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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主要决定了英国命运？

2021-02-05 11:5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欧洲造就了英国。欧洲的压力促进了英格兰这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联合王国的形成也是如此。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一直是由欧洲大陆的局势决定的。

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欧洲几乎总是不列颠群岛安全的最大威胁。英国皇家海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主要职能，是国土防卫和欧洲部署，而不是向海外投射力量。尽管发生了重大的技术变革，从新的造船技术到飞机的发明，再到核武器，陆军仍然占据着首要的地位。

直到18世纪末，海军的优势并不能让英国免遭入侵。20世纪，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受到了陆基飞机的挑战。此外，为了应对从路易十四到希特勒的各种挑战，英国也一直很注重维护海军和空军优势，这一优势依赖英国如何防止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以及避免这种国家在海上或空中建设方面超越英国。

对英国来说，欧洲总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早在英联邦还没有构想出来的时候，埃德蒙·伯克就提出过“欧洲国家”的构想。

正是出于欧洲方面的考量，英国才去征服了英帝国，因为殖民地可以为英国提供它在欧洲大陆所缺乏的人口和经济实力，阻止它的对手获得这些实力同样重要。相应地，英国也通过控制欧洲均势获得并维持住了它的海外帝国。

当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却是一个始于欧洲、止于欧洲的循环。当英帝国在二战后成为欧洲和世界的棘手难题时，它便解体了。简而言之，没有欧洲，就没有英格兰王国，没有联合王国，没有大英帝国，也没有“去殖民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欧洲的挑战在本质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一直都是战略性的挑战。在中世纪，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法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是西班牙；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再次成为要敌；在19世纪中后期，敌人是沙皇俄国；在20世纪中前期，首先是德意志帝国皇帝，其次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中间还经历了柏林墙倒塌后短暂的中断期），俄罗斯的威胁卷土重来。

意识形态通常也是一种威胁：从中世纪的大陆异端、16—17世纪的“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它也成为专制主义和大陆暴政的代名词）、18世纪末的雅各宾主义、19世纪的欧洲大陆专制主义、20世纪的左右翼极权主义到如今夹在难民中进入欧洲的宗教恐怖分子。由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都在不列颠群岛内部拥有或多或少的拥护者，因此外部威胁被进一步加剧了。

此外，欧洲也深刻塑造了英国国内政治。数百年来，这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起初，辩论者讨论的是如何保护英国不受外部攻击，特别是来自法国和苏格兰的攻击。后来，他们的焦点变成了是否维护以及如何维护英王对法国王位的主张。

16—17世纪出现了一些争端：如何在新教和议会自由曾遭受严重摧残的欧洲寻找保护它们的最佳方式？这些争端取代了上述讨论。从18世纪开始，英国人在维持欧洲均势的最佳策略上总是意见不一。

当时占优势的辉格党正统派在欧洲大陆上指望着联盟和军队；托利党和激进的异端分子则呼吁在欧洲保持更大程度的克制，应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海军和殖民地上。当然，事实是两者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辉格党人也经常是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尽管是出于欧洲的原因），就像许多托利党人也远非粗暴的孤立主义者一样，并且他们经常对欧洲有充分的了解和关注。

在这些辩论中，有些人主张英国对欧洲大陆进行军事干预，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政治，而另一些人则出于实用主义和原则的考虑，强烈要求英国置身事外。这两种观点在今天的两大政党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很多英国君主及政客的职业生涯也都是由欧洲大陆事务决定的：迈克尔·德·拉·波尔于14世纪末遭到弹劾；100年后，威廉·德·拉·波尔因在百年战争期间丢掉英国在法国的领地而遭到弹劾；玛丽一世因失去加来而名誉大损；斯图亚特王朝因未能保住德意志的新教事业或遏制路易十四而覆灭；沃波尔因拒绝（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中）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反抗法国而下台；在18—19世纪还有许多内阁官员下台；20世纪90年代，撒切尔夫人因约翰·梅杰的考验而放弃了首相一职。

同样地，脱欧公投也决定了首相卡梅伦的命运。此外，英格兰的内部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是面临欧洲施加的压力而产生的：从为了换取和平而向维京人交纳的丹麦金、17—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战略到为资助与法国的战争而第一次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再到20世纪的“战争国家”和“福利国家”战略。

因此，英国一直是欧洲的一部分，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在这本《千年英欧史》刚开始的时候，主要的框架是北海，北欧海盗曾经渡过北海袭击英格兰。在中世纪，大部分英格兰国王在法国都拥有领地，因此法国海峡港口被许多人视为英格兰王国防线的一部分。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英格兰人对低地国家产生了密切而持久的兴趣，许多英格兰人认为这里是英格兰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囿于领土层面的关心逐渐发展成了对以德意志为中心的欧洲整体均势的关注。总体上来说，英国的历史一直都是在欧洲的背景下、在与欧洲大陆的共同经历和冲突中展开的。数百年来，它塑造了一部分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核心。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英国也经历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尽管经历的时间点和强度有所不同。

如果说欧洲造就了英国，那么英国也造就了欧洲。英国塑造的欧洲符合英国的利益，并且越来越向英国的形象靠拢了。英国人的军事存在和声誉在欧洲大陆通常是殊难轻视的：13世纪，贵族将税款投入骑兵突袭中；在阿金库尔战役、敦刻尔克战役、布伦海姆之战、德廷根战役、滑铁卢战役、克里米亚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均取得了胜利；在北约的框架下，它在欧洲也发挥了自己的威慑力。

英国的许多胜利，甚至大部分胜利，都是靠联盟伙伴的帮助取得的。英国的实力也因此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自17世纪末以来，在一些解决欧洲纷争的协议中，英国扮演着重要的且经常是决定性的角色。从《乌得勒支和约》正式将“均势”原则写入条约到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定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版图，再到今天关于欧盟的各项条约，都证明了英国在提供欧洲的解决方案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此外，英格兰和后来的联合王国也看到和意识到了它需要保护意识形态安全：16—17世纪，它致力于捍卫新教的利益；18世纪，它在保护欧洲的“自由”；19世纪，它奉行自由主义；20—21世纪，它投身于推行民主。英国通过一系列《联合法案》在欧洲取得了它最大的领土范围，但从那时起，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扩张程度变得更大了。

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王国，在欧洲都是“独特”的存在，虽然任何历史都有其一定的“独特之处”，但英国并不是这种简单意义上的“独特”。英国的欧洲故事不仅是独立的、与欧洲大陆的故事是平等的，而且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无害的。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但绝非武断的结论。英国的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机缘和处于大陆西缘的地理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处德意志和俄罗斯之间的波兰人生来就是不幸的，在20世纪，他们又被夹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但英格兰人和英国人的运气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开创了两种创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一是拥有议会制的民族国家（虽然议会代表权是选择性的），二是基于议会合并的跨国联合的概念。这一模式已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文化圈的民主国家采纳，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所有这些幸福的政体根本上都十分相似。

毫无疑问，它们有自己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欧洲大陆过去和现在的问题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在过去的500年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欧洲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苦难：从专制主义、雅各宾主义、拿破仑独裁、纳粹主义到如今本意虽善却仍遭破坏的欧盟。

简言之，欧洲大陆在1945年之前就失败了，即使是现在，欧盟依然是失败的，只是程度稍好而已。与几乎所有其他时不时被占领或瓜分的欧洲国家不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王国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欧洲政治的主动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确出类拔萃。

但是，这不应该成为英国必胜主义的理由。欧盟不是英国的敌人，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现代版的神圣罗马帝国，也许它是不幸的、非官方的，但并不邪恶。它需要帮助。欧洲计划的失败、现行大陆秩序的崩溃，对远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国家及其民众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打击，而英国也会像以前一样，面临失败所导致的风暴。

只有当欧元区接受历史教训，并借鉴英美模式去实现完全的议会制跨国政治联合（欧元区联邦）时，上述不利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欧洲只有创造一个新的带有辉格党色彩的国家，创造一个在国内保持自由和经济稳定，在国外强大有力、与英吉利海峡两岸以及其他半球的伙伴兄弟同舟共济的国家，才能使欧洲大陆得以驾驭它如今面临的众多挑战。

如果这种理想能够实现，那么英国的人民将不仅通过他们的努力在欧洲拯救自己，而且将以己为榜样拯救欧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