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梁启超生日这天，我们跟随许知远的笔触回到茶坑村

2021-02-24 11:3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昨天，#许知远有文化的吐槽#冲上微博热搜，他似乎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红。他自己曾说，“做视频节目，我只花了30％的精力，剩下70％的精神在写一本新书，关于梁启超。”

许知远写梁启超，与其说他试图挖掘梁启超的“反叛精神“，不如说他在寻觅并确认自己与这个时代之间的“反叛”与认同。

在此前与我们的对谈中，许知远说“梁启超也是那个时代的网红”，那么在梁启超生日的这一天，让我们来看看“网红”许知远如何书写“网红”梁启超。

本文摘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第一章。

对于自己出生的年份，梁启超日后写道，是太平天国在南京覆灭后的第十年，大学士曾国藩逝世一年后，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则在这一年于罗马建国。

《三十自述》写于1902年。按照中国人出生即为一岁的习俗，梁启超恰好三十岁，倘若孔夫子的教诲没错，他该进入一个言行恰当、懂得礼数的人生阶段。梁启超的自述与惯常的中国文人不同，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视野，把自己的命运编制进一个更广阔的时代画卷，既与中国内部的兴衰有关，也与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产生联系，尽管他犯了个错误：意大利于1871年迁都罗马，而不是1873年建国。

当梁启超在1873年2月23日出生时，这样想象时间与空间几乎没有可能。他的出生被严格限制于中国的农历纪年方式，癸酉年正月二十六日，这种纪年六十年一循环，暗示着不管是个人轨迹还是历史变迁，都是无往不复的。时间也遵循着政治权力的节奏，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帝国正逐渐从巨大的内乱中恢复过来，与西方外来者达成了暂时平衡，史官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同治中兴”来形容这个时刻。梁启超就诞生于这个短暂的、相对平静的中兴时代。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同样平淡的是他的降生地点。茶坑村是熊子乡的五个村庄之一，整个乡是水面上的一座孤岛。它所在的新会县位于广州西南部，历史悠久，足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与岭南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会不过是南方的一个区域，充斥着瘴气、怪兽与野人，离中原文明遥远之至。它的辖区与名字随着朝代更迭变化，在隋代与唐代，还曾短暂得名冈州，是中央政权从中原不断向南扩展的明证。不过，真正塑造了此地的两个历史事件都与宋王朝的崩溃有关。

1273年，相传宋度宗的胡姓妃子获救于一个商人，藏身于广东北部南雄的珠玑巷。朝廷要派兵缉拿的传闻造成大量居民南迁，新会的很多家族都把自己的源头追溯于此，包括茶坑的梁氏。

这座小村庄横跨梅岭关口，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广东的珠玑里就像山西的大槐树一样，被很多人视作家族的起源。这半神话半真实的族谱也象征中国历史的最坚韧之处，凭借流动的家族力量，南宋得以对抗外族入侵、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另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于五年后，末代皇帝赵昺率20万军民驻扎崖山，建立“行朝草市”，第二年失败后，幸存者便留在了本地。这两个事件都是大的政治事件引发的逃亡，这段不无夸张的虚构历史给予本地人一种特别的身份感——尽管身处帝国的边缘，却以中国正统自诩。

涌入的人口也改变了这里的地理面貌。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大胆猜想，蒙古军队的入侵导致北部山区被抛荒，加速了土地被侵蚀，将更多的泥沙通过北江送入珠三角区域。这一进程与罗马帝国衰落时的景象颇有些类似，地中海山区的土地被抛弃、腐蚀后，山岭退化，泥土也逐渐沉淀到低地区域。

移民们不断填海造田，种植稻米、桑树，原来的沼泽、湿地、森林变成沙田。扩展的田地与不断繁衍的人口相互促进，催生出一个越来越繁荣的珠三角区域。这个进程在16世纪中叶陡然增强了，因为广州、长崎、马尼拉贸易圈的形成，加上欧洲人对茶叶和蚕丝的大量需求，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地区也迅速商业化。

茶坑村的梁启超故居

新会县正建于这块仍在不断扩展的冲积平原上。它离广州110公里，西江纵贯新会全境，潭江横穿其西部，它们在入海口处汇成银洲湖，南海就此展现在眼前。居民在河流、溪水旁筑造小堤基，最初种植稻谷，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兴起，茶叶、蚕桑、红烟、蔬菜、蒲葵与甜橙成为主要的种植物——后两种尤为著名，它们是明清两代的贡品，还远销周边的省份。到了清代，新会已经是广东最繁华的市镇之一，尽管跟临近的佛山、顺德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倘若有人在1873年经过新会，看到的一定是再典型不过的珠江三角洲的景象，大大小小的水路连接着市镇与乡村，比起辽阔的平原与水域，这些城镇与市集多少像是“散落在碟子里的豌豆”。一位叫托马斯（R. D. Thomas）的旅行者1903年途经西江流域，看到成片的稻田，果树、鱼塘、桑树一眼看不到头。在繁荣市镇里，他看到祖祠前竖着旗杆，石墩上刻着获取科甲功名的家族成员的名字，村中还有为风水而建的石碑与宝塔。

茶坑村就是这图景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如今一条大道连接着村口与县城，捞沙填海早已让城郊连成一片，但在19世纪后半叶，西江、潭江与银洲湖汇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落点缀其中，茶坑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岛，而梁启超，就像他自己宣称的，是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岛民。

茶坑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5世纪初，也就是明代初期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的年代，除了篡夺侄儿的皇位，他以派遣郑和出海闻名。梁姓与袁姓依山而居，在溪水旁种茶树，茶坑村便因此得名。这个孤岛因岛上的熊子山著名，山顶矗立着七层高的凌云塔，修建于1609年，离这个王朝的崩溃为时不远。围绕着凌云塔有两个传说，一个说它是为了压制山下有毒的三脚鱼，另一个则是因为此地文风不盛，而它将带来好运气。塔尖设计如葫芦，中空，有大小孔眼排列，一有风吹过，就会发出动人的声响。

凌云塔

梁启超出生时，这个家族已在此居住了超过十五代。梁家声称来自南雄的珠玑里，再向前则追溯到福州。可考的绍祖是1134年进士，曾任福建知府，以孝著称，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造芦草屋守孝，还在周围种植松柏，修建亭子，据说苏东坡为此赋诗给他，并书其亭为“甘露亭”。但接下来，梁家似乎再未产生与之媲美的人物。

梁启超这一支是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定居茶坑村的。村中梁氏分为大井里、羁马里、南兴里、嘉亨里四个不同的宗族，梁启超属于嘉亨里。对这个家庭来说，更清晰可考的祖先是梁毅轩，他出生于乾隆二十年，直到二十七岁才生下唯一的儿子梁寅斋，从推崇多子多福的传统看来，这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寅斋给家族增添了新的希望，一连生下八个儿子，其中老二梁维清是梁启超的祖父。

生于1815年的梁维清给家族带来了起色。这个勤奋的读书人分家时仅得到几分田地、一间砖房，却充满了上进心。他苦练唐代柳公权的书法，最终也考取了秀才，尽管只是科举功名中最低的一等，却已经足以变成士绅阶层的一员，跻身村里的领导人物行列。

在梁启超的描述中，梁维清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一个儒生的作为。他同时肩负知识与道德权力，在村中参与公共事务，将土路修成石路，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他粗通医术，替行人看病时从不计较诊金。在特别的危急时刻，他还卷入平定叛乱、保卫家园的活动中。1854年，陈开、李文茂的红巾军围攻广州，新会的陈松年、吕萃晋起兵响应，围攻会城。各县成立“保良局”来应对叛乱，各乡推选有功名或年长者担任“保良会”会长。茶坑村也陷入骚动不安，“无赖者辄思逞”，梁维清在熊子山下的四个自然村设立保良会，“以故一乡无乱民”。数百年来，整个帝国秩序正是依赖一个个这样的本地士绅艰难维持。

梁启超

梁启超也愿意强调祖父的美德，用千篇一律的文辞来形容他：勤俭朴实，行为缜密，忠厚仁慈，待人周到，治家严格。有桩事迹的确可以多少证明这一点：父亲去世后，梁维清作为一家之主，把财产平分给兄弟，其中一些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梁维清娶了一位官宦之后。妻子黎氏的父亲曾高中乾隆四十六年的探花，死在广西提督的任上，她嫁到茶坑村，多少像是家道迅速衰落的结果。黎氏为梁家生下三个儿子，梁宝瑛最年幼（或许也最聪颖），梁维清宠爱他，竭力传授他读书。比起父亲，梁宝瑛的科举之路更不平坦，甚至连秀才都没考取。不过，生活还不算糟糕，梁维清将二十多亩土地平分给三个儿子，梁宝瑛分到六七亩，自耕自种。他没放弃书本，成为乡间教书先生，自称“舌耕为业”。当时流行一句谚语，“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说明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失意文人的选择。

梁宝瑛娶了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赵氏出身书香人家，祖父曾高中举人。她以贤良孝顺著称，不仅善于女红，而且识字——当时读书是男孩的特权——让她显得很不寻常。她的品德让很多人折服，族中女孩愿意跟随她学习女红，据说村中儿女婚配时，只要女方曾跟随她学过女红，就会赢得“德性必佳”的信任。不难理解，她也是梁维清最钟爱的儿媳。

梁启超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满足与希望，他是这个小家庭的第一个男孩，也是长孙，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注定肩负起与宗族其他支脉竞争的任务。

如同所有孩子一样，母亲在他生活中扮演了第一个重要的角色。赵氏性格活泼、灵巧而富有艺术感，梁启超日后的情感充沛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她也是他最初的启蒙者，教他牙牙学语、读书识字。日后，梁启超批评中国女学不兴，致使儿童们不过在灶膛、闺房这些地方厮混成长，无法自幼学习文化与知识，而他的母亲肯定不属于这个行列。赵氏有一种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意识，梁启超记得自己童年时，不知因何事说谎，终日含笑的母亲突然盛怒，鞭打他数十下，警告他再说谎会变成盗贼与乞丐。这不无诅咒的训诫影响了梁启超一生，以至于他多年后还记忆清晰，始终保持诚实，对他人与自我有一种难得的坦诚。

父亲则是严厉得多的角色。“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梁启超日后说父亲尤通“淑身与济物”之道——“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

在仅存的一张合照上，梁宝瑛脸颊消瘦，额头宽阔，颧骨颇高，有一种随年龄而来的镇定。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过分拘谨的读书人，将科举的失败转化成更深的道德要求，而这道德要求又经常是脆弱的，容易被现实诱惑吞没——这也是整个帝国的特征，在一套高洁、夸张的言辞背后，是一个道德坍塌的社会。日后，他东渡日本，向流亡中的梁启超索要钱款购置产业，甚至以死相威胁，直到梁的学生集资1200银圆，让他得以回去继续购买田产。多年后，梁启超还在劝父亲不要着迷于田产，声称自己宁可买鸡吃，也不买田产。

梁启超

在儒家伦理支配的家庭秩序中，父子关系常陷入紧张与拘谨。梁宝瑛经常因外出教书不能陪伴在儿子身边，还要刻意保持父亲的威严。亲密感反而发生于祖父与孙子之间。梁维清是梁启超最有力的童年塑造者，这个不算得志的秀才把诸多期望都寄托在长孙身上，从三个儿子中选择到幼子家居住，好与长孙朝夕相伴，把自己的学问、感受传授下去。他最初教授的启蒙课本大概是俗称的“三百千”。

从宋代开始流行的《三字经》是大约五百个汉字构成的初级识字课本，三字一行，便于记忆，涉及的内容包括读书、伦理、数目、家畜、五谷诸方面，最初的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中国人对人性最基础的看法。《百家姓》用472个汉字列举出中国最常见的姓氏，其中梁姓排在第128位。《千字文》通常是很多人的第一本教科书，里面包含一千个各不相同的汉字，四字一韵，包括自然现象、历代名人、帝王朝廷、为人处世、农耕、饮食、园林、祭祀等方方面面。这三本书大约两千个汉字，构成了一个儿童最初的文化世界。

充满期待的祖父不满足于只给梁启超看这些启蒙读物。梁启超不过四五岁，就已经开始听祖父讲解《诗经》与“四书”了。教育不仅存于书本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祖父会带孙子们去看庙宇里的古画，给他们讲解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的故事，并指点着墙壁上的画作，说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这又是岳飞出师北征——它们都传达着中国读书人最爱的忠义道理。在北帝庙中，祖父还写有一幅长联：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算，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展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

梁维清尤其喜欢讲述南宋、晚明之事。每年清明，全家从村子里乘舟来崖山扫墓——他们的高祖葬于此地——沿西江而下时，会路过一块高约数丈的巨石，突出在江面上，上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79年的春季，南宋与元做最后的决战，二十万军队卷入其中，战斗持续了二十三天，它的结束与高潮同时到来，陆秀夫背着九岁的赵昺从江中一块巨石上纵身一跃。这充满象征的一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谢幕，在后世很多人看来也是某种文明形态的结束。据说文天祥被囚禁在蒙古战船上，目睹了这场天崩式的失败。汉人张弘范投靠蒙古，成为这一悲剧的催生者之一。

梁启超

晚明与南宋分享着相似的悲怆。船过巨石时，梁维清喜欢吟诵陈元孝的诗句：“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这位明末清初的诗人以遗民自居，认定“满族人”就像四百年前的“蒙古人”一样，都意味着华夏文明被野蛮力量吞噬。每当吟诵时，祖父还会提高声调，声音中充满悲壮。清王朝的统治已近两百年，这样公开地感慨华夷之分不无反叛的意味。

梁启超日后也喜欢把崖山视作故乡新会最光荣的一刻，“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很有可能，流亡中的梁启超因“排满”需要夸大了这种回忆，不过这的确是岭南特有的传统，这里的文人们执着于宋明理学，对忠诚、气节尤其迷恋，始终与某种反叛性相连。

本文节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