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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合肥│追寻巢湖的“红色记忆”……

2021-03-22 22:0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巢湖之滨

渡江战役纪念馆静静矗立

无言诉说着那段

一腔热血向光明的峥嵘历史

在巢湖一带

这样的“红色印记”还有很多

也许就在身边、就在脚下

在人们抬头、回望的一瞬

与城市的繁华和喧闹融为一体

这些凝聚着精魂的历史印记

犹如一座座丰碑

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程

见证着青春与热血

精神与信仰的初心赓续

义

星火燎原

罗家嘴暴动

皖中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

罗河位于庐江的最南端，也是合肥市的南大门。抗战时期，这里诞生了庐（江）桐（城）地区最早的区级党组织，也曾爆发当时皖中地区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这块热土的红色印记熠熠生辉。

庐江县罗家嘴暴动旧址，当年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资料图）

将时间溯回到1923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王步文，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深入罗河七架桥地区，帮助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和建立农民协会。5月，罗河镇郑家湾的董家祠堂内，一场简单而隆重的会议秘密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共七架桥区委，同时成立了七架桥区农会。

1929年底至1930年初，在中共七架桥区委会的指导下，庐南地区先后成立了罗昌河、沙溪、黄泥河3个区委，壮大革命队伍。那段时间，全省各地农民武装暴动风起云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逐步形成。庐江的党组织也领导贫苦农民、知识青年，利用简陋武器，保卫革命组织，掩护群众扒粮；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叛徒特务。桐庐地区党组织决定，在庐南组织暴动，建立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

暴动于1930年6月6日发起，当晚，集中了70多人，都是党员、团员，请来当地的塾师做向导，带领着武装暴动队一路向罗家嘴挺进。按照行动计划，游击队赶至七家桥后，连夜围歼当地两个反动民团。可到达附近时天已拂晓，考虑到白天行动障碍重重，游击队决定暂时隐蔽在罗家嘴，并布置了警戒。不料，暴动行动被地主李静甫告密，两个反动民团在罗家嘴布下天罗地网。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游击队员发挥不怕牺牲的精神，以一抵十、奋勇抵抗。一名游击队员站在墙头，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高呼：“士兵们，我们与你们昔日无仇，今日无冤，不要穷人打穷人。我们是红军，不是好惹的，打死了你们划不来，你们要为父母妻子着想。”在游击队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反动民团开始瓦解，有的后退，有的只朝天放枪。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游击队趁此有利时机，组织40余人的先锋队且战且走，打死打伤民团20多人、捕获5个俘虏，直冲到数十里外才脱离险境。还有一些暴动人员带了4支步枪，在罗家嘴声东击西，用3支步枪阻止民团，用另一支步枪在背后监视民团。因枪支过少，缺乏弹药，更无援兵，民团队冲了上来，张佩卿等8名游击队员被捕。

被捕之后，游击队员们仍不忘向看守士兵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反动民团残害革命青年的罪行。其中一名24岁的共产党员惨遭酷刑，临刑时还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最终从容就义于罗昌河的唐立岗上。其他暴动人员，后经营救被保释。由于敌强我弱、计划不够周密、缺少应变措施，罗家嘴暴动遭到失败，但这支暴动队伍的基本力量，都成为中共桐庐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骨干，为日后的革命战争点燃星星之火。

守

保家卫国

巢县阻击战

再三阻滞日寇西进合肥

1938年5月14日，日军攻陷合肥。就在前夜，庐州大地的英雄儿女仍在殊死搏斗，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合肥、守护家园，谱写了可歌可泣、威武雄壮的抗战史实。日军对合肥的进犯，正是从巢湖之滨的巢县开始的，这里曾展开一场又一场阻击战，阻滞了敌寇西进合肥的军事行动。

合肥，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素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6年，随着淮南至裕溪口铁路启用，合肥成为安徽省内一个重要的铁道枢纽，区域位置凸显。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前，日军就已觊觎合肥的战略地位，对地理位置、战略地位、水运条件、米粮资源、历史人文等全面调查摸底。

“庐州，别名合肥，在安徽中央地区，水路可达芜湖，从陆路往西是六安……”在安徽省档案馆内，藏存着一套日寇的“随军手册”《支那事变战迹之刊》，共分为上、中、下三个小册子，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各重要县市的情况，合肥也被记载在内。

巢县南门看守的日寇，城墙上还有一段“大家团结起来抵御外侮”的抗日标语。（资料图）

1937年底，南京沦陷之后，日军从长江南北大规模侵入安徽境内，不久便将铁蹄踏向合肥。次年4月底，在骑兵、空军的配合下，日寇气焰嚣张地向巢县进攻，拉开了攻占合肥的序幕。日军火力猛烈，首先攻陷巢县外围，旋即扑向县城城内，攻占车站及附近的各个据点。当时，巢县守军有抗日爱国将领廖运升率部，虽然与敌军兵力悬殊仍是奋力抵抗，激战一天一夜后最终败退。巢县沦陷。经此一役，日军也伤亡惨重，无力立刻西进合肥。

几天之后，日军从巢县出发，鸱视狼顾扑向合肥，再三遭遇了异常顽强的抵抗，付出巨大代价。

在散兵镇，廖运升身先士卒，冒着倾盆大雨，抱着一挺轻机枪，对着日军猛烈射击。廖运升率领守军奋死抵御，从午夜一直战斗到次日中午，可惜因为兵力不足、火力有限，未能对敌军形成有效阻击，这场战役最终以失守告终。守军虽败，却也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占领散兵镇之后，担心守军返回袭击，未敢在镇上久留，慌忙撤回县城。

不久之后，日军又集结淮南方向兵力约3000余人，分成两路扑向柘皋镇。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敌人，守军毫不退缩，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敌后，主要兵力在公路两侧挖壕预伏。当载着大量轻重武器的日军一出现在公路上，预伏的守军立即枪弹齐鸣全力射向敌人，一部分战士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迂回到敌后的部分官兵也发起勇猛冲击。突然遇到前后夹攻，日军一时措手不及，陷入被动。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敌人弃尸300余具，狼狈撤退。

桥头集双山阻击

百余名守军激战千余日寇

濒临巢湖的桥头集镇，有一片绵延悠长的山系，犹如一道道遮风避雨的天然屏障，世世代代无声庇护着一方生灵。抗战时期，在这个美丽的山镇，曾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桥头集双山保卫战，战斗规模虽然不大，却打响了“合肥保卫战”第一枪。

桥头集镇，铁路穿镇而过。80多年前，随着淮南铁路通车，加之桥头集火车站辐射5条铁路专用线，分别连通厂房、工矿企业等，让这个本不起眼的山间小镇成为工业重镇，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5月12日，日军集结了1000多人的兵力，从巢县西进向合肥发起猛攻，把必经的桥头集镇作为攻占目标之一。

据《肥东县志》记载，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红枪会”与合肥守军联合，在桥头集镇双山上挖战壕埋伏，准备主动出击。战斗于农历四月十二那天打响，守卫双山的中国军队不过百余人，与千余名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凭借地形优势，守军在双山上坚持了一天一夜，即便弹尽粮绝也不撤退，给予日军大量杀伤。

战至最后，日军凭借高密度的侦查和高精度的军用地图，从一条当地人都无法知晓的山间小路进入防线，绕到了中国军队阵地背后。腹背受敌的守城英雄们拿起刺刀，在战壕里与日军展开艰难肉搏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如今，双山的半山腰上，立着一座战役纪念塔，当地人都称之为“白骨塔”，那些守城英雄就埋葬于此，长眠在誓死守护的这片土地。

桥头集镇还保存着两座日军碉堡，图为小葛碉堡。

除了双山白骨塔，桥头集镇还保存着两座日军碉堡。据史料记载，1938年6月，日军占领肥东后，对交通要塞桥头集不断进行扫荡，在双山脚下的铁路两旁建造碉堡群，封锁运输线，日夜枪声不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桥头集地区迅速燃起了抗日烽火。

在上海入党的当地人宣兰生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多次在淮南铁路桥头集一线袭击日军。一个夜晚，趁日军碉堡换防之际，农民自卫队袭击了碉堡群，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为截住日军的交通，桥头集的地下党还组织了一支神出鬼没的铁道游击队，捣毁铁路15公里，多次炸毁日军运军火的列车，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40年，双山抗日队伍由80多人扩大到700多人，并成立了抗日大队，先后消灭了600余名日寇，缴获和新增了500多支枪支。

很多桥头集人都听过杜仁川老人的抗战故事。当年，日军入侵桥头集时，杜仁川是一名15岁的热血少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培养下，他成为了儿童团团长，经常冲破一道道封锁线，跋山涉水为游击队送信、传递战况，组织儿童团为村里老百姓站岗放哨，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解放之后，杜仁川将亲历的抗战记忆，编成生动的抗战故事，先后入册入页党史和地方志，讲述桥头集军民英勇抗日的热血历史，激发了一代又一代桥头集人的爱国热情，勿忘国耻、振我中华。

战

革命到底

蒋家河口战斗

新四军打响东进抗日第一枪

在巢湖市银屏镇，裕溪河与蒋家河交汇处，杂草丛生的浅滩中央立着一块石碑，上书“蒋家河口战斗遗址”，这是叶飞将军亲笔题写的。石碑背后的河水如银带般缓缓流淌，几艘机帆船停泊在泛着天光的河面上，附近的堤坝灌木葱茏、水草繁茂——这个静谧而又隐蔽的地方，正是新四军打响东进抗日第一枪的地方。

随着日军进犯合肥，庐州大地烽烟四起，最惨烈的一天，5架日军飞机对全城实施轰炸，东至坝上街，西至三孝口，南起官盐巷，北至义仓巷，投下了100多枚炸弹，毁损房屋千余间，炸死炸伤者千余人，几乎将不大的城池炸为废墟。活动于银屏山区的新四军四支队九团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在蒋家河口设伏，让侵略者尝尝新四军的铁拳。

史料记载，1938年5月11日下午，四支队九团士兵受命，集结于银屏山下，如同一把出鞘利剑，准备时刻插入敌人胸口。12日拂晓，九团战士按预定地点进入阵地，团部的侦察队隐蔽在河口两岸的河堤后面，另有兵力布置在周边随时准备接应、增援。上午8点多，从巢城方向的河面上传来马达声，一前一后两艘汽艇慢慢靠岸，船上的日本兵背着刀枪，大摇大摆鱼贯上岸，丝毫没有戒备。

就在这时，只听一声枪响，走在最前头的日本兵应声倒下。这是我军发出的战斗号令。新四军发起猛攻，机枪、手榴弹如雨点般向日军袭去，将毫无防范的日寇打得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有几个敌人企图夺船逃命，新四军战士以炮火封锁了河口，又以集束手榴弹将敌汽艇炸翻，粉碎了敌人企图逃跑的幻想。这场战斗20分钟就结束了，共毙敌20余人，缴步枪9支、手枪2支、敌军旗一面，我军无一人伤亡。

蒋家河口战斗打响新四军东进第一枪。

蒋家河口战争规模不大，却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拉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之后，新四军四支队七、八两个团在合安、合六公路作战10余次，击毙日军500多人，伤300多人，击毁和缴获军车70多辆，缴获步枪400余支。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东进青龙厂，在肥东、全椒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攻击日军、围剿土匪、维护治安，在敌后开战抗日斗争。其中在梁园，八团曾先后两次重创日军，尤其是后一次战役，打得日军惊慌地说：“这是新四军的枪声，不是马虎子（国民党杂牌军）。”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县东汤池成立，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12月下旬，新四军四支队粉碎了日军2000余人在皖东的大规模“扫荡”，毙伤日军160多人，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从蒋家河口战役开始，新四军在庐州大地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激昂的不朽“军歌”。

渡江战役

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覆灭

巢湖北岸的撮镇瑶岗村，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村庄，小到在地图上都找不到。72年前的春天，惊心动魄的渡江战役从这里吹响了“集结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解放南京，推翻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统治。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以组织起系统的防御。蒋介石一面“呼吁和平”，宣布下野；一面又在幕后操纵兵力，在长江设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希望达到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目的。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图谋早被中国共产党人看破。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亲笔撰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他擘画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蓝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并决定成立渡江战役总前委，全面负责指挥渡江战役工作。渡江战役总前委就设在巢湖之滨的撮镇瑶岗村，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1949年3月，一支解放军部队悄悄进入瑶岗村。1949年4月2日黄昏，邓小平和陈毅“乘坐着一节‘闷罐车厢’，沿铁路从蚌埠到达合肥，并立即驱车前往瑶岗村的总前委指挥部……”在这里，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以总前委的名义将其上报中央军委。

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之所以选择瑶岗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合肥的战略地位是一个重要考量，巢湖优势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巢湖水域广袤，是天然的水上练兵好场所，有利于渡江船只的筹集，有利于船工、水手的选择与调配。”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昭堂在讲述巢湖往事时介绍，当时三河镇筹集民船81只、组织船工491人参与，庐江县一次性就集中300多只民船，巢县征集500多名船工和140只木帆船，这些船只和船工都由解放军部队统一调配指挥。“老渔民、老船工一边向渡江部队介绍长江水情的特点，一边帮助渡江部队在巢湖水域上开展水上练兵活动。没有救生衣，就用竹子做成三角架代替，帮助广大指战员训练渡江战士学会划桨、掌舵、挣篱、抛锚和泅水等本领。”可以说，渡江战役准备是在巢湖流域人民“‘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的伟大支援下进行的”。

1949年4月20日，和平谈判破裂。次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4月20日夜-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几个月的长江防线。最先于4月20日夜突破长江天堑的，是谭震林指挥的中路兵团，由巢湖进军，取道无为县泥汊一线渡江。随后，东、西两路大军接连发起了渡江攻势，向敌军纵深进攻。

渡江战役纪念馆。

在长江这样的宽阔水面上进行大规模作战，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了支持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老百姓摇出藏在芦苇中的船，打捞出沉入江底的船，成百上千的大小船只出现在茫茫江面。巢湖流域还有数百万民众参加支前工作，负责修路、挖沟、抬担架、运输、站岗、放哨、划船等。

当时，14岁的无为渔家女马毛姐，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手掌舵、一手划船，载着30名解放军快速向长江南岸破浪前行，中弹负伤之后仍然坚持撑船。这30名解放军成为首批强渡长江的突击队，马毛姐运送的船只成为“渡江第一船”。在巢湖流域，有着成千上万个“马毛姐”，他们摇起自家船只，用生命之舟将百万子弟兵送过大江，将解放军送到“光辉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