结实的奶粉瓶上，这是隔壁有娃的邻居给的。有的时候老四还会把不消停的大泥鳅放进这个封闭的筒里，便携，一拎就走。

带上齐全的食粮和“设备”，老四都会在204的门前立正站好，正经地挥挥手，喊一声“三哥，我走了。”

叫花子朋友和丽娟

这五年间，除了生计，后海带给老四的，还有从未体验过的满足。

老四早在16岁的时候就想游历全国，并沿途发表演说，最终收复台湾。

“从天安门出发，我要带着我的团队走到天津，走到山东，走到甘肃，走到云南，走到西藏，再走到东北，这就离台湾不远了。”老四对中国的版图没有概念，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地名都是他向往的，也是他未曾涉足的。

他至今都没有出过北京，甚至以为台湾远在东北。

老四的梦想是荒诞的，惟有一腔热血，他表示凡是他所到之处，都要插上大一统的旗帜，老四高呼着：“中国，不能少了台湾！”

大家都当他是疯子，只有后海的两个叫花子响应他。

老四说这两个叫花子挺年轻的，看样子都不到三十岁，再凉的饭菜、再冷的水他们也能喝，还从不闹肚子，只是他们宁愿乞讨也不愿劳动。

“他们娇气得很，他们只吃带肉的包子。”老四同情比他还穷的人，除了肉包，老四还请过他们吃宫保鸡丁。

他们愿意加入老四的队伍，前提只有一个：一天一瓶二锅头加一个肉包子。

老四拒绝了，他不愿承认自己供不起这俩好吃懒做的叫花子，他不屑地叫骂道：“真没出息，丢中国人的脸。”他盘算着，“如果我有手机，我会用地图，我一个人从天安门出发也行。”不过也没见他真的付诸行动。

“帮我打一个星期的水，我就给他俩一人买一瓶二锅头。”老实巴交的老四也有得意的时候。

老四的爱国颇有些盲目，狭隘的民族观牢牢地根植于心底。老四卖鱼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可以宰外国，不能黑中国。”看见老外，老四一般会多要一点。

“之前有一对法国夫妇请我吃大餐，我只点一个菜，我还免费带他们去逛景山，跟他们说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但是小日本就不同了。”老四一板一眼地量化宰客的尺度，他的心里有一个隐形的价目表。

老四不喜欢日本人，“那前儿有个日本女人说她爸爸是中国人，特意看紫禁城来的，为的是瞧故宫。我看她有中国血统，更何况放生不分国界。”

本想把价位抬高一百，犹豫再三，担心日本人放生的鱼活不了，就只多要了四五十，他觉得也够了。

老四爱国，内心深处总幻想着自己是个驰骋沙场的爱国将领，挣脱小人物的命运。

位于海淀区北三环中路77号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对年轻的老四曾有过极强的吸引力，这里一年四季都站满了等待上戏的群演，老四就是其中之一。

1996年开拍的抗日动作电影《浴血太行》让老四跃跃欲试，但母亲觉得抗日片爆破场面太多，老四脑子不灵光，担心他有人身危险，一直没同意他去。

老四每每想起这一茬，心中都充满了遗憾。

因此每当老四绘声绘色地讲好一个故事时，都会常常分饰两角，情节高潮时还忍不住手舞足蹈，极强的表现欲体现出他对表演的渴望。

“《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是我的偶像。”在抗日题材影视作品中加入喜剧元素一直是老四未了的心愿。

除了老四的群演梦想，母亲的保守观念也限制了老四对爱情的向往。

一直未婚的他，心中藏着一段往事。二十多岁时他曾倾心过一个女人，一个比他大、还带着一个孩子的二婚女人。他们芳心暗许，却并不被家庭所允许。母亲警告他，“不管你叫爹的娃以后不孝顺。”

其实老四并不在意这个女人的出身，他常说：“丽娟不抽烟不喝酒，蛮好的。”但出于对母亲的尊敬，老四并不敢把这段感情发展下去，“年轻的时候我妈还让我相了几个，都没看上。后来觉得一个人也挺好。”

老四对女人的长相有一定的要求，他不喜欢脸上有痣的。

疫情期间老四结交了一个新的异性朋友，他们约会过，去北海公园散步。

“香山下面有一个满族村，她还是镶白旗呢，但她的指甲足足有这么长，不仅喝酒还抽烟。”老四用两根冻得通红的手指比划出两个指甲的长度，厌恶地摇头，“跟皇太后似的，我告诉过她，不卫生，有细菌，她还不改。”

老四想找一个贤惠的女人，善良，是他择偶的第一标准。在他眼中，这个满族女人养指甲、抽烟、喝酒都是不淑的表现。

“她主动亲我，但我一天都没看上过她。”年过半百的老四口气里满是不屑。只是寒风掠过，身形高大的他也显得有些单薄。

···

2020年11月21日，北京迎来今冬第一场雪。

后海多了不少来看初雪的年轻人，酒吧里唱的还是李宗盛的《凡人歌》。

老四休业了，他站在熟悉的楼道里，裹了裹棉袄，望着筒子楼外来年的春天。

（文中图片均为记者胡尧拍摄。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老四、三哥、康天佑、毓贝勒、阿弛、秦爷、丽娟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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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贾晓燕.回顾北京采暖发展历程，目前清洁能源供热比重已达98%以上[N].北京日报,2020.

[4] 陈曦.特色经营——批发企业的生存、发展之路[J].中国商贸,1998(05):3-5.

[5] 张恒艳.北京广化寺的护法组织和居士生活[J].宗教社会学,2014(00):90-104.

[6] 张喆.基于场所精神的生活性街道空间设计研究[D].清华大学,2017.

责校｜任蕴佳 刘婉晴

美编｜王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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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寒冬夜行人：我在后海卖放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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