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动物图像中的……中世纪与历史图像学研究

李公明

2021-03-25 10: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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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动物图鉴》,[法]米歇尔·帕斯图罗著,王烈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5月版,300页,258.00元

《中世纪动物图鉴》,[法]米歇尔·帕斯图罗著,王烈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5月版,300页,258.00元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的《中世纪动物图鉴》(原书名Bestiaires du Moyen Âge,2011;王烈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5月)是研究欧洲中世纪文化中的动物图像的专著,其图像史料之丰富、论述之全面、学术意识之深广,在迄今为止的汉语出版物中恐怕无出其右。作者是中世纪史研究学者,尤其对于中世纪文化中的动物图鉴、动物学有专深的研究,1972年他在法国国立文献典章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关于动物图鉴的研究,动物学史和古典时期及中世纪的动物理论在其后几十年一直是他的主要研究论域之一。除此以外他也专注于研究西方历史中的象征、徽章、纹章、符号、颜色、燃料和圆桌骑士等专题,发表了大量相关著作。
之所以要先强调帕斯图罗教授的教育背景和研究经历,是因为在中世纪史研究中的动物图像研究曾长期被忽视。尽管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有中世纪文学史家、宗教图像专家呼吁对动物图鉴进行科学研究,但无人响应,以致他的博士论文在1960年代末开题的时候,要让导师接受“中世纪动物图鉴”这个论题还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这部著作在中世纪史研究中具有比较独特的意义。另外,因为该书正如作者自己说的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目前看到的这个中译本的黑色绒布封面上有大幅的烫金动物图案,全书的大幅全彩插图印刷精美和可以把跨页充分平展打开的装订设计,都极为悦目,因此反而可能使人忽视了它在学术严谨方面的专业性细节,例如正文中的原注释和译者的译注、在每幅图版下面均标注了详细出处、在书后附录中提供的该书引用的主要作者及文献介绍、该书引用主要手抄本的详细信息(年代、地点、材质、尺寸大小、张数、插图数、插图师等等)、参考书籍和阅读书目等等。这些正文以外的文字写得很简洁、严谨,干货满满,都会让人想到他在文献典章学院接受的专业训练。几十年的研究厚积薄发,虽然作者只是说“本书旨在介绍动物图鉴中的各种动物”,但是在“介绍”中包含的问题意识和史料分析实际上都潜藏着很专业的学术导向。尤其是如作者所讲的,“本书整理自11世纪至14世纪的诸多文献,既是甄选也是概括,是中世纪的作者借笔者之笔在表达。有时直接引用,有时转述,由笔者总结中世纪作者对某种动物的阐述。我特意节选了许多文本,让中世纪的作者自己发声,这是让读者正确认识动物图鉴的最佳方法,也可以让人更好地体会中世纪动物学和现今动物学的巨大差距。”(13页)说白了,就是以第一手原始文献引领读者重返中世纪现场,聆听当时人们谈论动物图像的言论,首先感受的是看待动物的古今之别。
鹿活了一千年,野猪嘴里叼着角,蝴蝶是飞花,松鼠是一种邪恶、懒惰、贪婪的动物。作者一开始就提醒读者,中世纪的动物学不是现代的动物学,今天我们熟悉的昆虫、哺乳动物、驯化等这些概念是当时没有的,因此不应以我们今天的认知和规范去研究和判断中世纪动物学。听起来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但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仍然有学者混淆了动物学的古今之别。帕斯图罗在书中以法国图书馆馆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兰克林(Alfred Franklin)在1897年出版的一本面向大众的著作《从前的生活:动物》La Vie d'autrefois:les anim aux为例,指出它体现了无以复加的严厉、轻蔑、反教会,也是以今度古,错得不能再错了。富兰克林以给中世纪动物图鉴“挑错”为乐,将其中对某动物的说法与十九世纪乔治·居维叶等人的动物学说做比较。但这些学说也会过时,对今天的动物学家而言,富兰克林的说法和中世纪的说法一样荒谬。(46页)帕斯图罗接着指出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法国科学史家Georgps Petit和Jean Theodorides的著作中仍然指责中世纪的动物学保留了大部分荒唐的古代寓言,“动物图鉴胡说一气,清楚地体现了作者、阅读者、传播者的轻信盲从……”(48页)这种“以今度古”的立场和方法当然会导致对中世纪动物图像的真实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扭曲认识和忽视。帕斯图罗继续追问:史家通常会避免以今天的知识来判断过去,但为什么一牵涉到动物就禁不住要这样做?为什么一说到动物就把所有历史研究都必须牢记的文化相对性放到了一边?为什么不愿承认在中世纪社会乃至所有社会中,想象和现实并非截然对立?(同上)值得思考的是,面对历史的一般认知原则与在某一历史领域中的具体态度可能存在的差异和冲突。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说明的是,帕斯图罗批评有些学者以今天的动物学知识忽视和贬低中世纪动物图鉴的意义,但是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中世纪人对动物的观察是很少的、对动物的了解都是不真实的。他指出:“与通常以为的相反,中世纪的人们已经很会观察动植物,但他们不觉得观察与知识有什么关系,更不认为通过观察能得到真理。真理不来自外表,而来自玄妙:所谓‘实’是一事,所谓‘真’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一样。”(第6-7页)也就是说,中世纪人对于知识和真理的看法不一样。英国学者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也认为,“与中世纪神学、哲学、天文学或建筑学相比,中世纪动物学,至少中世纪人经常在书里呈现的动物学,给我们的印象是十分幼稚的。……那时的实用动物学也与动物寓言(Bestiaries)没什么关系。在中世纪英格兰,对某些动物有深入了解的人口比例很可能远高于现代英格兰。……因为在中世纪社会里,很多人有可能的话,会选择做养马人、狩猎者或驯鹰人,另外一些人则可能选择做捕猎手、渔夫、牧马人、牧羊人、猪倌、牧鹅女、养鸡妇或养蜂人。……但是,这类一手知识很少体现在文本中。当这类知识体现在文本中的时候……显得可笑的倒不是中世纪人,而是我们自己。不过,这样的文字很少见。这个时期记录成文的动物学主要包含在一堆荒诞不经的故事中;这些故事里的很多生物是作者从未亲眼见过的,甚至是从未存在过的。”(C.S.路易斯《被弃的意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入门》,叶丽贤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205页)他说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主要就是指动物寓意故事。
与对“知识”和“真理”的看法不一相同的是,中世纪人对图像中的表现与写实的看法也不相同:“同样,画家也很清楚怎么用写实的方法去表现动物,但中世纪末期之前很少有画家这么做,因为通常的画法,即彩绘动物图鉴中的那种画法,在他们看来比写实更好、更真、更重要。在中世纪文化中,精确不代表真实。而且,写实只不过是一种表现方式,与其他方式并不矛盾,也不代表进步。如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弄懂中世纪艺术,也不会明白图像史,图像中的一切都约定俗成,‘现实主义’亦然。”(第7页)正如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所说,与埃及人画他们知道(knew)的和古希腊人画他们看见(saw)的都不同,中世纪艺术家要在画中表现他感觉(felt)到的东西,他们“不是一心一意要创作自然的真实写照,也不是要创造优美的东西——他们是要忠实地向教友表示宗教故事的内容和要旨”。(E.H.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165页)知道、看见与感觉,这是三种不同的出发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艺术家最终彻底放弃把事物表现成我们眼见的样子,他们的面前将会展现多么伟大的前景”。(同上书,181页)
谈到中世纪的图像史,我们应该不难发现中世纪图像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离开这个如万花筒般的视觉世界就难以深入理解中世纪人的思想和感情。著名中世纪研究专家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主编的《中世纪全景》Medieval Panorama ,2001,Thames & Hudson)是一部有八百多幅插图(其中六百多幅是彩色大图)是对中世纪世界的一次全方位的视觉呈现,是关于中世纪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史的图像库。在罗马帝国的衰落与文艺复兴的兴起之间,中世纪的世俗与精神世界以一百多个主题图像系列呈现出来,如教皇、修道院、流行宗教;王权、骑士身份和宫廷生活;哥特式大教堂;手稿;土地和城市生活;宇宙学、魔法和骑士传奇;摩尔人、犹太人和神秘的东方等等。如此丰富的中世纪图像史料使我想起前段时间读过的苏联中世纪史研究著名学者亚·德·柳勃林斯卡娅(А.Д.·Любленская)的《中世纪史料学》(庞卓恒、李琳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是一部大部头和颇有深度的史料学专著,然而该书除了在“序论”中出现“造型艺术遗迹(壁画、雕刻)”这几个字之外,正文中谈到提到图像史料的仅有两处:八至九世纪的加洛林王朝时期稿本上的彩饰画和十三世纪中叶北法兰西工程师维里亚尔·德·贡涅库尔的一本绘有建筑物的旅行图册。如果说这部《中世纪史料学》出版于1955年因此还可以理解的话,到了七十年代末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仍然是这样,该书有专门一节“史料的获得和档案机构”,但谈的全都是文献史料,完全没有提及图像资料。毋庸讳言,这些很难说不是对图像史料的忽视或轻视。
说到历史研究中的忽视或轻视,既与对历史的看法、态度有关,同时恐怕也与专业的分隔有很大关系。历史学家忽视动物学研究,主要依赖文字史料的习惯导致忽视图像史料,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同在中世纪手抄本这样一个很具体的领域中也有可能忽视其中的动物图像,比如英国的中世纪手抄本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Christopher de Hamel)的《非凡抄本寻访录》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Twelve Journeys into the Medieval World,2016;林国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在几处谈到手抄本插图的熊、狮、蛇、驴、牛等动物图像的时候,没有附带谈到手抄本中的动物图鉴;当他详细论述《哥本哈根圣咏》抄本(十二世纪)的时候,对于其中的“基督诞生图”画面上的牛和驴“正在用脑袋安抚那婴儿”的情景也没有从中世纪的动物寓言的角度予以解读。(303页)如果对照帕斯图罗在《中世纪动物图鉴》中关于驴和牛在基督诞生图像中的解读(120页),哈梅尔在《哥本哈根圣咏》中的发现本来正可以补充帕斯图罗的相关论述。可以说,帕斯图罗的这部《中世纪动物图鉴》吸引我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在动物图像中所见的中世纪历史情景,同时也因为它是历史图像学研究的一个范例。
帕斯图罗指出,动物形象在中世纪随处可见,西方的中世纪似乎是一个最频繁而深刻地思考、讲述、表现动物的时期。教堂里有很大一部分装饰都是动物,神父、信徒、修道士每天都可以看到它们,有些高级神职人员(如十二世纪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对此很反感。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对动物有两种看似矛盾的想法:一种认为动物与人对立,人是按神的样子创造的。而动物不洁净、不完美,要服从于人;另一种认为人与动物皆生灵,有亲缘关系,动物可以成为人的榜样。前一种想法占主导地位,动物之所以经常被提及、讲述和书写是为了以动物的低等反衬人的高级。第二种想法较低调,但在动物图鉴中很常见。无论如何,古希腊、古罗马及早期基督教时期的人们根本不在乎动物,甚至鄙视动物,而中世纪把动物拉到了前台,动物图鉴就是最好的书本例子。(第9-12页)
在至今保存下来的中世纪手抄本中,以动物为主题的有寓言集、动物百科、猎犬猎鹰训练专著、兽医学作品、农牧渔手册等,这类书籍在古希腊、古罗马已有不少。中世纪特有的是十二、十三世纪在英法风靡一时的“动物图鉴”(bestiaires),就是那类描述动物“特性”以得出道德伦理、宗教教诲的集子。“这些特性或是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其内容既有动物的外表、行为、习性、与其他物种和人类的关系,也有传说和迷信。……动物图鉴对动物的描述或是出于观察.或是出于迷信,甚至只肉名称或外形,通过对比、比喻、词源、相似性就得出道德、宗教的评判。从这一点上说,动物图鉴是中世纪思想的最佳反映。”(19-20页)因此,研究动物图鉴必须寻找并揭示动物形象的隐义,其依据包括《圣经》、基督教早期教父以及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索利努斯(Solin)、塞尔维亚的依西多禄(lsidore de Seville) 等古代权威人士的说法。狮子不仅代表上帝或基督,也象征权戚、公正、力量、慷慨;与狮子争夺百兽之王的熊则是魔鬼的化身,象征贪吃、懒惰、易怒、淫乱等诸多恶习;狐狸也是魔鬼的化身,代表狡猾、谎言、背叛,如犹大和所有叛徒的头发一样,棕红色的皮毛就是证明。某些动物的象征意义则好坏兼有,如野猪骁勇但狂躁,鹿可与基督相比却生性淫荡。(20页)
最早的动物图鉴源自二世纪末在亚历山大用希腊文写成的一本寓意性书籍,很快被译成拉丁文,名为《博物论》(Physiologus)。书中描述了四足兽、鸟、蛇等四十多种动物以及几种奇石的特性,阐述了其象征意义。经过后来不断加入早期基督教和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索利努·斯的《奇物集》和依西多禄的《词源》以及一些医书中的内容,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书籍,公元1000年时被称为“百兽之书”(Bestiarizun)。随着动物图鉴的内容不断丰富,对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也形成了不同的派系或传统。在动物图鉴中,彩绘手抄本的比例很高。从加洛林王朝开始,拉丁文动物图鉴影响并融入了其他类型的书籍,尤其是百科全书。拥有奢华的手抄本总是与地位、名望有关,在十三世纪所有主教、教会、修道院的图书馆都必须藏有一本动物图鉴和一本百科全书,这显然与传教有关。除了上述这些比较基本的研究之外,帕斯图罗在“动物与书:取材”这一节中专门深入研究了中世纪动物图鉴用来抄写文字、绘制插图的材料:各种动物的皮、毛、角、骨、牙、汁液和躯体如何被制作成纸、笔、颜料、黏合剂等等。“书里书外,动物材料无处不在,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尽管中世纪象征体系一直认为动物没有植物、矿物洁净而且更危险,但无论在彩绘动物图鉴还是在其他种类的书中,乃至圣经、福音书、圣诗集、祈祷书等基督教圣典中,动物材料都无处不在,与植物、矿物材料并驾齐驱。动物材料也分高低贵贱,鹿皮就比牛皮、猪皮更适合做封面,正如上文所说,鹿是一种看比基督的动物。”(32-33页)这是该书的精彩部分之一。
从中世纪史研究和历史图像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动物图鉴有多重的研究意义,下面是三个方面的案例。
首先是动物图像的变化与中世纪社会变化的标志性联系。从十二世纪开始大量绘制动物图鉴的意图是以描绘动物来讲述和传播宗教和伦理观念,米歇尔·帕斯图罗的研究强调了动物形象在两个方面发生的变化,一是“12世纪出现了第一批经典的彩绘动物图鉴,动物成为图像的主题,不再只是配角,不再只是为表明人物、地点、行为,动物本身就是要表现之物。这是中世纪表现体系的一次重大转折。”(34页)二是动物图像和人物图像一样,特征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直至形成一个完整的表现体系。这第二个变化的意义更为重要: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教名多样化、姓氏出现、族徽诞生、着装有规矩,等级、职业、地位等社会“标志”也越来越多,使个人、群体和社会关系更为清晰和鲜明。“图像中的标志和社会中的标志同时丰富,这并非偶然。彩绘动物图鉴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证据。”(42页)更进一步的证据是,在中世纪动物图像的形象设计和绘制方式中,可以看到等级和价值观念的表现。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英国动物图鉴中,重要动物与其他非重要动物所占的版面大小有别,“这并非随意而为,而是表现出了渗透着整个中世纪文化的等级关系和价值体系”。(35页)具体的表现是:彩绘手抄本中,每幅画的大小、位置(卷首、书中、末尾)、绘画水平、分隔、与其他部分的关系都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取决于所表现的动物。这当然有艺术和手抄本制作方面的考虑,但也反映出等级和象征性。哪一页放哪个动物,放的位置,用整页插图还是用装饰花字,请画室的大师画还是让他的助手画,“这些都是思想观念的反映,史学家应该多加研究。(同上)
其次是以现场写生作为历史证据,这是中世纪动物画中的一个重要案例。1255年6月,一头来自埃及苏丹、由法国国王转赠给英国国王的大象来到伦敦,训象师和仆人每天要在泰晤士河中帮大象洗澡。圣奥尔本斯(Saint-Albans)修道院的著名史学家和插画师马修·帕里斯(Matthieu Paris)同时是英王亨利三世器重的参事,他曾经抄写了许多史书并配上彩绘插图。他几次去伦敦近距离观察大象,在现场画了两幅彩图,其中一幅有题跋和训象人,并称其为“巨兽之主”。 帕斯图罗认为这两幅画是中世纪动物画的重要转折,虽然在马修·帕里斯的大象写生画之前就已经有了有好几幅狮子的写生,但这两幅大象画是第一次有画家表明所画是具体的某一只动物,“图像表现了它的真实特征,图注清楚地说明了其身份,它作为个体被表现出来。这是一幅现代意义上的‘肖像’,世所首见”。(271页)这个史实比较有名,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也讲到这个故事,认为这在中世纪虽然是例外情况,但“非常值得一谈”。(《艺术的故事》,196页)
还有就是通过动物图鉴中的狮子与人反映出来的“本土”与“异域”问题。在中世纪的所有动物图鉴中,狮子都代表了勇敢、慷慨、正义,这些也是国王应有的品德。实际上,在中世纪狮子不是欧洲本土动物,而是来自异域。罗马人曾经从北非、小亚细亚或更远的地方大量引进狮子供马戏团使用,西欧中世纪的人们也常有机会在市集、动物巡回展等场合看到活的狮子,因为从国王、领主、修道院发展到教团、高级神职人员都以饲养和展示狮子作为有实力的象征。在文艺作品中,《列那狐的故事》中最古老的一组故事与最早的彩绘动物图鉴是同时代的(约1175-1180年),这时狮子的形象取代了熊而成为百兽之王。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许多文献和动物图鉴都提供了证据。至于在当时人们每天都能见到的教堂、房屋、陵墓、艺术作品、日常用品中都有许多狮子的雕塑和绘画形象,在教堂装饰、日常品装饰、彩绘手抄本、文学作品、族徽等都会有各种狮子装饰。狮子的形象已成为日常生活视觉的一部分,帕斯图罗由此想到的颇有意义的学术议题是:“也令史学家从地理和文化角度思索,究竟何为‘本土’,何为‘异域’。关于这点,中世纪的概念与今日大不相同。”(60页)以狮子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对象,中世纪动物图鉴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和案例。
“它与我们今天的认知不同,充满了符号和想象,一次次诱惑我们,令我们费解,引我们浮想联翩。”(帕斯图罗语)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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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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