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高速看中国｜我在天安门拍照42年，记录百姓生活的巨变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时至今日，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已经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中。几十年前，能去一次北京，在天安门前留下一张照片，是不少人的梦想。

今年已年近六旬的摄影师高源，当年就为不少人实现了在天安门留影的梦想。42年前，17岁的高源成为了天安门广场拍照服务点的一位摄影师，几十年中，他为从天南海北来到天安门的游客拍了60多万张照片。

“我是用照相机镜头记录时间的人。”高源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四十多年的跨度中，照片从黑白变成了彩色，120mm胶片机变成了数码单反……同时，他也见证了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着装、习惯、拍照方式的改变，见证了无数人在天安门前年复一年的家国情结。

一名老兵来到几十年前拍照过的点位，再次与天安门广场合影

“天安门”情结

时间回到1979年，高源的故事开始于天安门金水桥边。

那一年，17岁的高源随当兵的父亲从沈阳来到北京，加入了北京西城服务公司，被分到“南长街天安门照相服务部”，由此成了一名天安门摄影师，工作内容就是给来此的游客拍照，当时的照相服务点就设在金水桥旁。1982年天安门广场马路修整，高源的照相点才从金水桥旁搬到了广场内。

生在沈阳的高源，虽然小时候也曾到过北京，也曾看过天安门，但是这样一份工作依然让他兴奋不已。“那时候了不得！一说（在）天安门照相，那太牛了！”他笑言，当年这份工作让他成为同学朋友中“最有面子的人”。当年给朋友们的信中他写道：“以后来北京，到天安门找我！”

事实也的确如此，那时候来北京办事的熟人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就先找他一趟，“他们出了北京站，先来天安门找我给照个相才去办自己的事”。高源说，那时候，人们对于北京和天安门有着难以名状的感情，是一种情结。“七八十年代咱们国家人员流动性小，外地人来一趟北京并非常事。”高源记得，小时候，院子里要是谁有机会进京，街坊邻居都会去嘱咐几句：一定去看看天安门，一定在天安门留个影，人们把那视为一种荣誉。

七八十年代时，人们来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黑白照片 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戴越翻拍

当了天安门摄影师后，高源的这种感觉更加真切。“当时，我看到人们来到天安门是有一种仪式感的，不是把天安门当作旅游景点看。”他向澎湃新闻介绍，刚下火车风尘仆仆的游客们，总是要先找个地方洗把脸，换身衣服，再来找他照相，都想以最好的面貌和天安门合影。

事实上，在当时和天安门合影对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讲算得上是个“奢侈”的举动。高源告诉澎湃新闻，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一张黑白照片的收费是七角五分钱，而当时“一级工”一天的工资也只有一块钱，相当于花一整天的工资拍一张照片。即使这样，也挡不住人们想和天安门合影的心思，“一卷胶片能拍36张，我平均一天要拍个几十卷，基本上来的游客都会要拍一张留念”。高源记得，最多时能有百十个人同时排队，能围成一个大圈，形成一堵人墙。拍照的时候摄影师和顾客得一人踩一把凳子，才能不让那么多的排队者入镜。

高源告诉澎湃新闻，“有时候一天拍太多，下班骑自行车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骑着骑着才感觉不对劲，想起已经下班了”。

照相点的发展

几十年的时间里，高源的照相点在不断发展。

高源告诉澎湃新闻，工作之初，照相点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他的第一台相机是一台国产海鸥牌机械相机，卷片、对焦都需手动操作，性能质量都很一般，快门经常出问题。“我们当时有个口头禅，‘不虚不动就是好相’”，为了保障照片质量，高源每次拍照要“一看二听”，“看”是观察游客有无闭眼晃动，“听”则是指听快门声音判断快门速度。“当时人家来一趟北京天安门不容易，尽力给人家拍好。”多年的锻炼，高源练就了一双好耳朵，“直到现在，我一听就能知道快门速度是多少” 。

1980年，照相点推出了彩照业务。彩色照片收费是一块九毛钱一张，高源回忆，当时洗彩色照片是个费劲的事，出于成本考虑，最早时，洗彩色照片要到一千公里外的吉林长春。

那时，长春进口了一台彩扩设备，“我们当时把照好的胶卷编上号码，放在旅行袋里，送到北京站，由列车员帮忙接收送到长春，对面有人接应” 。一来一回要一礼拜的时间，到达顾客手中则需要二十多天的时间。“不仅时间长，还容易出错呐！”高源介绍，胶片虽然按顺序标好了编号，口袋上也标明了顾客特征，比如男性女性、几个人、是不是军人等。“但洗照片的时候，一张错了，那整个顺序就都错了。”那时经常会发生寄错照片的情况。

但只用了半年，高源单位也引进了彩扩设备，一下将顾客等待时间大幅缩短，“1983年左右，黑白照片就彻底淘汰了，那会彩色照片也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洗出来交给顾客，实现了一个飞跃”。

回忆起当年游客取照片的场景，高源也是历历在目。高源记得，当时取照片的点就设在国家博物馆门前处，“每次工作人员拿回一批洗好的照片，立刻就被取照片的顾客们“埋没”，最忙的时候，武警都要出来帮忙维持秩序。几十年的时间里，高源手中的相机换了一代又一代。2005年，数码相机广泛使用。如今，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有了自己的工作台，从拍照到出片，一分钟就能搞定。

高源把一代一代的相机收藏，其中不乏很多他实际使用过的。

高源工作照

照片记录了时间

除了照相点，高源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在变化。

拍照的人变了。高源入行时正处改革开放初期，那会游客的着装是一水儿的“蓝白灰”，再加个“绿”——绿军装。“那时候女同志能配个带颜色的纱巾就算时尚的了”，高源回忆，“渐渐地人们着装的颜色就多了，有穿红色的了”，高源印象深刻，1984年，上映了有一部叫《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专门记录了这个现象。如今，穿什么风格衣服早已实现多元化，拍照动作也越来越有才创意，从当年的“神情严肃”发展到如今的活泼多样。

高源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时，拍照时流行带钢笔和手表，“拍照时衣服上都插一根钢笔，手表也得露出来”，再往后流行戴上了“蛤蟆镜”，穿上了立领大风衣。再后来，就流行“晒”bb机和大哥大了。“bb机本来应该别在腰上或者放兜里的吧？不行，必须挪到前面，照相必须显出来。”高源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不禁大笑。虽然如今回忆起来觉得好笑，但他认为，这确实体现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戴个几十万的表也没什么值得显摆的了，显摆了非被人叫‘土包子’”。几十年前，花七角五分钱拍一张黑白照片都让人心疼，现在，虽然一张8寸彩照涨到了20元一张，但摄影点的生意依旧火爆，“一个人拍上几十张很常见，拍个照片花千儿八百的多得是，老百姓的生活真的富足了不少。”高源感叹道。

还有一件小事令高源印象深刻。他告诉澎湃新闻，七八十年代时，出现在北京的外国友人很少，老百姓们出于好奇经常会造成围观。“当时有的单位都开会强调这个事，不许围观外国人。”而几年前，他在天安门广场拍照时，看到了几名外国学生在参观。一位东北老大爷主动靠过去，问他们“你们是哪旮旯来的？”让高源吃惊的是，那几名外国学生居然听懂了，并用中文进行了交流，“他们是在中国学习中文的大学生”。这说明几十年间，老百姓的见识越来越广，也更加自信了。

四十多年的拍摄生涯中，高源记录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一张照片中，一个穿着蓑衣的男人站在天安门前，对着镜头拘谨地笑。高源说，照片里的人来自南方农村，来北京时，为了在天安门前合照，专程从老家带了一套蓑衣穿着照相。高源说，像这位农民一样，千里迢迢带着纪念物，在天安门前“圆梦”的人不在少数。看着一张老夫妻在天安门前照相的相片，高源说，为纪念结婚50年，来自云南的老夫妻手捧老式结婚证在天安门前照片，高源为他们记录下了这一刻……还有很多人拿着几十年前在天安门前的照片，再拍一张。

2017年一名男青年向女友求婚，四十年的时间里，高源见证了不少普通人的故事。

除了普通人的故事，40多年里，高源也在天安门亲历了不少大事件。国庆35周年晚会，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跳集体舞，40周年国庆时，高源在马路边帮助维持秩序。

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2018年1月1日，那一天开始，负责升旗仪式由以往的“国旗班”换成了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那天，高源凌晨3点赶到了天安门广场，他想选取一个最佳的位置记录升旗仪式，等了4个多小时，腿脚发麻，身体冻得发抖，可当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吹响号角时，他马上热血沸腾，激动不已，身体一下子热了起来。高源向澎湃新闻回忆，“我可能是全中国观看升旗仪式最多的人之一，但每次参加升旗仪式，感觉都不一样，每一次在脑海里都像过电影一样感受国家的发展。”

还有不到一年，高源就要退休了。几十年间拍过的照片，装满了一本又一本相册，用过的相机摆满了两个展柜。如今，他不时会翻开那些相册，在一些照片背后，写上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些是我用镜头记录下的时间，我会一直记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