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带来新历史认知——2020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3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闫亚林，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峰、所长陈星灿等出席论坛开幕式。

高翔致辞  中国考古网马一博/摄

高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9·28”重要讲话中首次系统阐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理论方向和实践目标，是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考古事业不断繁荣进步的行动指南。本次论坛隆重召开，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次盛会、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全国考古学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举措之一。百年考古学成就辉煌，催人奋进。考古学的百年历程揭开了中国早期历史的面纱，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大幕。站在百年考古的历史节点，中国考古学前景广阔，未来可期。新时代的考古学，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全面推进考古发掘和研究阐释工作，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上发力，在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上着力，在回应人民群众对历史文化的关切上用力，推动中国特色考古学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考古学人的智慧和力量。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致辞中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表达了诚挚的敬意，对论坛中入选项目的学者表示由衷的祝贺。他指出，中国考古学论坛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史，在国内考古学界有很重要的影响。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走过了百年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9·28”重要讲话中指出，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这为考古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年来，考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学论坛（六大新发现）已经成为考古界重要的学术品牌，是普及、传播和展示学科文化的重要窗口。希望中国考古学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书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陈星灿宣布了入选的2020年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和入围的七项考古新发现名单。高翔、宋新潮、李国强、闫亚林、王立峰、陈星灿为入选项目代表颁发奖牌和证书。

颁奖嘉宾向六项入选项目代表颁发奖牌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摄

颁奖嘉宾向七项入围项目和国外考古新发现项目代表颁发奖牌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摄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考古学者依然战斗在田野一线，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六项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是：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8000年前的“海鲜大餐”。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300至7800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沿海最早的贝丘遗址。在75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极具海洋特色的动植物遗存，以及灰坑、食物储藏坑、密集贝壳堆积之上的烧土堆、树根和器物加工、食物处理场所等生活遗迹。动物遗存中最多的是以蚶、牡蛎、海螺、蛤、蛏为主的海生贝壳，还发现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400多件器物。

大量海生贝壳的发现展现出沿海先民对海洋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考古发现为探索中国海洋文化的起源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对探索距今800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状态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发源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案例。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完善浙江史前文化序列具有重大学术意义，极大延伸了宁波的历史轴线。

——中原地区的“河洛古国”。河南巩义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双槐树遗址的大型建筑是近年来中原史前文化的重大发现。发现大型的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出土遗物丰富。外侧的三重环壕、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建筑群、大型公共墓地以及主体建筑之间的道路，清晰地勾画出聚落的结构和布局。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

遗址出土的摆放成特定形状的瓮棺葬表明了遗址的特殊地位，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被有关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

——长江流域重要的铸铜作坊。湖北武汉郭元咀铸铜遗址位于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之台地上，保存面积不大，但提供了商代中期努力掌控长江流域铜矿的新证据。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主要分布在大型台基之上，包括铸铜炉基、铜渣、陶范和坩埚等，表明遗址内只是进行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筑三类冶金生产活动。出土的遗物丰富，共计419件，有青铜器、冶铸遗物、陶瓷器、石器等。青铜器基本为生产工具，冶铸遗物有铜块、铜渣（合金熔炼渣、粗铜精炼渣）、坩埚残块、陶范等。除出土各类质地器物外，还包含大量炭化水稻、木炭、草木灰、烧土颗粒、石块及脊椎动物骨骼，多为生产、生活的废弃堆积物。

此次发掘的商代遗存文化面貌以商文化为主体，同时表现出大量的地方文化因素，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发掘的铸铜作坊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铜渣样品分析中发现高放射性铅，与安阳洹北商城等商代都邑遗址类似，说明两地金属资源一致，可能均为鄂东长江铜矿带，为商代中期殷商王朝掌控长江流域铜矿提供了新的证据。

——西周王朝的西北封国。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是一座西周早期周文化的城址，面积86余万平方米，有内外两重环壕，以壕沟和墙体为界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中部为宫殿区，环以铸铜、制陶作坊，高级墓葬区和小型墓葬区；外城发现有房址、窑址、灰坑、窖穴、道路等遗迹。整个遗址水网密布，发现较多大型蓄水池，显示出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高等级墓葬区面积8000平方米，总计发掘墓葬38座，其中2座为“甲”字形大墓。出土各类青铜车器。各等级墓葬中随葬了青铜礼器、玉器、原始瓷器、象牙器和费昂斯珠、绿松石及玛瑙珠等饰品。尤为重要的是墓葬填土和遗址灰坑发现了多件刻字卜骨，总计150余字，内容涉及国族与戎人的战争。铸铜作坊区面积600平方米，发现房址、窑址、炉子、水渠、灰坑、窖穴、掺和料堆积，出土陶范、坩埚残块、铜渣、骨器、石器等铸铜相关遗物，整个铸铜遗址产业链基本完整。

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掌握高技能工艺的铸铜作坊，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以及刻字卜骨，都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与东方地区一样，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

——唐代西域地区的军镇防御体系。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孔雀河北岸，有11座唐代烽燧呈东西向分布，绵延150公里，是焉耆镇所属军事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其中一座，修筑于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目前已清理房屋1座、木栅栏1处、踏步1处、灰堆5处。累计清理发掘出土各类遗物1368件（组），其中包括文书（纸文书、木简、帛书、刻辞等）861件。遗址中出土的这批纸文书、木简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许多内容尚为国内首次发现，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是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治理的详实证据。

通过对文书的初步释读明确了烽燧修筑年代为唐代，为“游弈所”级的军事机构驻地；“楼兰路”“麻泽贼路”等军事防御线路的出现，既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又为我们研究唐代交通提供了新的参考；记载的“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尚为国内首次发现；这些文书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吐蕃时期青藏高原的高等级墓葬。青海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是一座唐（吐蕃）时期的高级贵族墓葬，为木石结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包括茔墙、祭祀建筑、封土和回廊等；地下部分由墓道、照墙、甬道、墓门、墓圹、墓室组成，墓道内发现长条形殉马坑，殉葬6匹4至6岁的公马。墓圹填土中发现殉人和殉牲坑，殉牲坑内出土牛、羊、羚羊、岩羊、牦牛等动物骨骼，底层放置有一把木鞘铁剑。墓室由1个主墓、4个侧室组成，主室东西长6.8米、南北宽4.25米，四壁石砌，顶部平铺棚木，内壁绘有壁画，主室设有东西向红砂岩棺床，棺木上均有彩绘和贴金，主室内出土人骨，初步判定分属两个个体。4个侧室位于主室的南北两侧，与主室间以过道相连，过道内设有木门，侧室东西长3.4米、南北宽2.4米，北部一座侧室内发现有木床。墓内出土金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皮革、玉石器、玻璃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2018血渭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发现结构最为完整、复杂的高等级墓葬，该墓的发掘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六项考古新发现涵盖时间长、地域范围广，填补了多项空白，对佐证历史、增加新认知、提出新问题提供了实证资料，为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作出了新贡献。

来源： 中国历史研究院  乔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