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新作《梁庄十年》：以相对完整的“村庄志”，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十年之后，学者梁鸿推出新作《梁庄十年》，再次回到故乡，续写《中国在梁庄》中那些人和事。此次回归，梁鸿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家乡，以细腻的描写和敏锐的洞察，将梁庄的人们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并借由对他们生活的追溯，描摹出一个普通村庄绵长而有力的生命线。这生命线既属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们，也属于身处同一股时代洪流的人们。

序言中，梁鸿说，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她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梁鸿

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和度过，因为有真实的时间长度和真实的人生长度，感觉到人物本身也具有矗立于山河之间的、近乎永恒的真实性。包括我自己。就好像进入到一个时间隧道里边，时间隧道里边每个人都栩栩如生的，在历史的长河里边，时间的洪流面前去体会浪花的击打，我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分子，完全融入在当中。

最终，我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

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我想写出这长河般的浩浩荡荡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这也是“梁庄十年”最根本的思想起点和哲学起点。

《梁庄十年》梁鸿/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作品节选-

从吴镇沿公路进梁庄原来有两条路。

一条通往韩家。这条路的右边是一个庄稼地和砖瓦厂，庄稼地过去就是缓慢下斜的河坡。砖瓦厂当年就建在下坡的地方，现在已经废弃，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被人用木板圈了起来，放置了许多废品。路的左边是梁家的自留地，自留地再过去，就是另一条往村中的路，这是通往梁家的路。

这个路旁有一个小房子，那个小房子从我记事起就在，是清立父亲盖起来的，据说当年是想在路边开个修理铺，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开起来。2012年的夏天，连续几场暴雨之后，那个小房子彻底坍塌，只剩下一个高台，上面长满了豆角秧和野草。

一棵高大的桑椹树，孤零零地高悬在村头。一到夏天，上学的孩子走到那里，都要捡块瓦片往上扔。然后，仰着头，等着桑椹下来。红红的桑椹砸下来，砸到灰尘里，根本没法吃，极少数落到草丛里，吹一吹，还能吃上一颗。

过了桑椹树，就是路两边的两个大坑塘。小时候，我曾在这两个坑塘里游过泳，逮过鱼，捉过泥鳅。

现在，桑椹树早已不见，两个坑塘也已经被填。

清立弟弟清红在青海校油泵，回来专门为侄儿，也就是清立的儿子，盖了两层楼房，想着能以此给他找个老婆。可是，房子已经盖起来五六年了，清立儿子的老婆还没有找到。

这栋房子刚好就盖在坑塘往外流的沟渠上，其实就是村庄的水道。下大雨时，梁庄全凭这个沟渠往外疏通水流。

霞子说：“你看，原来这里是坑塘的出水口，坑塘蓄满了，水就沿着这个沟渠往河坡下流，这样，自然实现了排水功能。可现在，坑塘一填，出水口一堵，村里的水就没地方去，一下雨，水满村跑，路都泡在水里。各家各户都只为自己。房子地基一家比一家高，就连房顶，后盖的人家也一定要比周边的高出一两寸，要压过别人。可没意思。”

但其实，坑塘早就被填了。

2000年以后，村中坑塘的水越来越少，没干涸的也变成了水上垃圾场，恶臭难闻。有想盖房但又没地方盖的人就去队里申请。

在当时看来，也不是一件坏事，一个大垃圾场放那儿，像个大疤一样，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于是，坑塘上的第一座新房建了起来。

很快，梁庄小学门前的两个坑塘也被填起来，一边盖了一连六间的简易房做家具厂，一边被王家两户人占了去，盖了两栋房子。

几家人都只填到自己需要的地方，这两个坑塘就留下两三个深陷的水洼地，成了垃圾场和苍蝇蚊子的滋生地。

韩家的那两个大坑塘也被韩家人填埋了盖上新房。这两个坑塘在梁庄的正中央，也是梁家和韩家的分界。涨水的时候，水漫过坑塘中间的那条小路，人们涉水而过，端着碗，卷着裤腿到对面霞子家门前的饭场吃饭，似乎都格外珍惜彼此的关系。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这两个坑塘，及这两个坑塘所形成的通往河坡的沟渠，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于是，梁庄村的六个坑塘，不知不觉中，已经全部消失。除了曾经在村庄生活过的、三十岁以上的人知道，年轻一代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坑塘的存在。

早在1990年代，就有村庄规划一说。按梁庄人的话，就是“趟上”，也就是说，从那以后，谁家再盖房子，都需要在“趟上”。这样一来，长久下去，老房慢慢消失，新房整齐划一，村庄就会有行有趟，有路有车。可是，“趟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横趟”还是“竖趟”，总共几趟，却没有人知道。“趟上”只是梁庄闲话中的词语，漫天飞舞，从来没有落地过。只有在邻居发生纠纷，或有人要强行盖房时，村干部才会拿出来使用。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人们唯一知道的是，要想在村里任何一个地方盖房，必须要找村干部，只要找到村干部，趟不趟上就不重要了。至于具体哪个干部，问到谁，谁都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对梁庄近十年所增新房稍作调查，就会发现，这些新房的主人并非都是那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也包括久离家乡、在外已经有稳定工作的人，譬如张香叶事件中的清辉一家，他们全家离开梁庄多年，在外都有稳定且体面的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是打工者，也多在当地城市买房买车，有户口。譬如义生一家，早已落户襄阳，并且在西安、郑州、馥县均有房产；清红一家，在青海也有房产和户口；像贤义的小弟贤仁，更是早已在南阳落户。

梁庄不在城郊，没有拆迁升值的可能；也不是风景多么优美的地方，不说和南方比，就是在本地，也是人多地少，颇为贫瘠的一个地方。

清辉借着奶奶病逝回乡举办葬礼，在自家宅基地盖了两层小楼，村里人并没有预期他要长住。可是，这几年下来，清辉回来得越来越勤，每次回来，都在置办家具，请人吃饭。现在的最新动向是，他要把张香叶的菜地毁掉，再盖几间偏房。我在村庄闲逛时，几次遇到他骑自行车（确实是自行车，不是电动车）出去采买，也进到院子里的房屋看过。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是要长期居住的样子。

言谈中，清辉虽然没有衣锦还乡的意味，但也颇为笃定，似乎每年回梁庄住一两个月是非常重要且自然的事情。

回农村盖房，圈个院子，种上花、草，种几行蔬菜，闲时回来避暑休假，正在逐渐成为城市人的一个时尚。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而言，这几乎是一个难以驱除的梦，虽然知道一旦试图实现这梦，必将会有千疮百孔的现实来打击，但也忍不住要做。我和姐姐、霞子稍微整理了一下，仅仅梁庄附近的一些村庄，丁庄、崔村、李营就有十几个在城市工作、回来盖房的人。这些房子都盖得非常讲究，外观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青瓦白墙，画梁飞檐。房内是抽水马桶，空调，大理石地板，厨房有洗碗机、消毒柜，院子里有花园、假山（当然没有义生那么大的规模），等等，各样现代产品、现代景观，非常齐全。

像贤仁这样，早年到南阳打工，在哥哥贤生的帮助下，很快就在南阳落户、结婚生子，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但人到中年以后，就开始琢磨着回梁庄。村中的老宅基地已经被他妈卖给了钱家，他妈妈为此曾在大儿子贤生的葬礼上哭死过去，但也没有办法，贤生还是在野外办的葬礼。所以，贤仁只能琢磨新的地方。他看中了梁庄小学门口那个大坑塘所遗留的地方，大坑塘早在多年前就成了又脏又臭的垃圾坑，没人管，又污染环境。所以，贤仁到村领导那儿说这块地时，并没有遇到太大阻碍。

贤仁的盖房工程长达一年之久，盖出来的也就是平常的两层小楼，但对于贤仁一家而言，意义重大。最起码，这意味着他的妈妈，我亲爱的二婶，百年之后，有地方放棺材了。

梁家学军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在国外打工、且站稳脚的农民。

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一次偶然机会，他选择了对外劳务输出，一输出就输出到了西班牙。最初几年在船上当海员，后来，上岸学料理，在日本餐馆打工。在最初十年，学军从未回过家，也很少跟家里联系。学军父亲天天愁眉苦脸，还去找中介机构闹过，担心孩子在外面出事。

有一年春节，学军施施然出现在梁庄。在聊天之中，人们才知道学军已经加入西班牙籍，并且已经学成出师，工资相当高。但高到什么程度，大家并不清楚，学军也笑眯眯的，从不说确切数字。

那次学军回来，住了好几个月，在邻村找了一个老婆，带着老婆又返回西班牙。接下来的十来年，学军一家来来去去，有时为送孩子回国，有时为接孩子出国。在这期间，学军在村子中间盖了栋两层小楼，非常朴实，但里面的东西据说相当有品质。学军和他父亲一样，沉默寡言，很少明白表达意见，而是任凭别人议论，很有城府的样子。

现在，他的三个孩子都是西班牙籍，享受西班牙的国家补贴。但是，到了孩子们上学的年龄，他却回到南阳市，让孩子在南阳的私立学校读书。平时，他老婆在国内照顾孩子上学，他在西班牙继续工作。

那天下午，我正在村头闲坐，一辆银色奔驰过来，从车里下来的正是学军。他也是隔一段时间就从南阳回来。聊天之中，他说他这几年每年春节都要回国，今年春节也是同样。他和那边的餐馆是合伙人关系。他入的是技术股，人在股在，人走了，这个股等于就没了，所以比较灵活。今年更是有惊无险。本来他们老板想让他晚点走，他说不行，他已经一年没见孩子们了，一定要早点回去。结果没想到，西班牙竟然一度发展成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我说：“学军啊，为什么想着让孩子回来接受教育，西班牙不好吗？”

学军看着我，虽然在笑，眼神却有点捉摸不定。看不出他是在嘲笑我这个问题，还是不满意我这样发问。

他说：“好是好，肯定好，可是孩子还是中国人，到时要是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我养他们干啥？”

有人在旁边插言说：“人家西班牙就是好，仨娃都不在那儿上学，每月还是发钱，花都花不完。”

我说：“孩子们愿意回梁庄吗？”

学军摸摸头，笑起来，说：“可愿意，从小就在这儿长，咋不愿意，玩着美。”

学军和他哥哥完全是两个类型。他哥哥学民是1980年代村里最早出现的大学生，可工作之后几乎从村庄消失了。据说是他老婆回来一次，觉得农村太脏，觉得学民妈给她专门做的棉花被子太厚，盖着喘不过气，觉得厕所进不了人，当天就要回穰县住宾馆。生了孩子之后，两口子就都不回来了。当着学军父亲梁万秀的面，村里人从来不提学民，梁万秀也不提，就好像没这个儿子一样。从外面回来的梁庄人向梁万秀要学民的电话，梁万秀也不给，说都是他们打回来，自己从来不存。

相形之下，初中没毕业的学军，则显得更可亲一些。站在梁庄村头，如果不是他的奔驰车，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在国外待了二十多年的人，更不会相信，他们全家都拥有西班牙籍。

梁庄的新房在不断增加，老房也迟迟不愿离场。它们以日落西山的姿势顽强地支撑，几面破败的山墙，一段残垣，腐朽断裂的屋架，点缀着梁庄的风景。新房和旧房，共同造就了梁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之前村庄往外走的老路，有的被拦腰截断，说是按“趟上”盖的，有的被院墙圈了进去，在不在“趟上”，谁都不知道，各说各的理。从我家出门向左，原来通往村庄外面的那条路被一栋房子生生截断，向右通过村庄后面的路则被沙土堆、垃圾场堵上；而雪上加霜的是，邻居老支书家儿子，多年在安阳打工，忽然回来，半年之内，在他们老宅基地的最前端，也就是我家的出路口，盖了两层全封闭的楼房，说是按“趟”盖的。这样一来，我家几乎被圈在四面房屋之中，只有一条狭窄的出路，要想进车，就得贴着他家楼房的墙根进去。

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村庄内部的道路几乎都被毁掉了。

梁庄的内部空间，如同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不在其中，很难摸清楚其路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景象，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与此同时，梁庄的私家车还在不断增加。一到春节，梁庄内部经常会堵车，要错车，要互相等，有些住在村庄内部的人家只好把车停在村口，徒步进去。

如果只是一个旅行者，他所看到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北方村庄。

原标题：《梁鸿新作《梁庄十年》：以相对完整的“村庄志”，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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