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华：进入联合国是最自豪的时刻

2021年是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50周年，北京吴建民公益基金会会长、中国前驻卢森堡大使施燕华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全文如下。

【编者按】

新中国外交70载，许多令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历历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温度。

在新中国七十华诞到来之际，澎湃新闻专访多位曾经代表中国出使海外的大使。他们曾是新中国外交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证者，是祖国实力不断壮大、在国际舞台上愈发“举足轻重”的亲历者，更是在世界多个地区、各个大洲代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实践者……

今天的“国家大使”系列，刊发我国前驻卢森堡大使施燕华的专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进入联合国就是我外交生涯最自豪的时刻。”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消息传回到国内，外交部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了代表团准备出征联大，而当时年仅32岁的施燕华有幸加入了这支队伍，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往事，她仍然心潮澎湃。

从196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施燕华走过了40年的外交生涯，分别出任过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驻卢森堡大使。在结束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之后，施燕华常年在外交部担任翻译工作，曾为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担任翻译。

施燕华自称是“稀里糊涂地”开始了外交生涯，但她切身感受到当时的“中国外交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同法国建交，美国也开始希望同我们接触。（那时候）开始出现一个新词叫‘overhead diplomacy’（越顶外交），”她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回忆道，年轻的她当时还参与了和基辛格秘密接触的翻译工作。

回首一路走来的外交岁月，“我能感受到我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实实在在为国家，这让我感到骄傲。”她感叹道，“现在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外交。”

如今，已经80岁的施燕华还同她的小团队为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的运作不辞辛劳，通过奖学金项目等推进中外交流。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与她这对“外交伉俪”早已为外界所熟知，夫妻二人从最初共同派驻联合国，到之后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合作，留下了一段段“小家与大家相结合”独特的浪漫故事。

一开始连怎么进联合国大楼都不知道

澎湃新闻：您一开始如何进入外交部工作的，第一次驻外工作的前后经历又是怎样的？

施燕华：我第一次进入外交部是1965年，那时我研究生还没有毕业，我们几个同学就被借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

那个年代，中国同法国建交，美国也开始希望同我们接触。（那时候）开始出现一个新词叫“overhead diplomacy”（越顶外交），说的是这些国家同我们接触，甚至已经“拉手”了，而连他们最好的朋友还不清楚情况。

中国外交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这个还没有毕业的研究生就开始了在外交部的工作，后来干脆毕业不毕业的也无所谓了，我连文凭都没有拿到，反正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工作。

我第一次驻外工作是在联合国。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然后就把当时的台湾代表“请了出去”。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都还年轻，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坦白说，还没有什么感觉，我们都在私下议论到底要不要立刻去参加联大。有人支持立刻去，也有人说暂时不去，等下一届联大再去，“不打无准备之仗”，大家那个时候都还没什么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领导人一看有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支持我们，就说“一定要去，而且马上要去”。

我们是在10月26日得到消息的，经过准备，11月11日我们的代表团就抵达了纽约，而我是代表团中倒数第二年轻的。

澎湃新闻：您刚到联合国工作期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时候的中国代表团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施燕华：当时我们派遣了一个先遣组，因为代表团在纽约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先遣组去，找地方，找旅馆。

当时最先住的地方是罗斯福旅馆，一个挺好的四星级旅馆，办公、吃饭都在那儿。美国方面也挺重视的，因为我们去，安全问题最重要。我们住在14层，又做宿舍又做办公室，所以对着罗斯福旅馆的电梯，美国政府给派了警察（守着），一个是为了安全问题，另外也有一点监视的作用。

我们到了纽约后，最先依靠的只有朋友，比如说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等，他们的代表给我们介绍了当时联合国的情况。我们一开始连怎么进联合国大楼都不知道，后来才慢慢摸索、习惯。

我记得当时联合国秘书处是有中文翻译科的，（翻译）人员是之前台湾方面撤离时留下来的，他们要么是台湾来的，要么是美国当地的华侨，文字上的表述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为了能够准确、清楚地表述我方的立场，我们所有的东西就自己翻（译）——我和我师父过家鼎两个人（翻译）。所有中国人、中国代表的讲话都由我们自己翻，不要他们秘书处翻了。后来中文翻译科的人员结构也变了，现在就更不一样了，我们自己培养的北外、上外的学生有不少在里面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进入联合国是我外交生涯最自豪的时刻。

秘密接触基辛格，每个字都要记录下来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您当年参与了同基辛格博士的秘密接触，能否谈谈那时中美之间的交往故事？

施燕华：（笑）有点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基辛格访华之后）尼克松政府想同中国接触，但是（美国）国内有很多反对派，再加上台湾（地区）在美国的势力也是很大的，所以只能绝对保密。

后来（外交）部里决定让黄华大使作为主要的接触人同基辛格（私下）会面，他不在的时候，就是陈楚大使。整个代表团里就他们两位知道这事。

而作为翻译，就是我和我的师傅过家鼎（担任）。很多东西涉及到笔头翻译，他（过家鼎）文字功底很好，而我那时很年轻，口译工作就我去。涉及中美接触的（内容）特别细，发回国内，周总理也看得很细，每句话甚至还要问“英文是怎么说的”。头一两次，我一个人要做中文和英文的逐字记录，一回来就是通宵达旦地干，也不可能那么准确。因为我又要翻、又要记，又是逐字记录。他（基辛格）每说一句，每个字我都要记下来。

跟基辛格的会晤一般都在傍晚，地方都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找的，因为要绝对保密。（他们）找的地方特别有意思，在纽约东区——东区是富人区，东区中部的独栋楼里，像连体别墅一样。进去之后，就（只有）一个人在那儿接待，里面光光的（就）几个沙发，别的什么也没有。再后来，有了一点食物，美国人（晚上）七八点钟吃饭嘛，我估计基辛格过来肚子也饿了，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拼命吃饼干（笑）。

后来我问，基辛格是怎么进来的，他进来别人不会认出来吗？后来他说，是戴了口罩。

我们（接触）不用自己的车，因为自己的车有外交牌照，别人看了会知道是中国大使馆的车。我们用他们来接的车，所以每次对方给我打了电话之后，大概什么时候快到我们代表团（住处）了，我就下去到地下车库，把门开了，直接进去，不需要按门铃。

邓小平对别人的误解不生气，反而能把问题讲透

澎湃新闻：在这之后，您在很长时间都在外交部担任翻译的工作，我们也知道您曾经为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如周恩来和邓小平等担任过翻译，对于这段经历，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施燕华：（笑）邓小平还是比较直接的。我记得他曾经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印象最深的就是邓小平单刀直入，不是用很虚的词糊弄过去。

法拉奇也很厉害，她不顾及面子，她跟邓小平说，“人家说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句话其实是很不礼貌的，我愣了一下，后来我想了一下，还是翻（译）出来了。邓小平一点没有生气，呵呵笑了一下答道：“说我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愚蠢的，赫鲁晓夫我见过。”然后，邓小平讲他（赫鲁晓夫）是怎么样的人，再讲他自己，讲（自己）对中国发展的思路。

他对人家误解性的定位一点不介意，没有生气，反而能把这个问题讲透。

澎湃新闻：您同吴建民大使被称为“外交伉俪”，一起走过和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雨。同样是外交官，你们是怎么平衡家庭生活和为国奉献的？

施燕华：他是法文的（翻译），我是英文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比较多，法语的事情不太多（笑）。

所以（那时）是他在管小孩。我们小孩是周六接，周一送，他管起来还挺行的！给孩子做车扁鱼，就是平鱼（鲳鱼），刺少嘛。那时候买鱼不容易，他就去排队买鱼，给她烧红烧鱼。

他还挺能管（孩子）的，瞎编故事！（笑）自己一边想一边编，出去散步时讲，到家了小孩说“再讲、再讲下去！”他就说“不讲了，明天再讲”，他编到哪就是哪儿。

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上海，我妈妈带她，高中后才回到北京，因为我们两个人没办法，有时候两个人都出差。有一次我们当中衔接不了，她女孩子一个人（在家），那时候也不大。他（吴建民大使）还没回来，我已经走了，就请邻居帮忙看看，饭我给她弄好，蒸一下就好。

外交部翻译室的工作，当时领导人的工作时间都在夜里，所以稿子下来都是十点后，我们两个都要去（外交部），那她（孩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哄她睡着以后，在大床边上垫了很多被子，（防止）让她不要滚下来，就这样关了灯就走了。她胆子也大，没哭，那时候还很小。

澎湃新闻：我们一直说“外交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您有没有过令您印象深刻的失误？

施燕华：大的错误倒没有，就是有一次宴会的菜单出了小错，英文是我翻译的。好像是巴基斯坦一位元首的访问，（我国）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他）。菜单里面有一项罐焖鸭子，应该是“Braised Duck”，我弄错了，弄成了“Bruised”，“受伤的鸭子”，打出来了放在桌子上。我的师傅坐在对面，他陪着的好像是巴基斯坦外长，我坐在他对面，陪着（外长）夫人。他就笑了，说今天我们吃的是“受伤的鸭子”啊。我一看，“哎呀，不得了！怎么会这样的？”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失误）。后来我老是也拿这个跟年轻人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尽管是一份菜单，但也很不好，让人笑话：外交部的菜单弄错了，怎么会这样？

澎湃新闻：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新中国外交也走过了70个年头。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您如何看待我们当前的中国外交？

施燕华：外交总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发展到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经济比较弱，但从政治上来说，外交还是有声有色的。现在我们不一样了，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人家都很看得起。这种情况下我自己的体会是，像邓小平有一次在联大做特别讲话（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编者注），就说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要的是（国家不论大小）平等对待，决不搞霸权，而且决不“当头”。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低姿态，并不是说我们不积极。在一些问题、立场上，我们的表述还是非常积极的，但我们不是咄咄逼人。

中国（处于）上升时期，发展得很快，有些国家对此很担忧，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就要抱定一个宗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最高的目标，现在实际要做的，就是尽量想办法创造一个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原标题：《施燕华：进入联合国是最自豪的时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