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金寿福对谈贝尔纳与《黑色雅典娜》

黄洋、金寿福（章静绘）

《黑色雅典娜》是马丁·贝尔纳最出名的作品。这部作品兼具争议性和影响力，迄今已经被翻译成东西方十余种文字。全书的结论是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在于亚非语文化，但在十八世纪以后，主要由于种族主义的原因，这些亚非语文化的影响遭到系统的忽视、否定及压制。贝尔纳试图颠覆以欧洲为古典起源的传统研究思路，本书出版之后，即激起学术界的轩然大波。202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与三辉图书将三卷本《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一并出齐，又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黄洋、金寿福两位教授与该系青年教师李思琪就《黑色雅典娜》做了一场对谈，本文系对谈整理稿，内容有删节，文字经两位教授审定。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三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李思琪：《黑色雅典娜》卷一主要讨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起源的不同看法。贝尔纳在其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一种是“古代模式”，另一种就是“雅利安模式”，请问这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黄洋：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中提出一个鲜明的看法——古代希腊文明的根源是在“东方”。这个东方不包括中国或者印度，相对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来说，古代世界的东方是指西亚和北非。贝尔纳提出，古代希腊文明的根源是在亚洲和非洲，所以这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是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直译成中文就是“古典文明的非亚根源”，贝尔纳所称“古典文明”，其实指的是古希腊文明。

贝尔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从1785年至1985年这两百年的西方古典学或者说古代希腊文明研究，系统地忽视了“东方”——也就是西亚和北非——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在这两百年间，欧洲学者对古希腊文明的研究建构了一个主导性的模式，即所谓“雅利安模式”。贝尔纳认为“雅利安模式”的一个核心是，欧洲的学者倾向于把希腊文明建构成白种人即雅利安人——也就是印欧语系民族——进入希腊以后创造的一个文明。学界一般认为，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发源地在黑海和里海的北面，是从北方来的一个白种人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希腊后创造了希腊文明。因为是北方来的白种人，对这个印欧语系民族，传统上有一个说法：他们是雅利安人。贝尔纳批评说，这个“雅利安模式”是种族主义的。

贝尔纳要论证自己的观点，就要先颠覆两百年来的西方古典或希腊文明研究的传统——“雅利安模式”。他说这个传统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这个传统不是从古代的文献和证据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而是由欧洲这两百年来的价值观念所导致的。这个价值观念，包括启蒙以来的进步主义传统、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以及更要命的种族主义传统。这些传统叠加起来，使得欧洲学者把希腊文明想象成一种纯种的白种人文明，就彻底地切割了以及系统地忽视了“东方”对希腊文明的影响，所以他要把这个模式推翻。

贝尔纳认为，从古代的文献以及希腊的文献看，从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到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再到哲学家柏拉图，他们都接受希腊文明的源头在东方、在埃及——更具体来说，是埃及和西亚。因此他说，希腊人自己理解他们文明根源的模式，和近代以来欧洲学者建立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他把这个模式叫做“古代模式”。他认为“古代模式”更贴近真实的历史，至少从历史文献材料出发，这个模式更有说服力。

《黑色雅典娜》的第一卷就是针对整个欧洲的学术传统，以古代希腊文明研究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包括古代埃及文明的研究、古代西亚文明的研究，他要去分析这个学术传统，要颠覆这样一个模式。在第二卷、第三卷中，贝尔纳试图论证他所说的“古代模式”，当然他利用的不只是古代希腊的史料，还利用了古代埃及、古代西亚的史料，尤其是腓尼基、希伯来文明等广泛得多的史料来源。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因为在现代学术中，这几个领域都是不同的学问，比如说研究埃及的是埃及学，研究古代西亚的是亚述学、希伯来研究，研究希腊的是古典学。绝大部分学者如果在其中某一个领域能够摸到门道，那就已经了不得了，可是贝尔纳要把这些都打通，融合起来写这本书，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难度是多么大。

金寿福：想真正理解《黑色雅典娜》，首先要了解贝尔纳（一般翻译成伯纳尔）的背景。他的父亲是有爱尔兰血统的犹太人，一个激进的科学家，1953年获得斯大林和平奖；母亲是著名埃及学家加德纳的女儿，一位有激进倾向的女艺术家。加德纳以一己之力编纂了具有象形文字入门书、语法书和词典等多种功能的《埃及语语法》一书，一百多年以后，它仍然是埃及学家和古埃及文化爱好者必备的参考书。因为父亲是殷实的实业家，加德纳一辈子保持自由埃及学家的身份，并提携和资助年轻的同行。我估计贝尔纳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祖辈优越的家庭条件和父辈的激进思想，这一家庭背景与他之后的学术生涯有密切的关系。贝尔纳曾经称自己的外祖父是“种族主义者”。

马丁·贝尔纳

贝尔纳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后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对中国，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他也是反越战运动中的激进分子。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最为关键的是，身为颇有成就的汉学家，贝尔纳为何要改行，他又如何成为研究西亚、北非与希腊关系的名噪一时的专家？坊间流传多种说法，其中有一个版本说，他遇到了学术上的中年危机：一方面是感到在研究潜力上有些后劲不足，另一方面，美国的汉学研究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逐渐进入日益固化的状态，令他感到不满。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也接近尾声。这些均在不同程度上促使贝尔纳改变研究方向，他萌发了要寻找自己的犹太根源的念头。

据说， 1979年的某一天，贝尔纳在伦敦一家书店翻看一本由著名埃及学家切尔尼编纂的《科普特语词源词典》。科普特语为古埃及语言的最后一个阶段。圣书体、祭司体、大众体是象形文字繁简不一的书写体系。基督教传入埃及以后，埃及人认为象形文字有偶像崇拜和亵渎神灵之嫌，相信这种图画文字已经不适合用来书写《圣经》，因此决定用希腊字母转写象形文字，创造了字母文字——科普特文。贝尔纳在《科普特语词源词典》中发现，许多希腊语词汇在渊源上与科普特语相关。有些评论家称，贝尔纳撰写《黑色雅典娜》的种子是此时播下的。这个观点有点偏激，但是也道出了贝尔纳的研究方法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重大的学术论点建构在两种语言中个别词汇的相似性之上。古埃及人用希腊字母转写自己之前的语言，词汇中当然有很多希腊语成分。贝尔纳认为希腊语当中百分之二十多的词汇是从古埃及语来的，显然是本末倒置。可以说，贝尔纳《黑色雅典娜》的基础可谓先天不足，加上他的价值取向经常与建制派相反，我感觉他的著作确实富有挑战性，但是实际效力多大，真的很难说。

他这本书出版之后，我估计，也达到了他事先预定的目标，就是要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刚才说过，他在汉学界有点山穷水尽的感觉，要是转行的话，该怎么进入古典学界或者是其他的领域呢？如果按部就班，他只能跟在别人后边，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起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指望他的著作完全基于确凿的证据：一个人半路出家，试图撼动古典学界众多学者长期建构起来的学术框架，只能说勇气可嘉。

李思琪：贝尔纳解释“古代模式”时，常常会引用一些古希腊的学者、作家的作品，比如引用希罗多德的《历史》，我想知道，这在古典学家看来，历史可靠性如何？有没有争议？

黄洋：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西方史学传统里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西塞罗把希罗多德称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学传统，不比西方的时间晚多少。要说《历史》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了。什么叫真实性？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当然它有很多记载可能是不真实的。但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期以来，历史学对真实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反思，所谓的真实性是启蒙理性和科学理性的产物。对历史研究、历史著作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记载是不是真实。也就是说，十九世纪欧洲史学的一个标准成了一个放之四海的标准——不只是其他民族要适用这个标准，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一部作品，其作者也要为真实性负责。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欧洲现代性霸权的体现，这方面中国人的反思不多，但是印度的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反思就比较多。

今天的学者会把“真实性”的问题相对化，或者说，就是不去穷追这个问题，反过来会去探讨为什么希罗多德会这么去书写，为什么在希罗多德看来会是真实的？他所在的社会对“真实”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所以，才会有不同的视角。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当然他是不真实的。

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中引用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等，比如希罗多德谈及埃及的时候，说希腊人向埃及人学习等等这类记述，确实是希罗多德所记。那么，贝尔纳就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不仅仅是说，这些对希罗多德来说是真实的，对我们来说也是绝对真实的。但事实上，对希罗多德而言是真实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真实的，要看以什么为客观标准。

按照现在的标准，对这样一些说法，至少研究古希腊史的学者们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或者要去进一步研究、考证：希罗多德说 “希腊人跟埃及人学”，那么，到底哪些是跟埃及人学的？问题要一个一个地去证实。

金老师说这本书有巨大的冲击力，有很大的学术贡献，但是它也的确有很多的问题——它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古代记载，简单化地理解，或者说绝对化地理解了。

李思琪：黄老师写过一篇文章“Invention of Barbarian and Emergence of Orientalism: Classical Greece”，讨论到野蛮人的形象，还有东方主义在古典希腊文明中的出现。其中讲到，在希波战争之后，亚洲人就被希腊人塑造成野蛮人的形象。而贝尔纳所定义的雅利安模式，根据他的论证，好像是在十八世纪以后的欧洲社会才出现的例子。对照您的这篇文章，是不是表示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追溯得更早？

黄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李老师提到我的文章，我做一点解释。大家可能知道，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有一点非常像。古代中国人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住在中间的是华夏，四周的是蛮夷；华夏当然是文明的，是礼仪之邦；蛮夷则是落后的，甚至野蛮的。在这个观念上，希腊人和中国人特别像。公元前五世纪，尤其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也是把世界分成希腊人和蛮族人两部分，这在文献中、在艺术包括雕塑和绘画中都有体现。希罗多德的《历史》一开头就讲“哈利卡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在此发表其研究成果，以使人类过去的事不致因时间流逝，使希腊人和蛮族人伟大而令人惊叹的事迹不致变得湮没无闻”，这是很典型的。除了希罗多德，其他很多古典作家也有这样的表达。希腊人把他们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叫做蛮族人，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βάρβαρος（barbaros），英文的barbarian就从这个词来。我的文章是要说明，希腊人把所有的外族人都称为蛮族人这样一个一般性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即文中所说的蛮族人概念的发明（Invention of Barbarian）。文章后一部分，我是在讲东方主义的起源，受爱德华·萨义德那本书的影响——国内翻译成《东方学》，我觉得这个译法是错的，应该翻译成《东方主义》——他讲的东方主义，我认为在古代希腊就产生了。萨义德指出，所谓“东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欧洲知识界把“东方”即伊斯兰世界描绘成与欧洲文明对立的世界。欧洲被建构成一个民主、文明、自由的世界，伊斯兰世界则被构建成一个野蛮、落后、专制的社会。如果说到东方主义的起源，古代希腊人就已经是这样了，尤其是把波斯帝国及其治下的其他民族都描绘成蛮族人——他们是低劣、专制、不文明的，甚至说他们的长相、品性都比希腊人低劣。我那篇文章，讲的是这些。

《东方主义》，萨义德著

李老师的问题说，如果希腊人已经这样看的话，那么所谓的雅利安模式在古代希腊不就已经有了吗？那么，贝尔纳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他没有讲这是古代希腊人的东方主义——古希腊人当然不知道雅利安这个概念，这是后世欧洲人提出来的。他也认识到，尤其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把其他的民族都看作蛮族人。在第一卷第一章论及修昔底德的时候，他说希罗多德、柏拉图，他们都承认希腊人是向埃及学习的，希腊人有一些埃及人或者腓尼基人的祖先如卡德摩斯、达那奥斯等，但是修昔底德只字未提，而且把那些人都看成蛮族人，似乎很鄙视。贝尔纳说这是修昔底德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作祟。他也说，在公元前五世纪，把其他人都看作蛮族人的观点是希腊的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然后他还讲到，这是修昔底德的“傲慢”，用了arrogance这个词。现在学界认为，希腊人把其他民族刻画成蛮族人是他们构建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但这个方面贝尔纳显然是不太了解的，所以他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希腊人的“民族主义”，用了nationalism这个词，也好几次提到这是希腊人的傲慢。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历史解释么？你当然可以斥之为傲慢，但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不是一种历史解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贝尔纳淡化希腊人将其他民族看成蛮族人这件事，因为这与他的古代模式是冲突的。他想要建构起自己的古代模式，不说雅利安模式在古代希腊就有。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李思琪：谢谢黄老师，接下来的问题也与雅利安模式有关，两位老师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你们觉得“雅利安模式”这个词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争议？

黄洋：我先讲讲我的一种理解。

这个词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雅利安”这个词当然在传统上是欧洲人使用，也是欧洲人发明的一个概念。在早期，“雅利安”指的是印欧语系民族，或者说是白种人的一个代名词。比如我前面讲到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但因为纳粹宣扬德国人是纯种的雅利安人，这个词就和“纳粹”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学者们一般会避免用这个词。这也是引起学者们很大不满的一点。

像金老师说的，贝尔纳为了一炮打响，或者从一位学者的抱负来看，为了建构一个宏大的解释模式，他当然要提出比较有冲击力的概念，这其实有点过火了。贝尔纳在康奈尔大学政府管理系任教授，他的同事、康奈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约翰·科尔曼（John Coleman）写文章批评他，其中就特别指出，用“雅利安模式”是不合适的。因为在现在的语境之下，“雅利安”就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来建构一个历史解释的模式是不妥的。另外一位美国学者玛丽·莱夫科维茨（Mary Lefkowitz）是卫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古典学教授，她觉得，这样一顶帽子一旦扣下去，所有古典学家都成了种族主义者。这是大家对贝尔纳不满的一个原因。

金寿福：我想从埃及学角度说一下。不少欧洲学者在十八世纪就指出，“雅利安”这个称呼是有问题的。贝尔纳后来也亲口承认，他选一这个词有点故意为之。“黑色雅典娜”这个书名也并非贝尔纳的本意。据贝尔纳回忆，完成第一卷之后，他跑了很多出版社，“体制内”的出版社不愿出版这本一眼就可以看出有争议的书稿，加上国外的出版社又有严格的外审制度，他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几乎放弃了出版希望。最后，他的一位小出版商朋友答应出版，可能是为了销路，鼓动贝尔纳采用“黑色雅典娜”这样一个吸引眼球但缺乏学术依据的书名。需要补充的是，贝尔纳起初并没有非洲中心主义倾向，后来才有意无意地与持这个信条的人走到一起。

欧洲人对古希腊和古代近东的认知和评价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文艺复兴时期对东方包括埃及在内的文明的推崇，到逐渐划清界限——欧洲是我的欧洲，欧洲以外的人或者因为肤色，或者因为语言和宗教，被视为“他者”。在十七世纪，欧洲人讲到希腊的时候，推崇斯巴达超过雅典，在讲古典时期的时候，推崇罗马胜过希腊。到了十八世纪，风向开始转了，这跟欧洲人当时寻求个体自由、民主等思潮都有关系。关于这一点，贝尔纳在第一卷刺中了问题的要害，所以获得的反响也比较好。尽管他的批评有过分或者以偏概全的地方，总体来说是对的。涉及第二卷和第三卷，很多严谨的学者期待贝尔纳用确凿的证据进一步阐述他在第一卷中提出的批评和建构的理论。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感觉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西方的古典学、埃及学，还有亚述学等研究西亚古代文明的学科，既有联系，又有自身的特征，共同构成庞大的学科体系，是数十万人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贝尔纳如今凭借一个人的学养试图颠覆古典学关于古希腊文明的来源和性质等根本性的认知，显然是做不到的。至少从埃及学角度看，说古典学界或者西方学术界有一个从古代模式到雅利安模式的转化，确实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有贬低伊斯兰世界、丑化埃及阿拉伯人的倾向，但是这个倾向并不涉及古埃及，这一点值得强调。萨义德揭露和批评的就是西方的这段历史，所以他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有助于深刻、全面理解上述倾向。与此相反，西方学者并没有否认古埃及对古希腊的影响，而是随着象形文字的破译和埃及考古学的诞生，设法从文字和文物等多方面证实和鉴别古典作家的记述。所以说，西方学界尤其是古典学界，对古埃及文明的态度，经历了从主要依据古典时期的著作到对多种材料进行比较和批判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难说是从推崇到贬低或者否认和抹杀。

李思琪：讲到卷二卷三，就涉及更古老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了。从埃及学者的角度，如果我们不讲古希腊的史料，而是讲到古埃及的那些史料——因为贝尔纳他想证明埃及是古希腊文明的源头，那么他就必须要证明埃及曾经殖民古希腊大陆、岛屿这些地方。金老师，根据您的研究，有没有埃及史料讲到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希腊的呢？

金寿福：我刚才讲，贝尔纳的第一卷确实令人震撼，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服气，他们要拭目以待。我们做古代史研究的人知道，文献就那么一点点，如果你仔细看，贝尔纳用的基本上都是学者们早已用过无数遍的材料。他做全新的解释，无法避免倾向性和选择性。

贝尔纳认为，埃及历史上有三个对希腊产生重大影响（即殖民）的阶段，它们分别是中王国时期、喜克索斯人统治时期和新王国时期尤其是第十八王朝。事实上，中王国是在结束第一中间期国家分裂状态的基础上建立的，君主的主要精力在于巩固其统治权。第十一王朝的末代君主被其宰相篡位，第十二王朝的开国君主死于宫廷政变，都说明政局的动荡。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埃及人在这个时间把势力扩张到克里特岛或爱琴海岛屿甚至希腊本土，显然不太可能。有意思的是，希罗多德说，在今格鲁吉亚西部有一个叫做科尔基斯的地方，有关金羊毛的希腊神话与此地相关。希罗多德说他在这里碰到了一群黑皮肤、卷发、厚嘴唇的人，感到奇怪，问他们的身世，他们说自己是埃及人。希罗多德后来到埃及，就此事询问当地人，没人能给出答案。贝尔纳则认为，希罗多德所言就是埃及人在中王国时期向外扩张的证据。学界对这一不同寻常的史料的解释是，在埃及第二十五即具有黑人血统的努比亚人建立的王朝时期，亚述人攻打了埃及，这些亚述人返回时掳走了一批俘虏。

关于喜克索斯人的族群和语言归属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议。有些学者以为他们是胡里安人的一支，有的则相信他们的语言属于闪米特语系。不管怎么说，最新的考古发掘结果说明，喜克索斯人在埃及行使统治权的同时，与他们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根同宗的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建有王国，并且与克里特等地有贸易往来。具有典型米诺斯文明特征的湿壁画在巴勒斯坦出土，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喜克索斯人的都城也被发现。多数学者认为，米诺斯艺术传播到地中海东岸和北岸，传播者是来自克里特岛的艺人，他们像游吟诗人一样，把人们喜闻乐见的主题带给外边的世界。在贝尔纳的眼里，这个现象只能被解释为原来居住在埃及的喜克索斯人殖民到克里特。

古埃及壁画上，喜克索斯人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

在贝尔纳所说的第三阶段，确切地说在新王国时期的第十八王朝，位于今卢克索尼罗河西岸的官吏墓中出现了描绘来自克里特岛、迈锡尼等地的人的壁画。古埃及人把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刻画成朝贡者的样子，学者们则认为他们是生意人。另外，这个时期的王室雕像试图暗示，克里特岛、爱琴海地区均被踩在埃及国王的脚下。这是埃及法老强调其权力和势力的惯用手法，贝尔纳则把这个时期的埃及称为“帝国”，以为在克里特等地发现埃及风格的物品都是这个帝国存在的可靠证据，实则不然。在谈论古埃及人是否向外殖民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埃及的地理环境和埃及人独具特色的人生观和来世观念。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确实，比较当时的环地中海区域，埃及无疑具有很多优越性，正因为如此，埃及人趋向于安居乐业。在教谕文和其他文学作品里，最不幸的命运就是背井离乡。古往今来，移民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目的地优于居住地，二是居住地天灾人祸。在古埃及，这两个原因似乎未曾达到让大量人群漂洋过海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古埃及人相信，离开了由尼罗河谷地和河西岸沙漠构成的特定空间，由来已久的来世就不复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古埃及孝子的最有效证据就是把不幸客死他乡——不管是因为做贸易还是打仗——的父亲躯体带回埃及，按照墓葬习俗下葬。

李思琪：黄老师，根据您的理解，到底古希腊文明和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互相影响，还是有更深一层的联系？对贝尔纳所理解的埃及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间的联系，您怎么看？有没有冲击感或者认同感？

黄洋：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金老师刚刚已经讲了，贸易往来，手工艺、文字的交流，比如说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借鉴文字，这种关系很密切，相互的影响也很多。这是我们现代人往往比较忽视的。我们不太能想象古代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像地中海东部世界还比较好理解，因为距离都比较近，通过地中海来往也比较方便。但即使是相隔很远的古代文明之间，也会有影响、有往来，尽管可能是间接的。

比如说中国古代文明，至少从商代开始，就受到伊朗高原甚至受到两河流域的一些影响，尤其像青铜器的纹饰等等，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原来读到过一些，但是这个影响是存在的。所以，古代文明之间哪怕相隔遥远，也会存在相互的影响。

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像埃及、西亚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学界其实在贝尔纳之前早就认识到，有些学者也做过相当多的一些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比如说贝尔纳提到两位做古代西亚研究的学者塞勒斯·戈登（Cyrus Gorden）和迈克尔·阿斯图（Michael Astour），他们分别研究古代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对迈锡尼文明的影响。另一位英国有名的古典学家叫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他在1971年就出版过《早期希腊哲学和东方》（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提出早期希腊哲学受到东方甚至是伊朗人的观念和思想的影响。

1984年，也就是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出版前三年，德语世界著名的古典学家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他是研究希腊宗教的权威——就出版了一本书，后来英文译成《东方化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它的德语初版时，书名是《希腊宗教和文学的东方化时代》（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他就讲，在公元前750年到前650年这一百年里，希腊的宗教和文学深受东方的影响，当然他讲的东方主要是西亚。类似这种个案的研究是很多的。

如果纯粹讲影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贝尔纳提出希腊文明的“亚非根源”，这到底指什么？我读下来，觉得他是很模糊的。所谓希腊文明的亚非根源，你是讲影响，还是讲希腊就是从亚非来的，从埃及来的？

他在书里面讲影响，用的表述是不一致的，比如他在讲古代模式的时候，说古希腊的这些作家都认为埃及在希腊文明的形成中起了“核心作用”，用的是central role，另外一处他又说，埃及和西亚都对希腊有“影响”，用的是influence。包括书名“黑色雅典娜”，就如金老师刚才讲的，雅典娜是一个象征。贝尔纳提出了“雅利安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相对应的一个象征就是雅典娜，是一位从众神之王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的白种女性，她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型了。用她来比喻希腊文明是不对的。贝尔纳现在提出的“黑色雅典娜”是编辑给他出的主意，这我也读到过，但是用“黑色雅典娜”是有很多问题的——古代埃及人是不是黑种人，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质疑，贝尔纳用“黑色雅典娜”这个书名是不是就把古代埃及人说成黑种人，这本身就证明，贝尔纳也是种族主义的——这是别人攻击他的说法。

另外，用“黑色雅典娜”来象征希腊文明，意思就是说整个希腊文明是从埃及来的，这一点绝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可。他要是说埃及对希腊产生了影响，可能大家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