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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新：纸上旅行之一——水上或陆上的童年

2021-03-05 13:2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蔡天新花城

栏目：散文随笔

作者：蔡天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浙东南小学里的一位少年第一次开眼看家乡、中国、看世界，源于尼克松访华。他由此开始自己用地图丈量外界，走向未知的世界文明。此后几十年间，手绘旅行路线图，成为他持之以恒的世界之旅的纸上预演。一本本被画满的手绘地图集，是作者人生轨迹的忠实纪录。一晃几十年，他用手绘地图记录人生轨迹，弥足珍贵，更像一本持续更新的生命手帐，无涯的人生被巧妙地定格在手绘地图中。他的童年是母亲拉着他的小手在山河湖海中奔赴向亲人向故乡的童年。

纸上旅行之一

水上或陆上的童年

蔡天新

一、缘起，三部露天电影

收到《小回忆》（三联书店，2010初版，2020修订版）样书以后，我才发现，书中32篇两字标题的随笔故事里，竟然少了一篇《地图》。而显而易见，“地图”是我乏善可陈的童年生活难得一见的亮点，它既保留了我的好奇心，又拓展了我的想象力，甚至成为医治孤独症的良药。可我只是在《飞行》篇的第三部分，用三小节谈到了手绘地图的开始。那是1972年2月，尚不满9岁的我对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次访华飞行路线的仿制。至于是否无意中埋下一个伏笔，为日后推出一册手绘本的“××旅行图集”保留更多的细节和话题，就不得而知了。

之所以会产生手绘地图的念头，主要原因在于尼克松访华引发了我的遐想。其时我在浙东南台州地区黄岩县王林公社王林施生产大队读小学，那儿恰好是今日甬台温高铁台州站所在地。按照我幼时接受的教育和宣传，美帝国主义原本是中国的头号敌人，那会儿京城的小朋友却要载歌载舞地夹道欢迎他们的总统，一时无法想通。不仅如此，我还听到村民们传播的小道消息，在尼克松的总统座机“76精神”号（波音707）飞抵杭州之前，如今已弃用的笕桥机场唯一一条跑道被临时扩建，为此征用了附近两个人民公社的土地。美国佬的飞机究竟有多大？我对此想入非非。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那时我刚好对地图本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确切地说，我是对军用地图产生了兴趣。“文革”期间的中国乡村，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但晒谷场上偶尔会有露天电影放映，只是基本上是些过时的国产片或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译制片。这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战争片，不过并非如今DVD或影城里上映的大片。让我在许多个夜晚去到邻村反复观看的影片有《南征北战》（1952，上影）、《渡江侦察记》（1954，上影）、《奇袭》（1960，八一）。这三部黑白电影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里面都有追击战，解放军或志愿军战士开着卡车在盘山公路上疾驰，乘坐吉普车或摩托车的国民党兵或美国大兵在后头穷追猛赶，那类场景是绝大多数男孩子喜欢看的。

2004年秋，蔡天新和马原、西川在柏林文学节

前两部电影的导演叫汤晓丹，他并非军人出身却擅长导演战争片。比起《南征北战》来，《渡江侦察记》的演员留给我的印象更深，尤其是饰演正反主角的孙道临和陈述。那时反派演员都不在主演之列，陈述扮演的国军情报处长老奸巨猾，有时色厉内荏，他坐在三轮摩托车上指挥追击军用卡车上的我军，最后被一个个击毙，处长坐骑也坠入悬崖并起火焚烧。只是与其他小伙伴不同，我特别感兴趣的镜头还包括：指挥官召集部下研究分析军事形势，当助手拉开帷幕，一幅地图出现在军官们面前（也出现在观众们面前），开始布置作战任务了（如果是我军，则往往把地图摊开在桌子上）……

童年的我一直被此类场景所迷惑，以至于对地图入了迷。没过多久，我便自己弄来一幅地图，把它钉在墙壁上。记忆到此变得模糊不清，它可能是一幅现成的旧地图，也可能只是一张大开的旧报纸，被我在上面写上几个生产大队的名字。然后用一块黑布充当帷幕，从上头悬挂下来，再用两根绳子和钉子使得两边可以拉开合拢，然后邀上几个小伙伴召开军事会议。就这样，我手持一根小木棍，过了一把指挥作战的瘾。可以说，正是对电影里的军事地图和打仗的痴迷，使得我在尼克松访华结束以后，依照一幅世界地图，用适当的比例尺手绘出他的旅行路线图，那是我后来持之以恒的世界之旅的纸上预演，对我个人的意义不言而喻。

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读到汤导夫人蓝为洁女士撰写的回忆录片段，提到汤导为拍摄《渡江侦察记》所获酬劳为800元，身为剪辑师的妻子执意用这笔钱为小儿子沐海买来一架钢琴。小汤后来果然不负双亲期望，先是留学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继而师从指挥大师卡拉扬和小泽征尔，成为蜚声国际乐坛的指挥家。2008年夏天，我应邀与汤沐海指挥作为评委相会于瑞士小城纳维尔，在比尔湖畔一家宜人的酒店度过一个周末，帮助遴选瑞士文化协会资助的“中瑞艺术交流项目”。评审会结束以后，我们一同乘火车（偕同他的韩裔夫人和幼子）前往他们定居的苏黎世。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我童年最喜欢的两部电影的导演。

2019年，蔡天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讲

同样令我意外的是，2004年春天，我去宁波参加由《诗刊》社组织的一个叫“春天送你一首诗”的活动，下榻东钱湖畔的万金大酒店一间临水客房。入夜，一位不速之客敲门，我迟疑地打开来，居然是孙道临先生。那时他已年满83岁，早已没了《渡江侦察记》里英姿勃发的李连长风采。事先我并不知道，他老人家也被邀请了。显而易见，孙老走错了门。那个夜晚诱发了我对童年的追忆，我开门的那一瞬间仿佛是上苍的安排。三年以后，孙道临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猝逝于上海，而比他年长11岁的汤导则活到了103岁才仙逝。尚在人世的是孙夫人王文娟，她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是我童年时代罕见的爱情片，那次她也一同前来宁波，想必正在隔壁的客房里等候夫君。

二、从尼克松到施密特

我手绘尼克松一行访华路线图用的比例尺是一亿分之一，那是从一本小开本的世界地图册上描摹下来的（后来“搬家”，改用大一号的笔记本，比例尺也换成了五千万分之一）。具体做法是，先用一张空白的薄纸覆盖在大小比例合适的地图上，用蓝墨水的笔（后改用黑水笔）轻点要画的城市。继而把这张纸移到一本空白笔记本上，摆好位置以后，在那几个点上用笔加力摁，使之透过薄纸，在笔记本上留下印记。接着把白纸挪开，在留有痕迹的点上用笔描成圆圈或黑点。最后，借助直尺或用手直接把该连的点连上（从杭州到上海美国客人也是乘坐飞机），并注明停留的日期和飞行（运动）方向。

我的第一幅手绘地图只有4座城市，即华盛顿、上海、北京和杭州，其中中国三城挨得很近。上海是纽带，与另外三个点都有连线。用现代数学分支——图论的观点来看，上海是奇顶点，其他三座城市是偶顶点。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次尼克松访华并非直飞上海，他们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启程，先往夏威夷主岛欧胡岛停留两天，再穿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到关岛基地停留一晚（佯装慰问驻岛士兵），然后向西北方向直飞上海，那只需要4小时。他们在上海稍作停留（上来乔冠华副外长等官员，还有一名中国领航员，以示中国领空主权），随即前往北京。因此，实际飞行路线共经过7座城市（归途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留宿一晚），据此我又加画了一幅尼克松访华路线图。

关于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背景，除了林彪出逃和中苏珍宝岛冲突以外，还应与前一年秋天中国重返联合国有关（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牵头提议），但这不是尼克松访华的必要条件。倒有可能因为他想访华，促使美国没有极力阻挠中国重返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位置。事实上，早在前一年夏天，尼克松已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来京（经由巴基斯坦），商讨总统访华细节。而在尼克松到来之前，中国派出了以乔冠华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参会。那时北京没有直飞北美和西欧的航线，故而选择了法航（法兰西是当时唯一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多年以后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告诉我，当年晚些时候他首次回国探亲也是搭乘法航，从缅甸进入中国。

乔冠华他们那次飞行可谓迂回曲折，仅中转站就有六处：上海、仰光、卡拉奇、雅典、开罗、巴黎。对于喜欢旅行的人，算是过足了飞行瘾。最后一次从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飞往纽约约翰·肯尼迪机场，人数并不算多的团员分乘两架航班，以防敌人放置定时炸弹，耽误参加联合国大会。不难想象，周恩来对六年前“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记忆犹新。那次他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在内的11位代表团成员（含越南、奥地利和波兰记者各一名）搭乘租来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在飞越南海南端、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的纳土纳群岛上空时，因台湾特工安放的定时炸弹爆炸身亡，周恩来则幸运地经昆明、仰光安抵雅加达。

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起草地点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刘庄）之后，中国的外交大门终于打开了。2月尼克松回国，3月、5月英国、荷兰便与中国建交了（此前只有临时代办），当年和次年与中国建交的还有希腊、日本、西德、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这其中，只有建筑师出身、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亲自访华（回国后他在国会受到议员们连续四个半小时的质询），西德总理施密特则派来了外长谢尔，而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是在巴黎、纽约由双方派驻法国或联合国的大使签署的。

1994年春天，尼克松在纽约上曼哈顿的康奈尔大学附属医院去世。几天以后，他的葬礼在南加利福尼亚故乡小镇约巴林达举行，我恰好在离那儿不到200公里的一所大学访问，全程观看了电视直播，有五位美国总统携夫人前来送别，那时我已画好第91幅旅行图（伊利诺伊之旅）。而2010年秋天，我正在做第357次旅行，即从哥廷根经莱比锡去往慕尼黑时，在火车上意外地看到一本铁路杂志，封面人物恰好是前（西德）总理施密特。那会儿他已92岁高龄，仍精神气儿十足，并在德国享有崇高威望。从施密特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来看，他的文采斐然。2015年11月，他辞别人世时“躺在自己家床上，毫无痛苦”。可以说，施密特是“文革”期间访华的屈指可数的国家元首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施密特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商人的私生子，父子俩曾隐瞒真相，伪造了儿子的出生证，以便得到雅利安血统的证明。因为按照纳粹的法律规定，不允许有任何犹太血统的士兵晋升将校军官，而施密特当时是中尉。后来有记者从施密特的一位朋友口中探得此事，将之公之于众。迫于舆论压力，施密特于1984年将事实公开，那时他已退出政坛。施密特作为总理首次访华是在1975年10月底，他是我手绘地图记载的最后一位访华的外国政要，一共造访了三座中国城市——北京、南京和乌鲁木齐。由此可见，我并非心血来潮仅仅手绘一两年的政要访华路线图。

除了尼克松、田中角荣和施密特，被我画过访华路线图的外国元首至少还有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1972，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身患骨癌，半年以后过世。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传教士，他本人小时候曾在大同生活过。三年以后，当法国数学家安德烈·韦伊访问中国科学院时，他想去大同参观的请求未获院方恩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74，此后曾13次访华）、英国前首相希思（1974，中英建交时任首相，26次访华的第一次，那次刚大选连任失利）。遗憾的是，在一次搬家过程中，那本记载外国政要访华路线图的笔记本原件不慎丢失了，幸好之前我在一个笔记本上重绘了7幅。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秋天，我的第407次旅行，坦桑尼亚成为我游历的第100个国家。在100先令的坦桑尼亚纸币正面，我又见到了已故的尼雷尔总统。

三、南田岛，第一幅手绘地图

现在轮到我讲述绘制自己旅行路线图的时候了。尼克松首次访华结束后不久，我先是对世界各大港口之间的航路图感兴趣，在笔记本上记下它们之间的距离，数据来自正式出版的《世界地图》。那是一本内页有横线的笔记本，插图照片是中国各大城市的桥梁，记得有北京的金水桥、上海的外白渡桥、天津的海河大桥、宁波的反帝桥。例如，上海与横滨之间的距离为1050（1940），前一个数字为海里，后一个数字为公里。再如，上海至海参崴1000（1850），上海至温哥华5110（9450）；广州至新加坡1530（2830），广州至马赛8030（14870）；等等。

虽然那时我们每周上学五天半，周六下午老师们还要政治学习，但学校里的功课、作业较少，因而有许多闲散时光用来遐想。不过，之所以对这些海港和里程感兴趣，还有两个因素：一来外国政要（尤其是大国元首）访华并不频繁；二来我有一个海员舅舅，那时他已是远洋轮船的船长，工作关系在香港招商局，家安在台北。舅舅不间断地从海外寄给我母亲信件或包裹（既带给她快乐，也带给她麻烦），信封左上角的英文地址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虽说乡村英语老师连音标也没教会我（通常用汉字注音来记发音），且课本内容全是红色和革命的，毕竟认识了26个英文字母，那些海港城市的发音又比较容易辨认，再对照一下《世界地图》也就猜到了。

终于有一天，我绘出了自己的第一幅旅行图。那是在1973年或1974年腊月，比例尺为四万五千分之一，我随王林施村的大人步行到临海县的杜歧乡去赶大集，我对一路上超越我们的手扶拖拉机和堆积在一起的未油漆马桶印象尤为深刻。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杜歧是明代旅行家、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的故乡。王士性比徐霞客早40年出生，当时全国有15个省，两人均游历了14个省，徐未到过四川，王错过了福建。只不过徐毕生在民间，王高中进士（父亲和三个堂弟也是），一生为官，更多借考察机会看风景，但他的散文淡雅清丽，对经济、文化、旅游甚或生态环境均有前瞻性的思考，因而更具当代性。2012年夏天，我驱车路过临海市白水洋镇，由一位村民带路，拨开荆棘，找到了王士性的墓。在此以前，对那两次赶集的回忆已触动我写了一首诗。

村姑在有篷盖的拖拉机里远去

我在乡村大路上行走

一辆拖拉机从身后驶过

我悠然回眸的瞬间

和村姑的目光遽然相遇

在迅即逝去的轰鸣声中

矩形的篷盖蓦然变大

它将路边的麦田挤缩到

我无限扩张的视域一隅

而她头上的围巾飘扬如一面旗帜

她那双硕大无朋的脚丫

从霍安·米罗的画笔下不断生长

一直到我伸手可触

1988，杭州

之后的若干次旅行我也都留下了手绘路线图，再后来，我又依据母亲的回忆，画出了平生第一次旅行的路线图：从黄岩到象山南田。既有陆路（公路）又有水路，比例尺是一百万分之一。那次旅行是在1963年夏末初秋，我出世还不到半年，母亲在黄岩县院桥中学担任教务秘书。南田岛是母亲的出生地，也是双亲长大、成婚的地方。那次母亲与江苏江都的妹妹（四姨）约好，一同去看外婆。母亲带着我，四姨带着比我小一个月的表弟，都在襁褓之中。据母亲后来回忆，我们一共在外婆家里待了20天左右。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外婆，也是母亲最后一次去看她老人家。

1963年，跟妈妈去宁波南田岛看外婆

黄岩现在是台州市三个主城区之一，那会儿是人口逾百万的县治，院桥是黄岩的一个镇，在县城正南约15公里处，两地分别位于今天甬台温高速公路的台州和台州南出口。象山是宁波东南的县治，唐代初立时隶属台州，后划归明州（宁波），民国以来又多次更换属地，直到1961年才复归宁波。我们去时走陆路，北上经由临海、三门两座县城，再向东到健跳港，其时临海是台州地区所在地，如今却成了县级市。说到临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公元3世纪的西晋年间便有临海郡，面积是赫赫有名的会稽郡的四倍，只不过那时郡府设在台州湾北岸的章安（今台州市主城区椒江的一个街道），管辖今天整个台州、温州，遂昌以外的丽水，以及宁波的宁海、象山。

从健跳到石浦每天都有轮船，途中经停南田岛的主要港口鹤浦，航程约30公里，属于东中国海的边缘水域，需两个多小时。这比从三门坐汽车先到石浦再换乘渡船要方便，那一带因为多海湾，陆路的距离要超出三倍。石浦是我国著名渔港，如今有一年一度的开船节，也是中国美院学生常去写生的地方。外婆老家是在石浦对岸的南田岛，两地轮渡今天仍需半个小时，已建成海桥连通但需绕道高塘岛。到鹤浦以后，还要坐三轮车或徒步才能到达10里外的樊岙。南田是宁波第一大岛，民国元年置县，樊岙是县政府所在地，1949年撤县并入象山。但当我成年以后重返南田岛，却发现樊岙只是一座小山村，同时也搞清楚了樊岙、鹤浦以及父亲老家南五村（枫树脚塘）之间的地理位置。

归途我们走相反的路线，先坐渡船到石浦，再从那里乘船南下，我们绕过大陈岛和一江山岛，到达今天台州市府所在地海门（后因与江苏南通一个县治同名易名椒江，其实这里才是真正的“海门”）。后面一段海路与我后来北方求学期间，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船回家所走路线基本一致。虽然远非蓝色，那次却是我第一回看见或面对真正的大海。值得一提的是，一江山岛是国共两军第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的交战之地，此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曾亲临大陈岛。一江山岛失守后，国民党把大陈驻军和15000多居民全部撤到台湾（只漏了一位放牧的少年），以至于后来该岛成为知识青年最早插队落户的地方，曾吸引胡耀邦登岛视察，他乘坐军舰的出发港正是石浦。如今，大陈人散居在高雄、宜兰、花莲、屏东等地，其后裔已达12万人。

手绘这幅旅行图所用的方法与尼克松访华那幅基本一致，只不过内容稍许丰富而已。我用实线表示陆路，虚线表示海路，后者也是对世界地图上各大海港之间航路的仿制。此外，还在两个港口——石浦和海门边上画上铁锚。说实话，我对地图上所注时间有疑虑，9月和10月是上课时间，母亲和四姨如何抽得出身呢，应该8月才是。图上还有一处错误，忘了标出东海之滨的健跳，它在三门县城以东约30公里处。健跳是军事要地，明代戚继光（1561）曾在此修筑城墙抵抗倭寇。民国五年，孙中山来此考察，在他的《建国方略》里将其定为“实业之要港”。然而，健跳港终究无法与稍南的海门港匹敌。

四、二乘三，温州和临海

我上大学之前，一共为自己画过9幅旅行路线图（大学时代重抄合绘成6幅）。这意味着，在我人生最初的15年里，只有9次离开黄岩县的地界或辖区。除了到宁波象山看望外婆，还去过温州和临海（我童年时代到过的仅有的两个地区政府所在地）各3次，温岭和仙居两座县城各1次，全部在浙东沿海。这其中，有5次与母亲同行，1次与兄长未名同行，2次与村民同行（杜歧赶集）。还有一次颇为难得，我作为黄岩县一个体育代表团的成员，去台州北部的仙居参加棋类运动会，算是第一次因公出差免费旅行了。

这其中，温州是我孩提时代到过的唯一一座城市，也是我心目中的大城市。我母亲的小妹，也就是我的小姨家在那里。从1969年底到1972年初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3次去温州，最后一次离尼克松首次访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前两次母亲已离开院桥中学，到澄江中学（羽山）担任出纳，最后一次她已到王林施小学担任语文老师。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连续去温州，是因为小姨夫英年早逝，留下四个未成年的表兄妹。3次温州行都是在冬天，与未名同行那次他即将出发去黑龙江插队落户，温州之旅对他来说也是告别之旅。记得小姨家住中山公园附近的垟儿路，那儿有座垟儿桥，旁边有红瓦的岳飞庙，桥下有条小河连通瓯江。

1969-1972年，跟妈妈、兄长去温州看小姨

3幅路线图后来被我画在笔记本的同一页上，只因我们每次都乘长途汽车，且来回线路一致，这是三图合一的唯一原因，只需把时间叠加上去。路上我们经过路桥（当年黄岩一个镇，如今台州市一个区）、温岭的泽国和大溪，乐清的白溪、乐成、柳市和白象等城镇。中间有两处我用红笔画出汽车轮渡，即清江和永嘉，其水色与我幼年时面对的东海如出一辙。说到汽车我想插一句，它的汉语名称由来已久，已无法考证出处了。在中国以外，包括每一种西方语言甚或日语，都是用“自动车”的概念或名称指代汽车，唯有中文依然带有蒸汽时代的痕迹。有趣的是，在日语里，“汽车”表示火车。

去温州路上最优美的风景要数雁荡山，就在公路西侧，如今已成首批国家5A级风景区。与正式出版的地图册一样，我用黑色的三角形表示山脉。不过，我对雁荡山的造访要等到大学时代的一个夏天。白溪镇现已改名雁荡镇，想必是当地政府想借名山提高知名度。大荆镇只是擦肩而过，它北边的智仁乡与我后来发现的祖居地平田乡毗邻，是数学家项武忠、项武义兄弟的故乡。柳市如今已是温州第一大镇，即使在浙江省也能排在前列，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也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源地。但那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白象，它是我们途中休息午餐的地方，那儿的小白虾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味的一道菜，至今我仍然对水煮小白虾情有独钟。

说到温州，除了盛产数学家（高中时我已听说苏步青），也有一批有志于艺术或演艺的女性。李安的电影《色·戒》女主演汤唯便是乐清人，不过那会儿她还没出生呢。更为人所知的是，温州有大批移民海外的商人和打工者，尤其以西南欧居多，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戚朋友在海外。他们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互助团结的精神力量，在海外闯出一条生路。归根结底，这与温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因为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在没有高速公路、高铁和飞机的年代，与外界交流十分困难，刚好又有一个港口，因此干脆渡海出国。同样的地理因素也造就了独特的方言，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温州人的相互抱团，无论国内还是海外。

从那时起，手绘路线图成为我旅行归来最乐意做的一件事，甚至成为我喜欢旅行的一个原因。我曾3次去邻县临海，除了徒步赶集，还有一次水路行程。那是在1976年6月12日，母亲已到江口的山下郎村，她为了我能够顺利读上高中，调任江口中学会计。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以来，母亲从县城文化馆下放乡村已快20年了。我们步行到三江口（今江口街道），在那里乘船前往临海，参观一个教育革命的展览，同行的有江中全体老师。三江口是流经黄岩的永宁江和流经临海的灵江交汇处，那以后就叫椒江了。若论流量，椒江是仅次于钱塘江和瓯江的浙江第三大河。途中停靠几座小埠头，其中永泉（应为涌泉）和石村（今天地图上不知去向）也标注在我的地图上。

我们去时逆灵江而上，回程顺流而下。这条河流如今被甬台温高速和高铁跨越，从大桥上可见始建于西晋（公元3世纪）的延恩寺。延恩寺又称涌泉寺，比起杭州灵隐寺（东晋）、天台国清寺（隋朝）和普陀普济禅寺（唐朝）的历史更悠久，现今香火复旺。那次是我在黄岩（车站）以外第一次住旅店，至于展览的内容早已忘记，或许与此前不久上映的电影《决裂》有关。这部片子讲的是上大学不用考试，看你手掌上的老茧多寡录取的故事。最经典的镜头是，教授（葛优父亲葛存壮扮演，他在《南征北战》中饰演国军参谋长，与陈述、《白毛女》中饰演黄世仁的陈强、《平原游击队》中饰演松井的方化和《闪闪的红星》中饰演胡汉三的刘江被视为银幕“五大坏蛋”）一本正经地对从农村招来的大学生讲“马尾巴的功能”，借机引发观众的耻笑。于是乎，该影片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工具。

五、白日梦，温岭和仙居

1976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那年的1月和9月，与尼克松、班达拉奈克夫人、田中角荣等会晤过的周恩来、毛泽东先后过世（施密特抵京时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接待，他只见到毛泽东）。在炎热的7月，张闻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病历卡上写着张普）和朱德元帅也在五天内相继辞世；接着，离北京不远的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一说是8.2级），24万多生灵瞬间毁灭，更多的人受伤。而在此前后的1975年和1977年，我获得两次机会，先后赴邻县温岭和仙居一游，这两次旅行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温岭之行是我企盼已久的，学校组织高中部同学拉练，这在物质生活富裕的今天反而不可能了，校长们以安全为由不予考虑。那次出游校方筹备已久，教语文的许允安老师是主要策划人和推动者，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曾在温岭的几所中学任教。那会儿是春天，我们背上防寒的小被褥等徒步出发，我们先向西去黄岩县城，再向南去路桥，顺便参观了路桥机场，那也是台州地区唯一的机场。原先那是秘密的军事基地，后来因为有飞行员“驾机投敌”（指飞往台湾），暴露了，因此才允许我们参观，每位同学甚至获准爬上一架战斗机座舱感受数秒钟。路桥机场后来改成民用的，叫黄岩机场（今台州机场），此乃后话。

从路桥向东南，很快进入温岭县（今温岭市）地界。我们首先到达的是新河镇，新河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乡村名校，我们借了好多间教室，把课桌并拢当床铺，住了两个晚上。有一天上午，我们与新中老师和同学做了交流，记得还曾旁听了几节课。之后，我们出发向西南，来到温岭县城。这回我们借宿温岭中学，那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校园，建于1847年。印象最深的是山边有用竹子做的水管，把山上流下来的水接到一口大水缸里，同学们用缸里的水淘米。温中是数学家柯召的母校，我后来第一次乘飞机旅行便是与他的寿辰有关。在温岭逗留两天后，江中的同学和老师们顺原路返回，唯有我们母子留了下来。

温岭是父亲老家，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有些模糊，这主要因为我从小没和父亲一起生活。很久以后我了解到，民国十年，我爷爷响应政府号召，率领全家到象山南田拓荒种田，父亲是在襁褓中被奶奶抱着去的。我们老家在温岭城北莞渭蔡村，现隶属横峰街道，也算是温岭市区了。我记得那里有许多芦苇，是个水草繁茂的地方。往西北方向300多米便是邻村莞渭陈，那是我奶奶的娘家。可惜我从未联系到奶奶家的亲戚，也未见过爷爷奶奶。据我的一位堂兄回忆，奶奶晚年曾在他面前自夸，蔡家的文脉源自她。让她引以为傲的是，两个儿子（二伯和父亲）分别考取了浙大和北大。

2011年春天，我又一次返回温岭老家，参加东海诗歌节，趁机为爷爷奶奶扫墓，那是在一座叫楼旗尖的山脚下。可是那会儿，母亲却不敢去祭拜，因为祖父母是地主和地主婆。我们住在大伯父家里，他一辈子务农，早年开过一家米厂，两位堂兄均已成年。在爷爷老家逗留两天以后，我们乘内河船回到路桥，再从那里坐汽车去海门。母亲早年在海门文化馆工作，未名就生在那里，后来因为父亲到黄中任教，她才去了黄岩文化馆。海门有她许多相熟的老同事，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三天，住在她的一个老朋友家。母亲带我参观了海门烈士陵园，那是为纪念解放一江山岛牺牲的战士修建的。最后，我们又坐船回到山下郎村，历时十天九夜。那次可谓我童年记忆最深的一次旅行，一半水路，一半陆路。旅途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天，在与同学们徒步去新河的时候，我产生了幻觉。

原来，我们是一群步行去打仗的士兵，我还是一名高级将领，却与普通战士们走在一块，这一点大家都不曾发觉。恍惚之间，有一辆绿色吉普车从后头追了上来，一名个头高挑的女兵跳下来，跑到我跟前立正敬礼：“报告师长，军长请您到军部开会。”于是同学们惊讶不已……那应该也是看了打仗的电影的结果，却记不得是哪部影片了。多年以后我才得知，17世纪的法国人笛卡尔也有过类似的体验，那是在1619年冬天，23岁的笛卡尔随军驻扎在德国南方巴登-符腾堡州傍依多瑙河的小城乌尔姆，产生了一系列的幻觉。不过，人家随后即取得数学和哲学方面的里程碑式成果，而我的瞎想只是白日梦。更为神奇的是，260年以后，乌尔姆这座小城又诞生了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接下来要过两年零两个月，我才又获得一次陆上旅行的机会，那应该是漫长的等待。1977年6月，我即将高中毕业，对前途没有任何想法。忽然有一天，我的棋友卢校长通知我，县里要我代表黄岩，参加在仙居举行的台州地区少年棋类运动会。此前的那个寒假，校长推荐我到黄岩县城参加了县成人象棋比赛，初露头角，击败了亚军，差点逼和冠军。我兴高采烈地赶往县城，到体委报到，集训了一天以后，我们便乘车去往仙居。虽然仙居与黄岩两县相邻，但公路必须经过地区所在地临海县城。仙居这个名字很好听，如今以其陡峻环列的山峰、奇崛幽深的溪瀑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但那会儿却鲜为人知。仙居意味着有许多盘山山路，今天只需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却需要走上六七个小时。

这是我第一次出公差，假如当天往返的杜歧赶集不算，也是我第一次没和家人一起出门。从手绘路线图来看，我又一次经过了石村，看来它在灵江南岸，很有可能是在马头山下。从位置和距离判断，属于现在的沿江镇，杜歧当年隶属涌泉，如今也归沿江镇管辖，却难以在地图上找到，需要用GPS定位才能发现。明代旅行家王士性的老家兰道村也难找，倒是他的葬身之地白水洋镇好找，它与仙居县城一样位于永安溪畔，后者和流经天台县城的始丰溪分别源于与丽水缙云和金华磐安交界处，是灵江的两大主要支流，那浅浅的水流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多年以后，我应仙居图书馆邀请去做讲座，才回到那座县城，并再次见到了永安溪。

遗憾的是，那次比赛我的成绩不理想，只获得第四名，而前三名就有机会去绍兴参加浙江省棋类运动会。那本是我的梦想，那样的话就可以看见铁路和火车了，那也是我童年最喜欢的三部电影里没有出现的交通工具。不过我也无法不满意，因为我既没有名师指点，又缺乏理论知识，仅靠与王林施村民的实战训练。等我回到山下郎村，毕业典礼已经开过，我的中学时代结束了。父亲告诉我他已为我准备好一套木工工具，准备教我他在“文革”期间学会的可以用来养家糊口的活计。等到第二年春天，县体委又来找我去参加地区比赛，但那时高考制度已恢复，父亲看到我有了一个较为光明的未来。我从山下郎村来到父亲身边，在他任教的黄岩中学准备高考。之后，我只在大学时代参加过一次业余的象棋比赛，并与导师有过几番对弈。

责任编辑许泽红

选自《花城》2021年第1期

蔡天新，曾是少年大学生，山东大学理学博士，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奖和国家教学成果奖。他提出了形素数和加乘方程的概念，有关新华林问题的研究被英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阿兰·贝克赞为“真正原创性的贡献”。读研期间，缪斯的偶然光顾催发了蔡天新的诗情，至今已出版文学和学术著作30多部，并有外版著作20多部。近作有《小回忆》增订版、《26城记》，主编《地铁之诗》《高铁之诗》。他在上大学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如今足迹已遍及每个省市和110多个国家。2013年和2019年，他先后获得贝鲁特Naji Naaman诗歌奖和达卡Kathak诗歌奖。2018年，受邀央视“朗读者”节目和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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