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读书记︱纸屋敦之的琉球史:读《东亚中的琉球与萨摩》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葛兆光

2021-03-12 11: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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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と萨摩藩》,纸屋敦之著

《东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と萨摩藩》,纸屋敦之著

琉球是东亚海域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从明到清,琉球既是中国为中心册封体系中的一国,又是和日本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一国。它一方面经由福州和北京保持着政治关系,与中国沿海及南海诸国保持着贸易关系,一方面又和日本特别是萨摩藩联系紧密,还常常因为漂海的缘故和朝鲜发生纠葛。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以琉球为圆心,向西侧画一个半径两三千公里的扇面,琉球正好在扇柄末端,以它为轴的扇面几乎可以覆盖日本的九州、中国的沿海、朝鲜济州与釜山、吕宋、安南,甚至满剌加。以前为了讲课,我曾看过不少有关琉球的中国文献,这次到东京,也想看看日本学者的琉球史论著。当我看了几种有关琉球史的日文论著之后,大概明白日本学界对琉球史的基本观点,就是始终把1609年萨摩入侵之前的琉球当作“外国”,而把1609到1879年间的琉球当作“二重朝贡国”(他们反对“日中两属”这样的说法,据说,这样会取消“琉球的主体性”),他们认为,直到1879年“琉球处分”之后琉球王国解体,琉球才成为日本的一部分。
手头这本纸屋敦之(1946-)的《东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と萨摩藩》(东京:校仓书房,2013)是前几年的著作,引述资料相当丰富,我用它与村井章介先生的《古琉球》(“角川选书”616,东京:角川书店,2019)对照着阅读。这部书分为“古琉球与萨摩”“近世琉球与萨摩藩”“琉球的逻辑”三部分。
下面,我做一些摘录,同时也加上一些我的感想。

第一部分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
第一是有关“百浦添栏杆之铭”(见《中山世谱》卷六)。该铭文镌刻于尚真(1477-1526年为王)1509年所建首里城正殿前栏杆上。纸屋教授说,在第一尚氏王统(即从尚思绍到尚德七代)时期,是明朝廷任命明人为王相,负责政治与外交;然而,经矢野美沙子研究,到了第二尚氏王统(从尚円起)时期,琉球国王开始任命琉球人担任三司官(世あすたべ,相当于宰相)以下的职位,担任政治与外交职责。这很重要,因为它说明,琉球当时已经是独立国家。
第二是有关“纹船一件”。纹船(あや船)是琉球国王向岛津氏派遣的外交船,1481-1611年间一共达十三次之多。作者说,如果细读《上井觉兼日记》,可以证明萨摩和琉球,当时还是平等通交。这一点,从琉球国王与萨摩藩之间的往来文书中可以看到。在1500年代的文书中,萨摩方面常常使用“善邻”“邻交”“邻国之修好”“昆弟之约”“唇齿之约”“胶漆之契约”“邻交之恒例”等强调友好的词语。
纸屋敦之的以上论述,目的都是为了强调古代琉球王国的独立性,这一点在日本史学界是共识。

第二部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明清交替时代的萨摩与琉球关系的论述。
纸屋敦之认为,萨摩与琉球的关系不仅仅是两地区的关系,而是应当放在“华夷变态与近世日本”的背景下理解。他说,室町时代的日明关系,在1547年最后的遣明船之后终结,经过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十七世纪的日中关系逐渐由“从册封到非册封”,也就是日本自立意识越来越强。不过,虽然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改变了琉球的独立状态,琉球成为同时向两方的朝贡国,但纸屋还是认为,那个时候萨摩并没有试图改变琉球政治形态和风俗文化。这里他列举了若干证据。(一)1624年,萨摩还把一些权力(比如对三司官以下的授予权、死罪、流罪的裁判权、农耕礼仪相关的折目祭等祭祀权)仍然委托给琉球国王,甚至还禁止琉球人用日本风俗;(二)不仅萨摩藩默许琉球向清朝朝贡,日本幕府将军也一样注意到,琉球可以充当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不要因为琉球与清朝冲突。
不过,纸屋也特别指出,明清交替成为萨摩藩改变琉球支配的潜在契机。1648年后,萨摩使者变成了“上国使”;1654年,萨摩藩设置了负责琉球的官员“琉球挂”;1657年,萨摩禁止“琉球在番奉行”参与琉球政治,而是通过设在鹿儿岛的琉球馆进行琉球支配。萨摩藩代表日本对琉球进行的控制,在明清交替以后,确实是在逐渐增强中。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因为琉球方面由羽地朝秀(向象贤)担任“摄政”,在1666-1673年间进行了所谓“羽地仕置”的政治改革,象征着从古琉球向近世琉球转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纸屋认为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这一大事件,应当放在明、日、琉关系中看。在书中,他提出这一事件之前,若干值得注意和需要分析的背景,特别是琉球在中日之间位置与作用的变化,我们过去似乎对这些背景强调得不够:
第一,1600年8月,萨摩坊津的商人将朝鲜战争即壬辰之役中被扣押的人质茅国科(大明总理军务都指挥茅国器的弟弟)送到福建福州梅花津,而且将萨摩藩岛津氏的信件(由德川氏的外交顾问禅僧西笑承兑起草)交给茅国器,表示希望日明和平,并且重申了对“金印”和“勘合”的希望。明朝皇帝对此表示嘉奖,并同意每年允许两艘贸易船从福建赴萨摩。第二年中国船赴萨摩,但由于遭海盗抢劫并沉没,因此,萨摩与福建的直接贸易并没有实现。
第二,1602年,陆奥伊达政宗把漂流的琉球船三十九人送往江户,德川将军让他们返回琉球,并由岛津忠长负责遣送。琉球国王尚宁曾要求遣使来谢,这时正值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可是不知为何,尚宁这次却没有为此遣使送礼。1606年,岛津忠恒曾向德川家康提出要求,准备出兵奄美大岛,但同年6月,因为明朝的册封使(夏子阳、王士祯)来琉球,这一计划就暂时没有实行。
第三,这时,刚刚由德川家康赠字而改名为岛津家久的萨摩藩主,还派遣岛津宗安到琉球,打听虚实并向来自大明的册封使表示祝贺。这一年9月,岛津氏还有《呈大明天使书》,诉说“两地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颇以为慊矣。恭惟天使两老大人感我恭顺之诚,自今以往,年年使中华商舶来于我萨摩州,阜通财贿,何幸如之,然则皇恩德泽,当永矢而弗谖矣”。但同时给琉球国王《呈琉球国王书》则说,你们没有给萨摩送聘礼,是三司官的疏忽责任,“今岁不聘,明年亦懈者,欲不危而可得乎哉”。还指责琉球国与明朝通商,却没有承担明朝与日本的往来,“岂复非太平之象哉,我将军之志在兹矣”。纸屋认为,显然这是日本幕府与萨摩藩试图借着明朝皇帝遣使册封琉球的机会,通过琉球作为中介达到实现勘合外交。
第四,1608年,萨摩曾派遣两个使者(市来家政、村尾笑栖)去琉球,但仍没有达成目的,因此,萨摩才以桦山久高为将军,率三千军人于1609年3月4日经由奄美大岛、德之岛进入冲绳,把国王尚宁、王弟尚宏作为人质,这就是征服琉球事件。
纸屋敦之认为,即便如此,日本当时对琉球国王,还是把他当作国王看待的,尚宁面见德川家康时,还是穿着琉球的中国式衣冠,乘坐玉舆(凤辇),与家康对坐,显然,日本方面为了勘合交涉,还是希望琉球作为明朝的朝贡国,继续存在的。以上分析,也许可以让我们了解1609年琉球历史大转折的背景与原因。

那么,琉球方面的自我定位呢?在第三部分中,纸屋主要讨论的就是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琉球自主性的逻辑何在。其中,他特别讨论了1670年尚质的“琉球安泰论”(以及蔡温1732年的《御教条》、1749年的《独物语》)。
纸屋认为,尚质关于琉球说词的基调是,既然琉球被萨摩征服,当然理应对萨摩表示忠诚,然而还有另一面,这就是萨摩对于琉球,也应当负责琉球的安泰。为了日中琉三方的平衡与安定,萨摩藩接受了这一说法,并且为了贸易,萨摩也默许琉球向两方朝贡。不过,纸屋敦之也指出,琉球这种走钢丝式的外交,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其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是,1683年的尚贞和1719年的尚敬,在接受来自清朝的册封时,有关七岛(宝岛)的归属问题,就曾引起过清朝册封使的警觉。纸屋敦之说,为了避免引起麻烦,不让清朝使者察觉,琉球与日本尤其是萨摩的真实关系,在1719年清朝使团来册封尚敬的时候,琉球方面也想出花招,让萨摩藩来的日本官员,在浦添间切城间村暂时躲避,免得引起清朝册封使的警惕。
看完此书,有一点儿感慨。明清中国、江户日本和琉球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真是值得好好琢磨。琉球史很重要,它的意义不妨在这里再重复一遍:由于十四至十六世纪,日本国内战乱不止,中国先是采取海禁,后来又有倭寇问题,所以,琉球成了日本、朝鲜、中国甚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枢纽之一,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琉球是“大交易”时代的中心之一。如果研究那一段时期的东亚海域史,就不能忽略琉球。不过,要研究东亚中的琉球史,恐怕除了人们熟悉的《历代宝案》、各种《使琉球录》之外,还得好好考察与琉球关系最密切的萨摩藩资料(如岛津家文书),以及并非汉字书写的《おもろさうし》。提到《おもろさうし》,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这部1531年开始由官方编纂,收录了一千五百五十四首诗歌的文献,按照日本学者村井章介的说法,一方面呈现了琉球文化的文字化,一方面保存了古琉球的历史记忆。尽管它在1709年首里火灾中不幸被烧毁,但是,好在火灾之前编纂的琉球古语辞书《混效验集》(1711年完成)和《女官御双纸》(1706年完成)里保存了《おもろさうし》的大部分文本(大约是一千两百四十八至一千两百四十九首)。有人说,由于琉球并没有1710年以前连续的社会记录,这一复原的文本,就非常值得一首一首地阅读和考察,因为它是“呈现古琉球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文化的根基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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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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