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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的入海口——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的历史关照

汪洋（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2021-02-22 15:52

来源：澎湃新闻

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其他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往往是通过战争了解到什么是“近代化”，如1840年和1856年中国经历的两次鸦片战争，再比如1853年日本经历的“佩里叩关”事件。从时间上来说，中国遭遇“近代化”的冲击比日本要早，部分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也要早，梁廷枏著《海国四说》，魏源编著《海国图志》，均为国人乃至东亚之先觉者。今人观史多简括，只关注年代先后，不清楚具体过程，常不解日本国何以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后发先至。

第一次鸦片战争，“天朝”虽然惨败，又割地又赔款，但“老大帝国”对危机的感受是仍可控的“疥癣之疾”，未伤及国本，也没直接影响到满清朝廷最核心的利益，所以并不至于改变当时的主流观念和社会框架。梁廷枏、魏源等士人身处边缘、职位卑微，并没有政治话语权；即使是被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文忠公亦影响力有限。何况，彼时的中国还没有大众媒体，无论是外敌入侵的危机感还是知识分子先知先觉的声音，都难以突破固有的地域界限和社会圈层获得广泛传播；所以，谋求“近代化”变革的观念不可能成为“老大帝国”朝野上下的共识。

而日本显然是从“佩里叩关”这件事受到心灵震撼，从边缘到中心，从诸侯到皇族，从底层民众到士人阶层普遍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并迅速达成了推翻幕府、寻求变革的社会共识。这期间的信息传播路径和国民心理变化过程更值得今人重新审视；或许恰恰因为日本人对危机的感受完全不同，他们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愿望也才更迫切。当然，日本的变革阻力小，跟地域狭小、资源贫瘠和社会结构松散也有一定关系，近代思想家多从国民性的角度为中日做比较，这仍类似于一种现象描述，并不如从地缘、社会、体制、以及历史场景和信息传播的角度去思考，更能获得让人信服的答案。

有趣的是魏源等人的著作流布海外，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资源，然后出口转内销才被国人逐渐重视；而“老大帝国”转变态度的精神动因，实则是“内忧外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内忧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生死存亡面前，主政者才会有谋求变革的动力，所谓“同治中兴”或“洋务运动”也是因此应运而生。“洋务运动”始于19世纪六十年代初，终结于九十年代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的说法是“日清战争”），其影响力其实一直持续到1900年的“庚子国变”。“洋务运动”在鼎盛时期所取得成就，对内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并发展了最初的民族工商业，对外就是取得了中法战争的胜利。从清王朝自身视角来看，这应该是最后七十年里唯一的一次抗击外国侵略的胜利，而刘铭传在台湾的抗法功迹，属于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2020年底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因为史料扎实严谨、叙事精彩生动、表现形式新颖而成为去年最受市场欢迎的纪录片作品之一。全片共分四集，分别为《出山》、《较量》、《重任》和《遗恨》，生动详尽地再现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率领军民击败法国侵略者，并且在战后建设台湾的故事，分析了刘铭传的军事策略、经济思想和“近代化”观念。该片在画面呈现及声效设计上的创新也值得称道，以百年前法国出版的铜版画和清朝手绘图为蓝本，严格按照当时留存的珍贵照片对人物肖像、战争地图、军队战舰、历史场景等进行准确的动画复原，从而为影像史学的表达做出了有益尝试。因为年代久远，真实影像往往不可得，历史纪录片有时的意义或许并非只在于追溯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而是通过对历史现场的“扮演”，让我们对历史建立更具体更细腻的感知、想象和诠释。

对于洋务运动中后期的“中法战争”，传统的主流历史叙事容易简化为反抗者与侵略者之间、传统民族国家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以弱敌强、转败为胜的一场战争，这种描述当然是符合部分历史事实的。法国人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带有殖民侵略性质的战争，所以清王朝的自卫和反击具天然正义性；从战前来看，清军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台湾的军事装备、管理体系、将士素养、战术思维等方方面面的实力都逊于法军。关于清军是“大胜”、“小胜”还是“惨胜”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议，但迫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导致法舰队司令孤拔客死他乡和法国撤军，保住了孤岛台湾，捍卫了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只限于这样的表述并不足以解释清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和历史价值，通过《刘铭传在台湾》这部纪录片，我们可以对史学界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有效梳理，从而对这一段历史建立更理性客观的认知。

首先是关于刘铭传率领军民保卫台湾的战争过程。

从将士素养的角度来看，刘铭传统属部队中的核心骨干是“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淮军余部，这已经是个“半近代化”或“准近代化”的军事组织。他们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洗礼，有足够的实战经验，组织化和军事化的程度也颇高，所以较少出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那样的溃败场面。

从军事装备的角度来看，海军和陆军的情况截然不同。马尾海战，虽然法军统帅孤拔的舰队“不讲武德”，“搞偷袭”，但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取胜的关键因素，还是舰船级别、武器装备和战术体系等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基隆之战和沪尾（淡水）之战的初期，法国海军基本上牢牢控制了海上的主动权。不过，在法军舰船大炮射程以外的内陆，双方使用的枪械就没有天差地别的距离了。清军的问题是装备数量的匮乏和“近代化”的作战训练有限，却拥有人数和地利的优势，至少不再像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纯然是冷热兵器之间的较量。

从战术策略的角度来看。刘铭传对于海防炮台的战力薄弱显然有预判，所以基本战术策略是在己方熟悉地形的内陆和山地骚扰、伏击和消耗敌人。这种战术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前有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率领的军民在丛林山地狙击、消耗英军，最终取得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后有毛泽东化整为零、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理论。他们之间没有先后继承关系，但共同特点都是对实际战术规律的尊重。

从群众动员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刘铭传守台湾，还是冯子材守镇南关，中法战争中清朝官员的群众动员可能是晚清七十年里做得最好的一次。地方士绅望族和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能够部分缓解兵员、补给和后勤保障的问题，还能让守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最重要的当然是统帅的决策能力了。刘铭传的一系列战术策略和弃基隆、守淡水的战略转移在今天看来或许平淡无奇，但在当时不仅是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乃深具胆识之举，而且已经蕴藏了“近代化”的作战思想。

中国以往的海战、海防和陆战思想是一体的。因为假想的敌人只会正面强攻，所以就要分兵据险而守，层层修筑城墙和炮台，进行正面对抗——这种作战思路的目的是御敌于国（城）门之外。但是西方列强的舰队，水上移动速度快，不可能停泊于一处心甘情愿做靶子，炮舰的射距也更远；而中国配备的大炮往往是位置固定的，移动艰难，射距也有限，在实战中的作用就大打折扣。

从作战思路来看，西方军队（舰队）的目的是有效歼灭对方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急着长驱直入，正面突破由防守火力构成的防线；而是像拔钉子一样，一个一个摧毁敌方的火力点。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和法军还多次采取迂回的策略，派遣登陆武装绕到炮台后方发动偷袭，每逢炮台一旦失守，清军大多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力量。

孤拔时代的法国海军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又不一样，已经更接近于现代的海军编队。不仅仅是真的“船坚炮利”，而且拥有铁甲舰、巡洋舰、炮舰、通讯舰、运输舰和鱼雷艇等多个舰种，能够互相配合作战，所以在海上和沿海都拥有绝对的优势。

敌强我弱，刘铭传至少做对了三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是在海防失守的情况下，把作战重心放在了内陆山地，并组织了有效的防守、伏击和反攻，挫败了法军的士气。其二是弃基隆守淡水，突破了传统的分兵距守的思路，集中有限兵力获得局部的兵力优势，消耗、歼灭和牵制敌人。其三是对敌强我弱的总体格局始终有清醒认识，却对战局发展有自己的判断。法军毕竟劳师以袭远，时间一久，兵员、补给等都会成问题，只要能把战局拖延下去，就有希望迎来转机。事实证明，刘铭传的判断和决策是正确的，命运这次也没有站在法国人一边，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没多久病亡于澎湖列岛，法国人希望对台湾“据地而质”的打算最终落空。

我们不难发现，这场战争并非全然是一场“落后”战胜“先进”的战争。虽然刘铭传作为清军统帅发挥了重要的个人作用，但中方所取得的胜利并非是“神话”或“奇迹”，而仍然可以用近代之后的战争理论进行解释。饶有趣味的是，在此后的历史叙事和民间故事里，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对于中法战争的戏剧化描述，类似于中国传统戏曲和小说的演绎。

例如刘铭传如何用计策瞒过孤拔偷渡台湾，如何使用“激将法”督帅众将取得淡水之战的胜利。在战局的另外一边，关于“镇南关大捷”，今人未必了解战争的真实过程，但是能记住七十多岁的老将冯子材如何手持长矛冲锋陷阵的场景。在谅山前线刘永福的黑旗军里，还有一位随队军医，此后名声大振，甚至成为近百年来华人抵抗外侮的电影形象，此人叫黄飞鸿，他的传奇长盛不衰，足以佐证人们对中国功夫战胜洋枪洋炮这种故事的热爱。

这些事情的真伪或可考据，但是被选择性放大、流传、演绎却是耐人寻味的，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近代化”（或现代化）显然仍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刘铭传在台湾》的最后一集《遗恨》，着重介绍的是刘铭传建设台湾的过程，关于这一块儿的内容已经有不少文章予以介绍，不外乎行政建设、财税建设、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交通通讯建设以及民族政策等等；但结合纪录片内容，最值得称道的是刘铭传经略台湾七年的“近代化”思想。

其一，欲求强，先求富。刘铭传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官员显然更懂得常识：打仗需要钱，建设也需要钱，所以要扩大税源，还要吸纳和汇聚中外资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其二，尊重科学，博采众长。为了能够激活基隆煤矿，刘铭传不仅引进民间资本，甚至将煤矿交给外商承办。同时，引进西洋教官，培训军事力量；聘请德国技师，指导军工厂建设。

其三，主动拥抱“近代化”。无论是修造铁路、电报，还是兴办新式学堂，其目的都是在台湾播下近现代文明的火种。因为建设台湾居功甚伟，刘铭传后来被称为台湾的“近代化之父”。

其四，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而未雨绸缪。刘铭传应该是较早意识到日本的野心和威胁的清朝官员，所以他在台湾七年苦心经营的诸多军事项目和建设项目都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历史事实后来证明，他的预判非常正确。

可惜的是，刘铭传虽然改变了台湾的局部现状，却不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清王朝的思维固疾和体制惯性。清王朝在中法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唤醒了固步自封的心态，朝野上下失去发展动力，放慢了追求近代化的脚步。外部危机一旦解除，“老大帝国”立刻回归内斗和内卷化的政治生态，刘铭传的事业由此终结。

1885年-1895年，东亚近代史上至关重要的十年。对清王朝来说是停滞的十年和失去的十年，而对海洋对面的日本来说却是卧薪尝胆、跨越发展的十年……后面的结果就都知道了，不再重复。

关于中日两国追求“近代化”的过程，我们或可总结的是：无论“弯道超车”还是“后发先至”都应是以谦卑、诚恳、全面地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成果为前提。仅从路径上来看，无论追求近代化还是现代化，没有近路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