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女儿——皖西革命巾帼英雄故事① 丨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身边

党

的

女

儿

巾帼英雄

皖西革命 巾帼英雄

故事专栏

六安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为充分用好六安红色资源，深入推进全市妇联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并进一步向全市广大妇女延伸，六安市妇联特别推出《党的女儿——皖西革命巾帼英雄故事》专栏，旨在引导全市各级妇联干部和广大妇女姐妹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弘扬红色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新阶段现代化幸福六安建设贡献巾帼力量！本栏目收集整理了战争年代部分皖西红军女战士的英雄事迹，大部分都是巾帼英雄们的手记，十分珍贵。她们在革命年代展示出了坚持信仰、矢志不渝、勇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颂扬和传承！今天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岁月！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身边

文媛

【作者文媛，安徽省金寨县人，1911年生。1926年入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到上海党中央分局做地下工作，后赴江西苏区，在中央局机要科任译电员。1938年到延安，曾任边区银行机要秘书。1945年在辽宁任省公安厅股长。1949年南下，先后任湖北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劳改局副局长、省政协委员等职。】

从一九二八年算起，我参加革命已有五十多年了。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浴血奋战，也不会有幸福的今天。所以，每当我看到祖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时，常常思绪万千，激动不已，禁不住回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和走过的艰辛道路。

一九一一年，安徽霍山县一个礼教森严的赵氏门宅里又添了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我。我母亲生了四个儿女，其中三个夭折了。当时，祖父虽在霍山县衙门供职，但这个地主家庭年年入不敷出，已濒于破产境地。我还不会叫爸爸的时候，父亲就因病离开了人世。在我六、七岁时，祖父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里教我们识字。那个朝代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准到外面上学的，只要在私塾里识几个字，学会写信、看书就行了。可这怎么能满足我们求知的欲望呢？

也就在那时，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对旧礼教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我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姑姑，她的未婚夫因病死去。为了守节，她竟然服了黄金和鸦片膏自杀身亡，而家里人还大办丧事，宣扬这位可怜的“烈女”。这个悲剧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不甘沉沦的种子。

祖父死后，我们赵氏家族的根基开始动摇。我和慧媛、信媛三姐妹以及侄女国璧冲破种种清规戒律，离开家庭，来到霍山城唯一的一所女子高小求学。此后，我不断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逐步成为这个封建家族的叛逆者。

我当初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如何去革命。曾记得，霍山女子高小有一位从安庆来的语文老师郭诚淑，为人正派，待人和蔼可亲。我们都喜欢同她接近，直到参加革命后，我才知道她和爱人曹逸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并直接与从事兵运工作的刘淠西同志单线联系。刘淠西的家乡在霍山桃源河。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从武汉回到霍山工作，不久打进了诸佛庵民团，担任团总。他按照党的指示，积蓄革命武装，准备暴动。

在郭老师的教育下，堂妹慧媛加入了青年团。这段时间，我的见识比在家乡多多了，也知道了有一个被穷人称为“打富济贫”的共产党。当时，郭老师和其他地下党员经常给我们谈革命的道理，讲封建制度下妇女地位低人一等，讲包办婚姻带来的悲剧等等。这些都激发了我们对旧社会的不满，使我们懂得了，只有起来闹革命，只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妇女才能彻底解放。从此，我们这些不曾引人注目的黄毛丫头，如吴兆瑾、汪宝华、孙光璧、慧媛、信媛、国壁等人，开始在县城里闹起来了，弄得当地豪绅不能安宁。县里有个洪科长，宣扬打官司有钱就有理。他依仗权势和受贿，欺压穷人。我们便点名道姓地反对他。这下洪科长慌了手脚，便下帖想请我们到陈家花园吃饭，企图拉拢。我们严词拒绝，弄得他狼狈不堪。

这时，刘淠西也常来对我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讲掌握革命的武装的必要性。有一次，他对我们说：“闹革命，光搞鼓动和宣传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军队。”经过刘淠西的教育，我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在他的介绍下，我与信媛加入了青年团，刘淠西成了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一九二九年五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刘淠西发动了诸佛庵兵变。这为是年十一月爆发的六霍起义准备了重要的武装力量。兵变发生后，刘淠西的身份暴露了，国民党下了通缉令。他被迫转移到安庆，不久郭诚淑也去了安庆。

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失去了组织联系，好象大海里的一叶小舟，不知划向何方。为了尽快同组织取得联系，经商量，我与吴兆瑾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也到了安庆。

到安庆后，我设法找到了郭诚淑。按照她的安排，托人代我考上了安庆女子职业学校，住在附近的宜城旅社，靠地下党组织解决食宿问题。这时，我虽然名义上是学生，实际并没有去上过课。我和吴家芷、刘乐英一起，常常到外面散发传单，张贴《告士兵书》等。

不久，由于坏人告密，刘淠西、郭诚淑被捕了，我和吴兆瑾等也被捕。捕前一天，我还在散发传单，身上留了一份《告士兵书》，想晚上看看。被捕时，这份《告士兵书》还绑在自己腿上。为了销毁这份传单，我借故上厕所，但有军警跟随监视，一直下不了手，只好把传单揣在棉裤里。我们被抓到公安局后，就要受审。这时，我看见淠西被军警押着先去过堂。他用手提着脚镣，态度从容。当他走到我们跟前时，便压低嗓门偷偷地说：“你们是学生，来考学的，不要乱说。”我是第一次被捕，又加身上揣了一份传单，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处置。经他一指点，我心里就一下亮堂起来。

敌人审问淠西时，他大义凛然，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说后，随手抓起一个电灯泡，向公安局长狠狠砸去。这时，堂上大乱，好几个杀气腾腾的军警扑上来，把他按倒在地，用拳棒毒打，还给他换上八斤重的大脚镣和手铐，手背肿得象馒头似的，鲜红的血浸透了衣裳。我见了淠西伤残的身体，心里一阵难过，竟情不自禁地失声而哭。

轮到我被提审时，公安局长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我装着听不懂，反问他：“什么是共产党？”他又问：“你是不是国民党？”我又反问：“什么是国民党呀？”我当时年龄不大，又是个女学生，敌人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便把我和其他人一起关在公安局的一间看守所里。记得有一次晚点名时，一个军警叫到我的名字，把婉媛念成婉暖，我有意不回答。他便狐假虎威地吼起来，厉声问我：“为什么不答话？”我说：“我不叫婉暖，叫婉媛。”还故意把“婉媛”两字念得重一点。那军警知道念错了字，脸涨得通红。

在看守所里，我和一些鸦片贩子关在一起，看守是个老婆子。这时，我身上还有一份《告士兵书》，便把这事偷偷告诉了吴兆瑾。听后，她责怪我：“死丫头，你还不赶快处理掉！”我急得真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怎么办呢？我只好晚上在被子里，把《告士兵书》一页页的搓烂，然后丢在马桶里。哪知纸团在里面漂浮起来了，真急死人呀。第二天一早，我就对看守婆说：“我去倒马桶。”但她不准。我又只好把马桶拎出来，一直盯着值日把马桶倒掉，一颗悬在心上的秤砣子才掉下来。

敌人虽然多次提审，却从我嘴里掏不出来半点东西。他们没法，又把我转到法院的一个大牢里。在那里我认识了刚从苏联回国被捕的袁溥之、王惠芬等同志。到法院以后，我们几个人把字条夹在生活用品里，互相递送，相互鼓励，同时把里面的情况转告给党组织。这时，党组织派人为我们四处奔波，托人说情作保，请律师作辩护。法官先后两次审问我，而我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是来安庆考学，被他们无缘无故抓来的。由于当局抓不到我们的一点把柄，只好把我和另外几个同志放了出来。

这时，我又回到了宜城旅社住下，组织上马上派人同我取得了联系，并指示我继续留在安庆，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工作不到两个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从霍山来了一批土豪劣绅，他们说我们都是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省党部把我们捉拿归案。我已无法在安庆容身了，组织决定我立即转移到上海，并且派一个姓张的交通员护送。还记得，离开安庆那天，正好下着雨，交通员为我雇了一辆黄包车，并且把布帘也放下来。我们顺利地到了船码头，上了船，顺流东下了。这时已是一九三〇年的七、八月间了。

船行了三天，到达上海。我拿着介绍信，找到王日叟同志，接上了头。组织上安排我住在爱文义路中央军委机关，同我一起的还有徐子胜同志的爱人谭冠军。大约住了个把月，我又到江苏团省委，担任文件保管工作。一九三一年底，我又转到江苏省委，担任内部交通工作。在这里，我由团转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为了推翻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使劳苦大众获得解放，我们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为了打掩护，那时我的穿着打扮完全是学生样，身上穿白洋布褂，下面穿一条黑裙子，这是当时女学生的流行服装。

有一次，我送文件，在半路上突然遇到紧急情况：一时警笛狂吹，租界上外国巡捕拿着警棍，疯狂驱赶着马路上的行人。我被隔在马路一边，而要把文件送出去，非穿过这条马路不可。这可怎么办呢？我的心虽咚咚直跳，还是提着小皮箱，壮着胆走到“红头阿三”（指印度巡捕）面前，镇定的和他答话：“啥事情？能走吗？”他上下一瞄，就用警棍把我扒向马路的另一边去了。我赶紧穿过人群，顺利地把文件送到了目的地。又一次，我送文件时，在电车上遇到了停车搜查。文件装在小皮箱里，销毁已经来不及，又下不了车，情况十分危急。我想，只有沉着冷静，面不改色，才不会惹人注意。我装着要看热闹的样子，主动靠近上车搜查的警察。他看我是学生模样，便不放在眼里，还把我赶下了车。下车后，我便钻进人流中去了。

我还干过“交通报警”，哪里出了问题，就马上发出报警通知。记得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在中央保卫机关搞情报的黄阿平被捕了，他知道中央保卫机关的住地。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通知我们马上转移。组织上派一个小报童，趁给我们送报时，把写着“家父（母）病重，快回南京”的纸条夹在里面送给我。我一看，知道情况危急，怎么办呢？这时，组织上又派了一位女交通员到另一个接头点，与我们联络上了。上级要我们搬到俭德公寓，等候安排。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我告诉二房东，说外出走亲戚，过几天就回来。到俭德公寓安顿下来后，有一部分同志，如我的爱人陈一新要被派到江西苏区工作。我因身怀有孕，行动不便，便留在上海，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汉年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智勇双全，常使敌人胆颤心惊，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有一次，汉年为了刺探敌人的重要情报，要出席一个有当时头面人物参加的宴会。为了配合行动，组织上要我以女友的身份陪同汉年。事前，他要我化一下妆，打扮成上层妇女的模样，还告诫我，在宴会上要注意听，别乱说，要说也只能说些一般应酬的话。我和汉年准时到了会。汉年谈吐风雅，应对从容，不管和什么人他都能谈得很热火。三杯下肚，这些人的话多起来。汉年善于引话，不知不觉间就将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情报从敌人嘴里套出来。事后，汉年还表扬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哩。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我离开上海，去了江西苏区。直到长征开始后，我从江西回到上海，才又见到汉年。他见到我和一新，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辛苦了。”接着便问寒问暖，还问到我们上山同敌人打游击的情况。我把我们离开苏区以后的情况谈了一遍，一直谈到太阳落山。他听后，动情地说：“你们总算活着回来，又可以为党工作了。我先为你们洗尘，招待你们夫妻下馆子。”随后，他又陪我们到落脚地点博实小学坐了一会。临走时，他还一再叮咛，要我们安心等待，他将设法送我和一新到苏联去学习。直到他去西安工作后，还给我们来信说正在搞护照，准备送我们和王稼祥一起去苏联。这样，我们又在上海做起地下工作来。虽然一晃五十年过去了，但汉年精明强干、热情诚恳、勇于任事的品格和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上海住机关时，被国民党逮捕的陈赓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暂时同我们住在一起，等待组织安排到苏区去工作。

陈赓是我军卓越的高级将领。他从小就在父亲那里学得一身好武功，十四岁投军，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他到苏联学习过军事，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向潮汕进军途中，不幸左腿负重伤，最后辗转到了上海，治好了腿伤。此时，他和一批经过考验的同志从事党的政治保卫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同敌人和叛徒进行了许多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九三〇年后，他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师长，在一次战斗中又了伤，他这次入狱，就是在上海养伤期间被捕的。因为他性格开朗，谈吐幽默，再加上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所以我们都喜欢同他在一起聊天。记得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把大独裁者蒋介石从死人堆里救出来了。”陈赓风趣地说：“那时陈炯明是反革命，我以为蒋介石是跟孙中山闹革命的，谁知道我原来背的是一条狐狸呢？”

原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担任过黄埔军校校长，他和陈赓有过“师生之谊”。蒋介石对陈赓的才能也十分赏识，在黄埔学生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中，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被打得溃不成军，蒋介石差一点要开枪自杀，亏得陈赓冒着枪林弹雨背着他突出重围，总算救了蒋介石一命。为此，蒋介石曾感激涕零地许诺要重用陈赓。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暴露了其反革命嘴脸，从此他俩分道扬镳，蒋介石成了陈赓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就在这次被捕期间，不管反动派是施美人计，还是用“南京卫戍司令”的高官厚禄来引诱；也不管宋美龄屈尊感化，还是校长亲自出马劝降，陈赓大义凛然，不为功名利禄、酒色财气所动，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听了陈赓的话，我们都哈哈大笑，更加深了对他的敬意。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我到江西苏区工作。这次去江西，要从广东、福建绕道，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广东籍的交通员护送我。我们在吴淞口坐上了一艘外国商船，从海上航行了几天到了广东汕头，然后再到大浦、潮洲。我们白天不敢行动，怕被敌人发觉，全靠晚上摸黑走小路，一走就是一百多里。沿途爬山越岭，风餐露宿，有时要冒险穿过敌人埋下的竹签、铁蒺藜，终于从广东到了福建，又从福建来到江西。到江西后，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另派了一位交通员，护送我到瑞金沙洲坝。

这里，离瑞金城很近，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当时，邓颖超任中央秘书长，陈一新任中央机要科长。我来了以后，就在邓大姐的领导下任机要员，负责译电，与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进行电讯联系。邓大姐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时，邓颖超担任我们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她对我们这些小青年要求严格，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党小组会，加强思想教育。她不仅政治上抓得很紧，生活上也关怀备至。每当同她在一起的时候，总使人感到象沐浴在和煦的春风中一样。那时，根据地正处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之中，蒋介石不断发动“围剿”，在敌人的封锁下，给养运不进来，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没有盐，没有粮食，大家只好吃硝盐，吃死马、死驴的肉，很多人都浮肿起来。大约是怕我不适应根据地艰苦斗争的环境，我刚到瑞金不久，邓大姐就找我谈心。她先问了我一些工作情况，接着又关心地问我生活上适应不适应，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后她关切地对我说，这里工作、生活条件虽然与上海不一样，但时间一长就会逐渐习惯的，她告诫我要注意克服困难，增强信心。她的心很细，连一些生活中的琐事都能注意到，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改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天冷了，她看我们穿的衣服单薄，想到译电员工作辛苦，晚上需要值班，便要中央总务科给我们发棉衣。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穿上新棉衣，该是多么不容易啊！可她年过六旬的母亲依旧穿着旧衣服。

当时，中央苏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对外联络十分困难，因此无线电就成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组织及其他根据地进行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而密码则成了核心机密。靠着它，党中央才能及时了解敌人的动态；靠着它，党中央的声音才能及时传到各个红色根据地，领导各地的反“围剿”斗争。可以说，电台和密码已成了中央根据地的生命线。正因为如此，敌人千方百计设法破坏我们的通讯设备。那时敌人经常派飞机来轰炸瑞金，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电台，妄图截断我们的红色电波。邓颖超作为我们的上级领导，非常重视电台和机要科的工作，她经常同我们谈通讯工作的意义，要求我们以党的利益为重，时刻作好通讯联系工作。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常带上密码本和纸笔躲到山上办公。到隐蔽的地点，得爬山越岭，还要穿过荆棘树林，常常把衣服挂烂，腿脚划伤，弄得全身血迹斑斑，但不管多么困难，就是牺牲自己，也要绝对保证电码本的安全。因为它是我们党中央的耳朵和眼睛啊！每到出发时，邓大姐总要反复叮嘱我们，要胆大心细，一定要把密电码保护好，千万不能遗失。有时还亲自动手，帮助我们检查着装，看有没有什么漏洞，直等检查完毕，没有发现什么疏忽的地方为止。记得有一次，我已经藏好了密码，正准备上山，邓大姐走过来关切地问我，密电码放好了没有，会不会掉下来。我把放密电码的地方指给她看。她认真地查看了一番，觉得没问题，这才放下心来。邓大姐工作认真，要求严格，在她严谨细致的作风影响下，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我们总是顺利地完成任务。

长征开始时，我因怀孕，不能跟随大部队行动。毛泽潭指示我们回到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我们只好同留下来打游击的小部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一直随军打到了赣东。这时，战士伤亡很大，张鼎丞指示我们五个女同志（陈潭秋的夫人朱月清，潘汉年的夫人徐幼文，夏曦的夫人赵英，还有黄秀珍和我），原地留下来隐蔽。部队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们，如果被捕，就说是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时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派到江西来参观的。

我们五个女同志离开部队辗转到会昌，躲在山上，没有吃的，就到附近地里挖红薯来充饥；没有房子住，就住在露天野地。一次，我们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野猪窝，里面堆着厚厚的枯枝残叶，躺上去倒很软和。晚上，野猪回来了，嗅到了生人气味，在附近绕来转去，吼啊，叫啊。我们几个人被吓醒了，有的拿棍，有的摸石头，还壮着胆子用手电筒乱晃起来吓野猪，虽然把它赶跑了，可我们身上早已浸出一身冷汗。怕山上的野兽再来，我们只好轮流睡觉。

这时，国民党部队在会昌有一个铲共团，和当地民团一起，常常搜山。一天，他们狂呼乱叫，蜂拥而上，我们虽然四下藏匿，到底还是被抓住，并被带到会昌县城，关在牢里。在此之前，被捕的还有一个在苏区办报的编辑，叫谢然之。敌人审问我们五人时，我们异口同声都说是福建人民政府参观团。敌人不信，就把谢然之拉出来指供。他只认识我，说我是中央译电员。敌人便进一步逼问我的身份，我回答：“家庭妇女，没有翻过电报。”敌人又说，你是陈绍禹的弟媳。我回答：“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当然嫁夫随夫走。”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又去问其他几个女的。她们也一口咬定我是家庭妇女。就这样，敌人一无所获，对我们也不再追问了。

后来，敌人把其余四个女同志押到南昌，关进了国民党的感化院。我因临近产期，被押到了宁都，转交红十字会，并同意出保释放，否则就遣送回安徽原籍。我想，如果回安徽就是重犯了，只好说家里人已不在安徽，而在上海。当时，我确有一个伯父在上海光华火油公司任职，我就给他写了封信。不久，伯父来了信，还寄了钱来，我才被放出来。记得在宁都红十字会医务所时，有一个安徽籍医生，为人忠厚，他听说我被保释，便告诉我去上海的路径。这时，我生大儿子圣宁刚满月，也只好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抱着孩子，只身到了南昌，又转九江，乘船到了上海。

上海，这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现在，我又只身回到这块被殖民化了的土地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在上海我找到了内山书店。这是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在上海办的一个进步书店。我又和潘汉年接上了头，也见到了冯雪峰、邹韬奋。在敌人统治的白区，见到了党的同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一新也到了上海，党组织要把我们一起送到苏联去学习。在等候办出国护照期间，西安事变爆发了，我和一新都很兴奋，我们想到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一定需要很多的干部，觉得还是去延安的好。正好这时，周恩来为国共谈判的事到了上海，住在东方饭店。我和一新去看望他。周恩来虽然工作很忙，可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问长问短，还问到了我们脱险的经过。谈话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我们便提出想去延安工作。恩来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并立刻给李克农写了一封信，要他负责安排我们去延安，并发给三百元钱路费。克农接到恩来的指示，立即作了安排，介绍我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办事处设法送我们去延安。

就这样，我们于一九三七年离开上海，逆江而上，到了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参加了办事处领导的一个训练班，参加学习的还有一部分要求到延安去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董武、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等先后在训练班给我们上课。在武汉约住了一个月，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来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延安，先进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进了中央党校学习。此后，我与一新一起跟随部队转战东北，南下中南，为建设一个人民的新中国而努力工作。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在战斗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为党和人民作过一点贡献，但同伟大的革命事业相比，毕竟是沧海一粟。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只是幸存者。今天，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大业。让我们以先烈的革命精神自勉，实现他们的遗愿，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整理：刘业础 王文豪 台益燕

来源：《红军女战士》

原标题：《党的女儿——皖西革命巾帼英雄故事① 丨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身边》

阅读原文