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一千零一夜 | 我的小学生活——忆彼得·东辉小学

一. 我的小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经过简单的入学测试，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小学生。

我就读的小学全名是“上海私立彼得小学校暨幼稚园”，校址在愚园路1280弄（采芝邨），近安西路。学校不大，设1—6年级共6个班，附设幼稚园（就是幼儿园）。彼得小学可以追溯到1934年，我们这一届1955年毕业己是第17届了。校长刘汶清，夫妇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在江湾经营一个农场，以农场收益支持办学。

解放前在学校任教的都是女性，据说师资主要来自南通的一所教会办师范学校，在旧时代都过单身生活 。我猜想她们应该都是基督教徒。

在解放初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学校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记得刚入学时每周都有一天老师会发一张描绘圣经故事的线描图给小朋友，在听完故事后让大家用蜡笔涂色。随着新政权的巩固，学校的宗教啓蒙教育很快就取消了。

愚园路1280弄采芝邨，我的小学就在这里。

采芝邨的马路对面有一家名为“友利”的小商店，在现在的“泰康食品”这个位置，主要卖文具等杂品；店主是个酒糟鼻子戴眼镜的老头儿，我在那里买过“马利牌”水彩。

我们就读时的小学校园鸟瞰。

用现在的目光看，彼得小学的校舍很简陋，教室都是黑瓦木板房；但在校园正中有一幢正方形带高大飞檐屋顶的殿堂式建筑，飞檐的一角掛着一面打响上下课钟声的铜钟，我们三年级就这里上课。

正对校门有一幢很漂亮的二层小楼，一楼是教师刅公室和卫生室，二楼是单身女教员宿舍。记得我们三、四年级的级任老师（现在称为班主任）唐棣华和六年级的级任老师石白坚就住在这里。她们的住宿条件很好，每人都有独立的大房间。

幼稚园有单独的一个院子，一幢二层别墅式洋房，是小学里最漂亮的建筑。幼稚园一楼的音乐室也对小学部学生开放，我们高年级时的音乐课就在这里上。

一进校门，在右手侧有一间独立的小板房，看门兼打钟的阿六老伯伯白天就坐在门房里写毛笔字，面前放一只双铃鬧钟。阿六伯伯的楷书很工整，我有时站在门房边看他写字，觉得他字写得真是好。一到上下课的时间，阿六伯伯就去拉动钟绳打钟，“噹～噹噹，噹～噹噹…”，悠扬的钟声在校园里回荡，动听且有几分神圣。

彼得的校园呈窄长的长方形，教室靠西墙和北墙；沿东边空地上从北向南依次建有攀登架，爬杆和滑梯；三年级教室西面有一个供跳远和跳高的沙坑，边上有二副跷跷板。校园中一块最大的场地是用来上体育课的，立有一个篮球架。

小朋友们在攀登架上。

低年级时最受我们欢迎的是攀登架和爬杆。在用毛竹筒和竹杆搭成的攀登架上玩捉人游戏是我最喜欢的，和小伙伴们一起爬上爬下，钻来钻去，可认玩出许多花样。

攀登架旁边是爬杆，小时候觉得爬杆很高，胆大的同学会爬上去坐在横木上，二条腿荡来荡去。我的好朋友陆代山自述他曾从横木上跌下来，前胸着池，当场跌闷，嚇坏了一起玩的同学。

进入高年级后，就不再光顾滑梯和跷跷板了；但是有次庆祝国庆少先队大队活动却给滑梯赋予了新的功能。那次活动在开始时需要放三响高昇（就是二踢脚）作为礼炮以壮声势。我们六年级中队的戴昌同，郭左辉和薄济群三位胆大同学承担了手持高昇放炮的任务。他们想出了个很吸眼球的奇招：当放礼炮口令发布后，他们依次登上滑梯，手举高昇用香点火药线，炮响升空后以站立姿势从滑梯顶部滑下。这三响礼炮放得十分带勁，可是我小时候怕炮仗响，这三炮每一响我都会腿肚子抖一抖。

在沙坑的北首有一间乒乓房，仅能放下一张球桌，约在我们五年级时开放。一到下课许多同学就会飞奔而去，争抢一个位置。由于玩者众多，大家约定依次排队，每人上去打二个回合，赢者可以继续打，球技好的可以连胜连玩，称为“摆大王”。若一胜一负则对阵双方同时下，称为“么么掉包”。我班孙嘉伦的抽球很厉害，常常“摆大王”，王冲权的削球也不错。高我们一级有个柱柺的学生黄永湘，虽一条腿不好，但特别喜欢打乒乓球，而且不一定输，所以印象深刻。

小学部的学生是不可以进入幼稚园的，除非上音乐课。幼稚园一楼的大房间就是音乐室，靠墙有台黑色钢琴，学生上课坐小靠背椅，琴的上方掛一面大镜子，镜面倾斜，老师背对学生弹琴唱歌时可以从镜子中观察学生的动态。

我们班上不少同学是从彼得幼稚园升入小学部的，年龄最小的陆静莲还在幼稚园小班得过第一名。

2009年，我们班的同学于进入小学相识六十周年之际重返校园（今天的上海市愚园路第一幼儿园），在昔日的幼稚园小楼前合影，记录下我们灿烂的笑容，留作珍贵的纪念。

二. 我的老师

母校的部分教师在校园中合影，左起：1. 教导主任，算术老师朱静娴，2. 美术老师小刘先生，4.五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戴峥，5 .一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汤立华，7. 卫生室沈老师，9. 三、四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唐棣华，10 .体育老师徐文耀。

照片的背景应是我们二年级的教室，左边是沙坑和跷跷板。

下图是我们毕业后二年，1957年全校教工欢送朱先生离校赴任古北路第一小学校长的合影。前排左4. 三年级班主任马美英，左6.幼儿园园长徐静轩，中排左5. 自然课老师穆望秋，左7. 六年级班主任石白坚，后排左4 .校工福康，左5. 校工阿六伯伯，左6 体育老师徐文耀，右2. 1955年我们毕业这那年入校的幼儿园老师赵赫。

我入校时，学校的员工除了阿六和福康二个校工外，都是女性。彼得时期的女教师都是独身的，正是因为沒有家累，她们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爱学生，爱学校，使我们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我一年级的级任老师（现在称为班主任）是汤立华。我们上小学时都尊称老师为先生，汤先生脸庞清秀，戴眼镜，短发穿旗袍。低年级的老师好象是全能的，汤先生不仅教语文，而且教算术和唱歌。还记得开学第一课语文课文是“拍手。”，第二课是“你拍手，我拍手。”，第三课是“你拍手，我拍手，拍手拍手拍拍手。”偱序渐进。汤先生的字非常工整，笔划有力，不带一笔连草。

解放后，有些旧规矩打破了，汤先生大约在我们四年级时结婚。她的先生是位地质工作者，曾到学校来为我们作过一次深山探矿的报告。有二个情节至今记得：一是地质队员们手臂挽手臂涉水越过山中激流，二是深山遇豹子的历险。他生动的讲述把小朋友们都吸引住了。

一年级时音乐课就在班级教室里上，汤先生用风琴伴奏。刚解放时，旧社会的儿童歌曲不让唱了，仅记得汤先生教我们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美帝国，真可恨，想发战争财…；365—，635—，i i 365—…。

当年“大队长”和“皮大王”小学毕业六十三年后合影。

在非级任教师中，教算术的教导主任朱静娴是我们最尊敬的一位好老师。朱先生是苏州人，说话温和，一口绵软的苏白，长年穿旗袍，与众不同的是她总在右腋下佩一方手帕，有民国女士的风范。那时我们不但学算术，还要学珠算，到有珠算课那天，每人都带一个小算盘上学。朱先生的课讲得很清楚，也不会佈置很多作业，课堂上会做些笔算和口算练习，我的心算反应不快，所以一到口算练习就比较紧张。朱先生在小学由私立东辉小学改制为公立愚园路第二小学之后的1957年调离了学校。

教美工的小刘先生是老校长刘汶青的妹妹，很富态，喜欢穿旗袍。美术课主要是画图，小刘先生在黑板上画个样子，让我们照着画，画完举手，她会走到座位旁作点评並当场打分。她打分很特别，以圆圈和三角作为成绩：二个圈表示合格，二圈一角中等，三个圈就算画得不错了，能得到三圈一角是不容易的；戴昌同画得好，常能得到三圈一角甚至四圈。

偶尔美术课也会上劳作课，做些什么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次让我们带上旧毛线和针，上课时小刘先生教我们打平针毛线。我手笨，怎么都打不起来，幸亏坐在我边上的女同学周淑英耐心教才勉强学会。

有一次小刘先生因病缺课，请了个代课教师。她上课时给我们讲故事，说慈禧太后为什么那么老了脸上皮肤还这么光滑？原来她一直用一种玉石在脸上滚摩。有一个宫女偷偷地背着慈禧也用玉石摩脸，被太后发现毒打了一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现在想想这个老师实际是不负责任，在“搗浆糊”。

五年级开始就有自然，历史和地理课了，自然是由穆望秋老师教的。穆先生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戴玻璃挺厚的眼镜，常年也穿旗袍。穆先生与学生不太亲近，但课讲得很清楚。印象极深的是穆先生特别爱干净，所用的粉笔必定亲自带来，而且都用纸卷起来，这样在写黑板时手就不会粘上粉笔灰了。在所有的老师中，这是独一无二的。

音乐课的老师有过二个，一个姓杨，另一个好象姓任，都是女老师。对杨老师的印象比较深，她是一位年轻而时尚的教师，烫发，高鼻大眼，衣着漂亮，除了教高年级音乐课外还带幼儿园班。

杨老师不但教我们唱歌，还组织了一个打击乐器表演组合，参加长宁区小学的文艺汇演。这个表演组合由一面大鼓，若干三角铁，手铃和一种小手鼓组成，由杨老师弹奏钢琴，乐队按节奏击打各种乐器，很悦耳动听。我那时在五年级，与六年级的大同学一起参加了表演，演出很成功，赢得热烈掌声。

这二位音乐老师教了我们不少解放后新创作的儿童歌曲，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歌曲，都很动听，很美。比如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树林是多么美丽，天气是多么好，打猎呀，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我爱幸福的生活，我爱这大树林，我爱幸福的生活，我爱这大树林。口号式的打倒美帝的歌不再唱了。

站在后面的是我们音乐课的杨老师。

下图，杨老师在幼稚园组织的小乐队。

后排左起第二个是朱毓壮的妹妹朱杏雅，前排左起第四个是王冲权的妹妹王灵权。

三. 我的同学

复制了这张毕业照之后，十多年里我们又失去了李聿德，张钰华，薄济群三位亲爱的同学。

我们这一班是1955年从东辉小学毕业的，毕业照上少了汪一楠，他因病未能出席拍毕业照。实际上小学六年中前前后后在我们班待过的还有不少，仅我记得的就有十四个小朋友中途离开了我们班。

1949年开学不久新中国就成立了，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班里来了一个姓彭的男孩，穿跟军装一样颜色的黄色衣裤，布鞋后跟有带子绑住脚踝，说外省话，嗓门特别大。他不是很守纪律，印象中挺鬧人的，在班上不多久就不见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小彭的父亲应该是驻沪解放军的髙级干部，送孩子来彼得上学后发现並不合适，于是就转学了。

二年级时又有一个同学唐逸览退学。唐的父亲是著名国画家唐云，我特别记往他是因为跟他打过架。有一次不知为什么跟他吵了起来，以致乱拳相加，不过二人“武功”相当，都没吃大亏。唐逸览后来在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也成了国画家。他的作品以花鳥为主，山水很少。

唐逸览的画。

五年级时，班上住在宏业花园的陈必克和陈立克兄弟因父毌工作调动全家去了北京。这二兄弟属于比较顽劣的，但跟我关系不错，临走时特地给我留了照片和地址，住址记得是北京西交民巷羊毛胡同10号。现在猜想他们可能是高干子弟，根据有三：其一，住宏业花园；其二，弟兄的名字叫“立克”和“必克”，似乎是战争年代起的名字，父母与军队有关；其三，工作调北京住西交民巷，交民巷是传统外交关联区，二陈的父母应是调任外交工作了。

沒能随班毕业的还有女同学俞新华，黄泰宁，男同学陈谋辉，周树德周树刚堂兄弟，陶公铎，陆震，陈明章，刘玉生和周瑞甫。记得周瑞甫家在愚园路江苏路口开了一家门面不小的糖果食品店。

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住在学校附近，愚园路上的岐山村，采芝村，桃源坊，俭德坊，兆丰邨，长宁路上的兆丰别墅等都是同学居住得相对集中的几条新式里弄。住在兆丰别墅的就有吴文，戴昌同，鲍小彤，朱毓壮，周陶言和我；近在咫尺的长宁电影院旁边弄堂里还住着刘行健。

我们那时上学沒有许多回家作业，用心的话，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余下的时间就是找同学玩，住得近的，自然就在一起玩的时间多。同住兆丰别墅的鲍小彤是满族人，浓眉大眼，身体结实，动作灵活，打篮球老是持球走步。他喜欢到我家玩，一人手持一把木枪扮解放军，模拟打仗，常常玩到我父亲下班回家了还不想回去。鲍小彤初中毕业后做了钢铁工人，练出一身健美肌肉，后来在上海市工人文工团跳芭蕾舞。

同里弄的戴昌同和朱毓壯很会玩，点子很多，他们发明了一种扮演军人时用的道具钢盔制作法。五十年代初，水果摊包装水果用的是竹编小篓子，他们在篓子外表面用废大楷纸团填充成碗狀，然后糊上多层大楷纸使之平滑成盔形，然后刷浓墨汁使成黑色“钢盔”，干透之后外表面用毛笔刷一层胶水。由于胶水层的反光作用，在阳光下还真能反射出金属的光亮，效果极佳。

六年级时，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团的儿子万尼亚”的课文，是从苏联儿童文学家盖达尔的同名小说中节选的，讲述红军收留的战争孤儿万尼亚抗击德寇的故事。石先生让我们把课文改篇成小话剧演出。记得由张存厚演万尼亚，鲍小彤演德军官，陆静莲演女副官，我和朱毓壮演德军巡逻兵，巡逻兵戴的钢盔就是我们亲手制作的。

朱毓壮是广东人，父亲是美国华侨，电气工程师，解放前供职于上海美商电力公司。1955年秋为支援大西北电力建设，朱家伯伯携全家到西安西北电力设计院任总工程师。约二十年后，我在陕西宝鸡工作时到西安出差才重新联系到朱毓壯。

2001年秋，朱毓壮退休后到兆丰别墅找到我和戴昌同，三人促膝长谈到很晚，当回忆起儿时往事时仿佛又回到了小学生时代。毓壮离沪后去镇江探望大姐，不想在游览途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我们班有个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同学 — 王强。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圣诞节前夜，上海上空发生了一次令人震惊的空难，王强在空难中幸存但失去了双亲；之后他与一位可敬的老人一起住在愚园路原时轮小学隔壁一条浅浅的弄堂里。

我与王强初中也是同班，初二上学期时还同过座。文革中1968年初的一个冬日，王强大学毕业将北上天津塘沽工作，我去他家送别。是日，天空阴沉，王强行李简单，老人已不在了，室内空空，他临出门前回顾一下，决然地关上房门走了。我送他到公交车站，黯然握手道别，此一别就是四十多年。

下图，王强家的老屋。

1955年七月，小学毕业，拍完毕业照，我们依依不捨地告别了亲爱的老师，温馨的校园，走向更远的地方，开始了新的学习。

弹指一挥七十年，千帆已经过尽，人生航程接近终点，然而小学的师生谊和同学情依然温暖地留在记忆深处，与生命同在，馨香如故。

谨以此回忆献给我亲爱的同学和校友们。

（本文转载自宋又廉先生的“美篇”文章）

原标题：《愚园路一千零一夜 | 我的小学生活——忆彼得•东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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